南方周末: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7 次 更新时间:2013-11-17 1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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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他们都是“上海人”,经常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丑化诋毁的上海人!

   不知你们看过此文后有什么感想?

   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四百六十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四万五千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三倍。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枬,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九三九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五三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一九四十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一九四九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一九四六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一九四七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一九四五年法学士;

   ……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一九一五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着名的法学院之一。从一九三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六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一九四六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一九四九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二九三页,康雅信着)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三十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枬,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一九二九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一九四九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五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枬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二八二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枬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枬的全部值钱家当。

   一九五O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枬,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枬度过二十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一九八O年,周枬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十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枬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枬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十二元钱买的。九十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一九四四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一九三O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一九五七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一九三三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四十九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着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十年,后因宋庆龄说情,六年后才被释放。到了一九八Ο年代,平反。

   高文彬,八十一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一九五二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二十八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一九八Ο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一九六九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一九八Ο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一九八Ο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一九七九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一九九九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三十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二OO二年十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着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八十一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附文: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七十,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一九九三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

   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三十年,从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最后到一九八二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一九八五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一九九Ο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一百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八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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