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的章程，中共换届选举之后召开第一次中央会议，主要确定中共的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主要确定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第三次会议才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抱有期望。
然而，中共每一次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会打折扣，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颁布实施的改革政策，与公众期望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的改革旨在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当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的时候，一定会停滞不前。例如中共建议制定高等教育法，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自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高等教育法虽然早已颁布实施，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却在不断地缩小，原因就在于改革触及到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当初为全国高等院校确定行政级别，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高等院校，可是却导致高等院校的行政化更加严重。
笔者曾组织两岸的学者讨论新闻传播法律制度的研讨会，由于在邀请台湾学者的过程中，没有征求学校台湾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结果导致障碍重重。高等院校之所以要设立台湾港澳事务管理机构，就是要加强对高等院校在这些事务方面的监控。这不仅严重干扰正常学术交流活动，且侵蚀了学校的教育资源，官僚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不断地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使大学教授步履维艰。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既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有打着改革幌子维护既得利益的“改革”。部分经济学者早就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呼吁在充分照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以政策赎买的方式推动改革。现在看来，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自己的利益法律化，执政者提出的各项改革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对改革政策必须“听其言观其行”。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的确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铺平了道路，然而，由于价格改革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出现了许多垄断集团，因此，后来的改革问题重重。1990年代的所有制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少数权贵阶层人士因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成为富豪，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却因为失去劳动岗位陷入困境。
本世纪进行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试图打破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行的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想要通过提高城镇职工的退休福利待遇，逐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然而触及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益，改革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学术界讨论的“延迟退休”方案，实际上是在增加城镇职工负担的基础上，消化中国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积累的问题，普通退休职工又一次承受着中国改革的阵痛。
中共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旨在进一步强化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中共意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改革提高中国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共在改革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提高居民的福利待遇，而是如何化解党内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使得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1990年代的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进入本世纪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则使得社会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试图摒弃以往的改革思路，通过发展经济，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缓和社会矛盾，解决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共试图以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不得已的路径选择。然而，这样的路径选择同样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不可能一帆风顺。
自我改革大不易
中共提出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直接面向自己，面向庞大的执政团队，以及他们背后更为庞大的利益集团。不过，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权力者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把名义上失去的利益重新收回来。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公务员考试大军，不仅昭示着体制既得利益的现实利益有多么诱人，同时也预示着这场改革很可能会无疾而终。1990年代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虽然减少了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却没能减少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虽然减少了国务院职能部门的办公经费，却没能减少国务院整体的财政开支。当改革的方针政策出自国务院行政机关，而不是全国人大的时候，行政体制改革一定会变成形式主义。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行政主导的改革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把行政主导的改革，逐步转化为公民主导的改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各项改革方针政策，改革才能步入正轨。
中国的改革从来都分为两类：面向执政者自己的改革和面向大众的改革。19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公众自发的改革，中共只不过是确认了改革的成果而已。1990年代改革则是政府主导的改革，这场改革面向的是大众，却制造了大问题。虽然经济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但由于是政府投资拉动的，必然导致权力不断扩张。无论是分税制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海外包装上市，都是在不断扩大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权，进一步压缩市场主体生存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试图把改革的方向对准自己，通过自我约束权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如果抱有诚意，这些改革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下去，中国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面向自己的改革是异常痛苦的。国务院提出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国务院各个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改革方案还是商务部的负面清单，都与公众的期望相距甚远。会出现如此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务院各个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充分利用政策的制定权，维护既得利益。国务院领导人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通过技术性的改革，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问题。如果改革涉及到党内的人事布局问题，涉及国务院各个职能部门的人事改革问题，这场改革很可能会被扭曲，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行政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切改革的总开关。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重大经济改革必将出现严重的变形，改革会走向它的反面——非但不能巩固执政党地位，反而使政权变得岌岌可危。
本届三中全会能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开坚实的步伐，能否在涉及到既得利益的问题上向全国人民作出郑重的交代，能否在法律的引导下吐故纳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改革，人们还需拭目以待。当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经济成就津津乐道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居民长期付出的低工资、低福利的沉重代价，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正面临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严酷现实。中国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是中共自身的改革，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中共，改革的结果却让全体中国人民承受。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共给予更大的期望，说到底，改革就是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而政党本身就是一个既得利益。中国人应该学会从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要求中共把一切改革方针政策，纳入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不断地寻求共识并且凝聚共识，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改革惠及普通民众。
作者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