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中国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3 次 更新时间:2013-11-10 22: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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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进入专栏)  

    

   导读: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成功改革是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成功的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大于成功的革命。成功的改革要建立基于绩效而非身份的激励机制,增加社会总产出让有人受益无人受损,从而最大程度降低改革阻力。相反自上而下的修补性改革(王安石式的顶层设计)蛋糕做不大,只是利益再分配。

   在今天不仅仅是企业界、学界、商界乃至于政界,都有一些迷失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最近跑了一些地方,地方政府就问,到底现在应该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

   之所以迷失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忘掉了历史。我最近越来越多地读一些历史,希望从历史中能找到一些方向感。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成功与失败的改革。

   中国最早的一次著名改革是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65年和公元前350年,是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后,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大家一提起来一塌糊涂,这是一个篡权、心怀叵测的小人,不仅篡夺了刘氏的政权,而且还把天下搞得大乱,自己最后也丧命于战乱之中。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西汉的历史,王莽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君王,看到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他想挽救、改变这一危局,于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这个人是志大才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后世儒家就痛骂他。

   在王莽的变法改革失败之后,到了公元490年和499年这个期间,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这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我们在寻找资料的时候,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北魏孝文帝和祖母冯太后所推动的汉化改革、所建立的很多制度,被后来的隋唐所继承。

   再往后比较知名的变法或者改革,就是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年代大约是1069年到1085年的十几年间。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是明朝张居正的变法,但是史学家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居正不能够称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法,他只不过是在朝廷的政策上,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希望提高明帝国的财政效率,这个观点我本人倾向赞同。他对于改革研究的意义,是比不上王安石变法的。

   在明朝张居正之后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清末光绪帝所推动的戊戌变法,在1898年,这个变法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被慈禧太后结束掉了,通过戊戌政变,软禁光绪帝,杀害了六君子,戊戌变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都宣告失败。

   我想分析看一看为什么成功的改革成功了,为什么失败的变法失败了。

   这一头一尾成功的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上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由商鞅变法促进所完成的。邓小平的改革拉开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

   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意义深远,远远超过历史上那些绘声绘色所记载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反而我们看革命,没有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新东西、没有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什么促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新的制度,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而只是统治阶层换了一家人。

   改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革命,实际上从字面、词意上来讲,都是如此,因为革命(Revolve)在英文里的词根是轮回的意思,而改革(Reform)在英文里是重建、重塑的意思。当然本人没有任何贬低革命的意思。

   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中,我又把它分成两类,成功的改革我把它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或者说突破型的改革。正因为这个变法和改革,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所以它成功了。另一类改革就是失败的改革,所有失败改革的目的都不是突破现有体制,而是对现有体制进行修补,来提高现有体制的运行效率,结果它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突破型变法为什么成功?因为它采取了增量改革的办法,突破现有体制来产生和扶持新兴力量,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克服改革的阻力,这是突破型变法的一个指导思想。这个变法要改变的是制度。

   制度的作用是什么?作用一:降低交易成本;作用二:调整激励机制。

   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除了土地以外就是人力,人的激励机制不对头,社会的生产效率、治理效率、政府的行政效率都会大大降低,所以成功的改革突破了制度,进行变法。新法的目的是在于建立基于绩效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基于身份的激励机制。

   变法通过改变激励机制,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实现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只要这个蛋糕做大了,就有可能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改革就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才能够长期地存在下去,改革才可以说是成功了。

   如果改革有人收益、有人受损,它最后一定会转化为政治斗争,因为受损的这些人不会接受新制度,改革的命运就取决于政治斗争最后的结果,一旦改革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斗争,改革失败的命运无法逃脱。

   对比成功型的改革,修补式的变法为什么失败?为了维持现有体系,通过技术性的变化调整来提高现有体制的效率,这样的变法通常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完全依赖官僚体系来推进变法。

   自上而下就是“顶层设计”,王安石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顶层设计”,但是王安石的设计非常之周密,他在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设计,但不管他怎么周密设计最后还是不灵,所以单靠顶层设计是不行的。

   因为顶层设计的结果都是用政府取代市场,从王莽开始,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场,王安石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计划经济者,用政府全面地取代市场,因此这样的顶层设计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样的顶层设计产生的激励机制是伤害效率的。结果是不能做大蛋糕,而把变法从一个做大蛋糕的博弈,变成了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游戏。

   当这个变法变成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受损者一定会反对新法,而在中国古代,受损者主要是官员和豪富阶层,所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当中阻力重重。

   另外一方面蛋糕没有做大,民众也没有得到实惠。因此民众怨声载道,皇帝也罢、宰相也罢(变法者),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既得利益在朝廷中的代表,另外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抱怨。因为新法没有给他们带来实惠。

   结果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注定失败,最后的结果是人亡政息变法失败。推行新法的官员一旦去职,或者说支持新法的皇帝一旦去世,新法就结束了。比如王安石罢相之后,他的新法还执行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宋神宗还在,他还是相信和坚定地执行新法,到宋神宗一去世,宋哲宗即位的时候,就全面地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我们做一下小结,王安石和商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邓小平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商鞅、邓小平这些改革家,在人品上、能力上、权威上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改革。

   王安石自己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得到了宋神宗的长期支持,商鞅得到的是秦孝公的支持,所以他们在权威、能力上都不相上下,人品上也不相上下。

   王安石是一个非常廉洁的人。北宋的改革派和守旧派的争端,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领头人在人品上全都无可挑剔,所以当时的士大夫说,这两个人叫争理不争利,知道这两个人相争,争的是礼而不是利,就说明这两个人品没有什么大毛病。

   但是区别在哪里呢?王安石、商鞅和邓小平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是修补式改革,一个是突破式改革,一个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另外一个依靠新生力量,商鞅依靠的是贫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的是农民和城镇企业家以及城镇职工。

   在改革的推行上,王安石是顶层的整体设计,商鞅和邓小平是顶层放开加基层创新。我想补充一句的就是商鞅变法的很多办法,并不是商鞅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秦国或者说在其他国家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只不过由商鞅拿到秦国做全面推广,像郡县制不是商鞅的发明,废井田、开阡陌也不是商鞅的发明,军功爵位制同样不是商鞅的发明,但是商鞅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拿过来在全国推广。

   这是商鞅做的事,这同样也是邓小平做的事,中国的农业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是小岗村的农民干出来的,中国的城镇经济改革也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傻子瓜子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干出来的。

   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把基层的创新变成政策、变成法律。而且不是整体设计一个完美宏图,这一块儿能干的就先干了。

   前不久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成功就是边缘革命”。这也就是说是在边缘上一点一点地渐进式来推动制度变革,而不是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个月要开会了,给出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

   来源: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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