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日本政坛上活跃着许多政治家族，其数量多、比例高、势力大、影响广，在当代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反映出日本政治制度上的不成熟性。这种政治权力“家族化”现象源于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诱因，其违背了民主的理念与精神，阻塞了人才的选拔途径，劣化了政治决策体制，诱发了政治腐败。为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权力“家族化”现象，需要推动各方面的改革，逐步完善以能力和政策为本位的政党制度以及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民主制度。
二战结束后，在美军单独占领下，日本颁布新宪法，实施民主化改革，实行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实践，如今人们发现，作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诸多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政治家族，相当程度上出现了政治权力“家族化”的现象。日本媒体或学界将这种政治现象称为“世袭政治”，将这些来自政治家族的成员称为“世袭议员”或“二代议员”等。尽管这类政治家是通过所谓“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其形式上继承了前辈的职位、名誉和资产，类似于封建时代的世袭制。这种特殊的“政治返祖”现象体现出浓重的日本特色，成为当代日本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我们了解日本政治生态的重要窗口。
日本政治权力“家族化”的现状与特征
当今日本政坛盘踞着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族，其数量多、比例高、势力大、影响广，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亦绝无仅有。其中不少政治家族历史悠久、纵向代际传承，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而且这些政治家族之间通过横向联姻等手段形成了庞大的“政治集团”，成为掌控日本的重要力量之一。
权力“家族化”的状况。首先，日本从中央到基层拥有许多政治家族。就中央政界而言，现今众参两院共722名国会议员，而活跃于中央政坛的政治家族就多达二百多家，首相和内阁大臣不少都出自政治家族。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任日本首相的14人，除村山富市、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之外，其余11人均出自显赫的政治世家。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自三代从政的安倍家族，弟弟岸信夫是众议员，父亲是前外相安倍晋太郎，祖父安倍宽是帝国议会众议员，外祖父、外叔祖父分别是前首相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冷战后的历届内阁中，平均约有一半的阁僚来自不同的政治家族。第二次安倍内阁18名现任阁僚中，包括安倍、麻生在内，共有11人来自政治名门。
其次，政治家族出身的议员在国会和自民党中也占据很大比率。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战后初期从政的政治家引退或谢世，子女继承政治家职位的现象凸现，政治家族不断涌现。到20世纪80年代，狭义上出自政治家族的议员已占众议院的约三成，即分别来自约140个政治家族。①2012年大选后，480名众议员中仍有111人来自政治家族，占众议院的23.1%，②但从广义的政治家族来看，实际上要远超过此数，约为4～5成，即近一半的众议员有着政治家族的背景。在日本各政党中，自民党的“世袭议员”最多，约占自民党议员总数的一半，分别来自一百多个政治家族，因此自民党也被称为“世袭党”。
最后，就地方政界而言，因无确切统计，全国到底有多少政治家族，估计数以千计。据学者的抽样调查，大阪府、兵库县的86名府县市町议员中，有42人即49%的受访者的父亲或近亲是村长、地方议员或自治会会长；除去自治会长，仍有33名即38%的议员来自地方的政治家族。③另据统计，大阪市议员有86人，其中22人是所谓的“世袭议员”，即约有3成的人来自政治家族。以广岛县的丰滨町、福富町和丰荣町为例，町议员分别为12人、12人和14人，其中来自政治家族的分别有8人、4人、4人，约43%的町议员来自政治家族。④由上可见，通过全国各地的几处抽样统计，大致可以看出日本全国基层政治权力“家族化”的概况，即与中央政界同样，约有四到五成的政治家来自不同的政治家族。
权力“家族化”的特征。首先，日本的政治家族历史悠久，代际传承性强。当代日本的政治家族并非都起家于战后，有些发端于近代明治议会初创时期，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各藩大名。约有120年议会史的日本，四代政治世家并不罕见，三代政治世家约达60多家。五代政治世家代表之一是鸠山家族，原首相鸠山由纪夫的曾祖父鸠山和夫，在明治政府开设国会两年后的1892年第二届众议院大选中就当选议员，截至2009年，鸠山家族四代六人作为参众两院议员在职年数高达135年，超过了日本议会的历史。前首相细川护熙的祖父是贵族院议员细川护立，外祖父是战前首相近卫文麿，他本人成为原肥后藩藩主细川家族的第18代传人，细川家族原本就是古代天皇家族的一个分支。据研究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仍有近六成的政治家族从战前就已是政治家家庭。
其次，日本政治家族的代际传承，不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子女、兄弟，还包括无血缘关系的女婿、养子在内。据2009年6月对参众两院议员的统计，继承政治家族的长男长女占六成、次男次女占两成，其中男性远多于女性。⑤而且，按照旧的家庭传统，家中若无男性继承人，可以通过招婿或收养养子的形式来传承政治家族。在当代政界，改变姓氏，以养子形式充任政治家族继承者亦有不少，如山冈贤次、中川秀直、龟冈伟民等。
再次，日本的政治家族带有明显的地区性特征。一般而言，政治家族大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越是集中。譬如长野县的四代政治世家小坂家族，拥有信浓每日新闻、信浓广播等企业集团，曾祖父小坂善之助自明治政府1890年开设国会时起就当选众议员，祖孙四代连续120余年雄踞长野县，先后当选国会议员，被称为“最强的世袭家族”，可以说小坂家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连续当选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族。前首相森喜朗依托的则是地方的政治家族。爷爷森喜平战前担任石川县根上村村长和町长达28年，父亲森茂喜战后连续30多年担任根上町町长，创造了地方首长任职的最高记录。1969年森喜朗从家乡出马当选众议员，其子森祐喜2006年当选石川县议员。总之，政治家族较多的地区如岛根县、山口县、佐贺县、青森县等，多为大城市圈以外的边远地区。据相关研究，日本政治家族的比例分配与各都道府县的人口密度存在明显的反比关系，即人口密度越高的发达城市地区，政治家族比例越低，反之，人口密度越低的偏远农村地区，则政治家族比例越高。⑥
最后，政治家族通过相互间的横向联姻形成了强大的政治“集合体”。以麻生家族为例，原首相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是吉田茂首相，岳父是铃木善幸首相，妹夫是宽仁亲王，祖母的哥哥的孙女是桥本龙太郎首相的妻子，麻生的大姨夫吉田宽是岸信介首相与佐藤荣作首相的表弟，自然也是安倍晋三首相的外叔祖父，麻生的小舅子（前环境大臣铃木俊一）之妻敦子的表兄是宫泽喜一首相，宫泽喜一首相的儿媳妇的亲姨是鸠山一郎首相的姑娘、鸠山由纪夫首相的妈，鸠山由纪夫的表舅妈是池田勇人首相的姑娘。通过麻生家族，我们可以管窥日本家族政治和裙带婚姻关系的“冰山一角”。
政治权力“家族化”产生的原因与影响
现代议会民主制的日本，缘何会出现看似带有封建性质的公共政治权力“家族化”的现象？原因可以从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利权三个方面做出解释。然而，这种政治权力“家族化”倾向的影响却是全方位的、深刻的。其阻滞政界人才的选拔渠道，劣化了政治决策体质，强化既得利益体制，诱发了政治腐败，扭曲民主精神，侵蚀了日本民主制度的基础。
权力“家族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文化中家族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家族文化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拥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日本，家族观念深厚，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传承祖上家业，光耀自家门楣成为每一代家长的神圣使命。于是，连现代民主的产物—议员也将“政治家”职位看成“家业”，像茶道、歌舞伎等传统技艺一样，作为“代代相传”的“私有物”想方设法传承下去。这种“政治家业”的传承明显地表现为政治家对子女的栽培、教导或扶植。“平民宰相”田中角荣在扶植赘婿田中直纪当选议员后，还是于临终前5个月，带病上阵去自己的选区声援其女田中真纪子，最终真纪子以最高票当选众议员，田中“家业”得以“延续”。据说田中角荣去世时，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两件东西：一块祖传的怀表和女儿以最高票数当选议员的新闻报道复印件。⑦
其次是不完善的选举制度直接导致的结果。政治家的整个选举过程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先是各政党内部推荐、选拔本党候选人，然后才是各党候选人竞选议员职位。在候选人选拔阶段，政治家族子弟可凭借长辈或亲属关系，轻而易举地得到政党推荐，比普通候选人获胜机会大增。据市川太一教授调查，政治家族子弟在初次参选时就得到政党提名的高达82.5%。⑧近年来，自民党和民主党虽然都形式上搞了所谓的候选人募集制，但不少情况下人选都已内定。战后日本选区划分相对固定，政治家族子弟往往都是从自己家乡出马参选。进入正式竞选阶段后，政治家族子弟继承前辈的“政治家业”，即日本政坛常说的三大法宝：“脸盘”、“钱盘”和“地盘”，占据了选举的优势地位。“脸盘”是招牌，代表知名度；“钱盘”是经济实力的象征，是竞选获胜的重要保证。其包括政治资金和家庭财产，特别是无税继承的大量政治资金，实际上已异化为政治家私人“家产”；“地盘”即票田，是父辈议员在选区组建的个人后援会组织，成为选举拉票的重要机器。而对于那些“三无”人员（指无地盘、无知名度、无经济实力）来说，能跳跃国会这个“龙门”的实属凤毛麟角。
最后是现实经济利权的直接诱惑。各级首长、议员等政治公职，自然代表着“名誉”和“地位”，然而更重要的“政治家”无疑是个名利双收、令人羡慕的“高产出”职业。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益驱动下，不少人还是想着让自己的子嗣或亲属来继承这个“特殊的职业”。根据《国会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议员的经费应不少于一般职的国家公务员工资的最高额。按此标准，日本国会议员的薪金，每月约为138万日元，加上年终津贴，一年约2200万日元，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此外还有立法事务费每月65万、政党补助金一年1000万等，待遇可谓相当优厚。⑨特别是因为拥有数额庞大的政治资金，连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每年开销也近一亿日元。只要动动脑筋或手脚，将其中一部分用于个人支出，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级地方政治家的待遇，因地区情况不同而多少不等。据有关统计，日本都道府县议员的平均月收入为99.9万日元，月工资为80.7万日元，市区町村议员的平均月收入为49.5万日元，月工资为40.0万日元，均高于或数倍于日本平均工资31.4万日元（2012年）。⑩此外，日本的地方议员也有其他各种津贴或补助，例如都道府县议员每月都有政务调查费，从25万到60万不等，实际上其成为议员的第二份工资。
权力“家族化”的影响。首先，阻塞了人才的选拔渠道，劣化了政治决策体质。因为政治家族子弟凭借从父辈继承来的“三大法宝”即“地盘、脸盘和钱盘”占尽先机，无形中提高了政界的准入“门槛”，而大批希望靠“努力、实力和能力”以求在政治上施展才华的有为青年，则往往由于没有“人脉、名声和金钱”，最终知难而退。面对日本这种闭塞的社会，《每日新闻》编委牧太郎大声疾呼：“世袭现象实属恶劣……其阻断了社会流动性出身决定了人生。”⑾进而，在这种没有激烈竞争条件下选拔出来的政治家族子弟，不少是养尊处优、能力平庸之辈，他们对普通民众疾苦鲜有切肤之感，更是难以提出卓有成效的对策。面对改革的困局，这些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草莓族”，难以担负改革大任，于是才会有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前首相勉强干一年就“撂挑子”的举动，才会有前首相森喜朗之子森祐喜醉酒驾车、引发事故的丑闻。诚如政治评论家们所言，“世袭政治”横行是造成当今日本政治劣化和国家“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⑿
其次，强化既得利益体制，诱发政治腐败。国会议员与地方议员本应是全体国民和地方民众的民意代表，然而长期以来，出生于政治家族的议员们与特定的后援会组织之间形成了共生性“利益互惠”关系，政治家利用手中特权为选区当地的建筑公司、不动产商或农家等支持者争取预算、谋求利益，而支持者则为政治家募集选票、提供政治资金，形成了“权力交换选票”、“国民税金兑换政治资金”的关系。这种相互依存的“利益绑定”强化了既得利益结构，当地受益者往往想方设法向政治家“进贡”—提供政治资金，以捞取好处，导致政界金钱丑闻迭出；而政治家族的当政者往往囿于后援会的意向，局限于地区或部门利益，难以提出富有创见、高屋建瓴式的政策，进一步僵化了政府的决策体制。
最后，扭曲民主精神，侵蚀了民主制度的基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质，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⒀日本式政治家族“繁衍”的问题恰恰在于，通过看似“民主的选举”，为政治家族子弟继承政治家职位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日本的选举可以说具备公开、自由的条件，但问题主要出在“公平性”上。从1996年小选区比例代表制实施以来，众议院当选率基本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而政治家族的子弟当选率则平均高达80%，两者相差悬殊。这种非公平的竞争必然会打击国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失去对政治的信任，侵蚀民主制度的基础。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众参两院的投票率约由百分之七十跌倒百分之五十，地方选举由百分之八九十跌到百分之四五十的程度。⒁就对政治家的信赖而言，据2010年国际调查项目（ISSP）对3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政治家的信赖度在发达国家中最低，只有7.5%的人相信政治家是在干正事，而62.0%的人认为政治家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⒂无须说，“民主政治”变成政治家族的“家业”，也是导致国民对政治不信任感增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政治权力“家族化”的解决方策
长期以来的政治权力“家族化”现象，在2009年政权交替之际，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各政党纷纷提出解决“世袭政治”的对策，然而面对诸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切实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国会实际上处于“不作为”状态，距明文立法限制政治权力“家族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朝野政党的解决对策。2009年7月，执政的民主党在其政策公约中公开提出“禁止议员世袭”的主张，具体对策是：不承认现任议员的配偶以及三代以内的亲属从同一选区连续参选；通过法律禁止亲属继承政治资金团体。同年7月，自民党在政权公约中也提出要“限制‘世袭候选人’”，“对于引退议员的配偶和三代以内的亲属在同一选区参加候选时，从下次大选起不予公认或推荐”。公明党亦反对进行法律限制，认为每个人“都有择业自由”，“这不是法律规制的问题”，“公认还是不公认，是各党的问题”。⒃
然而，选举口号归口号，能否真正执行就另当别论了。当2012年大选到来之际，自民党好像早已忘记此前的承诺，面对纷纷准备“继承”政治家业的“世袭子弟”，干事长石破茂提出的原则是，“在现职议员引退的选区实行公开募集制，进行党员投票”。这种空洞的形式，实际上等同于“内定”了政治家族的子弟。正如某自民党关系人士所言：“因募集期限短，很难募集到优秀候选人，事实上许多选区都已内定。”⒄如今，民主党在短暂执政三年后，业已沦为在野党，对于限制“世袭”子弟，内部本身意见未尽一致，即使是其提出的限制措施也是针对本党现职议员引退后的情况而言的。至于推动立法限制问题，更变得遥遥无期。
限制权力“家族化”的方法。第一，改变内定方式，实行公平的候选人选拔制度。在政治家族“当家人”直接拜托或利用关系活动的情况下，自民党或民主党现在实行的募集制，往往徒具形式，难以实现真正公平的选拔，最后沦为“内定者”的追认机制。因此，在政党内部，为了切实选拔出优秀的接班人，有必要对志在从政的候选人进行公开测验，通过笔试、面试、演讲和投票，严格地落实公募制，吸纳、选拔有能力、高资质的人加入候选队伍，而不是以出身门第、人际关系为主要标准，给每个人以公平的政党推荐机会。
第二，定期调整选区，禁止政治家族成员同一选区参选。为了阻断政治家族与后援会长期“互利共生”的利益关系，可以仿效英国，通过修改或制定法律，根据选民人数变化定期调整选区区划；定期更换候选人的选区，禁止政治家在本地，甚至是限制同一个政治家在同一选区连续候选；或可以考虑一定时期内（最低20年）禁止候选人在与直系亲属选区同样的地区参选。
第三，修改有关法律，禁止政治家族子弟无税继承政治资金团体。政治家族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是支撑其当选的“钱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选举竞争环境，需要修改《政治资金规制法》，在政治家引退时，解散并清算其政治资金团体，禁止其亲属无税继承大量的政治资金。
第四，改变投票方式，降低政治家族名声的影响。利用先辈政治家的“威名”赢取选票，也是政治家族可以利用的“资本”。日本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还实行以书写名字方式进行投票的国家，对于选民来说，填写陌生人的名字心理上总是多少有些抵触。因此，政治学者山口二郎认为，欲排除无能的政治家族子弟，可进行简单的制度改革，那就是改变选票用纸。只要将选票由书写名字改为记号式，就会降低无名新人的障碍，阻遏政治家世袭。⒅
总之，政治权力“家族化”的现象，本身是后进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不成熟的表现。无须说比起传统文化的影响，民主体制的规范更为重要。为了从根本上杜绝日本公共政治权力“家族化”现象，需要推动一系列改革，逐步完善以能力和政策为本位的政党制度以及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民主制度。
注释:
本文系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转型期日本政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NKZXB1108。
①④⑧［日］市川太一：《“世袭”议员研究》，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0年，第36页，第195页，第273页。
②“世袭候选人当选比例为76%，自民党88人中86人当选”，《日本经济新闻》，2012年12月17日。
③［日］若田恭二：《现代日本政治与风土》，京都：密涅瓦书房，1981年，第33～34页。
⑤［日］稻井田茂：《世袭议员：构造与问题》，东京：讲谈社，2009年，第72页，第143页。
⑥［日］国际大学教授加藤创太（经济教室）：“下次大选与‘世袭’问题”，《日本经济新闻》，2009年7月7日。
⑦王志俊著：《从海部俊树到福田康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⑨［日］本田雅俊：《现代日本的政治与行政》，东京：北树出版，2001年，第27～28页。
⑩日本厚生劳动省：《每月劳动统计调查：2012年结果快讯》，2013年1月31日。http://www.mhlw.go.jp/toukei/itiran/roudou/monthly/24/24p/24p.html
⑾［日］牧太郎：“不愿声张：恶劣的世袭现象”，《每日新闻》，2007年9月18日。
⑿［日］森田实：《政治大恐慌：噩梦般的政权更替》，BUSINESS社，2009年，第145页。
⒀［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⒁财团法人光明选举推进协会主页，http://www.akaruisenkyo.or.jp/070various/
⒂“图鉴：世界各国国民如何看待政治家”，http://www2.ttcn.ne.jp/honkawa/5212a.html
⒄“安倍自民党的‘曾经之路’”，《朝日周刊》，2012年11月2日，第120页。
⒅［日］山口二郎：《政治机制读本》，东京：岩波书店，2009年，第72页。
作者简介：乔林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