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林生:试析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与日本核政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 次 更新时间:2019-07-19 06: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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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林生  

   内容提要: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认识与参与,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认识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所谓“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无核三原则为代表的“无核”政策,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与追求自身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兼具多重性与矛盾性为特征的日本核政策。从战后70余年日本核政策来看,“无核”政策只是表面原则,“依核”政策亦是权宜之计,“潜在拥核”才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核心政策。从该意义上说,日本不是“无核国”,亦非“弃核国”,而是一个“潜在拥核国”。就其核政策的影响因素而言,相较安全、规范、外交等因素,国内政治,特别是保守政权的认识和意图是内在性的主导因素。

   关 键 词:日本核政策  核不扩散体制  潜在拥核  无核三原则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的成员国、受美国核保护的国家以及无核国家中唯一拥有核燃料后处理和浓缩铀设施的国家,其核政策动向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关于日本核政策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从文献资料方面来看,先前研究囿于资料限制,未能清楚地阐明日本核政策的特征。日本到底是一个“无核国”、“弃核国”、“依核国”还是“拥核国”?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大致可分为三类:(1)大多数学者认为二战后日本和平利用核能,坚持无核三原则,倡导核裁军,奉行了无核化政策。①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外交军事角度进行探讨的,未指出日本利用核电与追求核武之间的关系。(2)重视日本“依核”政策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日本与美国签订核密约与常态化地运入核武,使得无核三原则流于形式。②然而,该类研究在阐明日本依赖美国、追求外在核保护的同时,没有进一步揭示日本保持核武制造潜力的自主路线。(3)关注日本拥核动向、核潜力或核战略。一般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核武装论兴起,核武潜力提升,但在可预见时期内日本不会选择拥核战略。③这些研究多从微观技术与宏观战略层面展开,缺乏从政策连续性的角度对日本政界的核认识以及与核政策密切相关的核能、航天方面的法律政策变化展开深入探讨。其次,从研究视角方面来看,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美中等核大国与NPT体制的研究,对日本与NPT体制关系的研究较少,缺乏系统分析,对影响日本核政策的制约因素的探讨亦存在不足。④这些研究往往强调安全环境、规范效应、外交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对国内政治因素关注不够。

   本文拟运用日本、美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国会记录以及政治家的回忆录等资料,系统地论述在不同阶段日本与核不扩散体制的关系,阐明日本核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而指出日本核政策的特征,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

  

   一、核不扩散体制与日本核政策的演变

  

   美国学者马克·阿姆斯特茨认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个政策,也往往反映出多重内涵:(1)反映意图的政策,(2)公开宣布的政策,(3)实际操作的政策。(1)反映的是政府的真正利益与目标,(2)是政府官员精心阐述的政策,(3)是政府实际采纳的对外政策。⑤其中有的公之于众,有的秘而不宣,理论上说三者应当一致,但实际上往往未必如此,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NPT体制下日本的核政策,恰好是体现一国对外政策多重内涵的典型案例。

   战后NPT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日本对核不扩散的认识与对核不扩散体制的参与,也随国内外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认识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日本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无核三原则国策共同构成了“无核”政策,其与依赖美国核保护的“依核”政策以及追求自身核武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具有多重复合性的日本核政策。

   (一)消极认识阶段(1952-197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总司令部及远东委员会明令禁止日本进行核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利用。⑥随着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日本核能研究全面解禁。到1970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止,日本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追求核武器制造能力,也在同盟体制下寻求美国的核保护,并未积极反核,对加入NPT体制亦态度消极,甚至尝试进行过消极抵制。

   在核不扩散体制的形成过程中,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首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对于核试验问题,日本政府起先表示支持和理解。1954年“比基尼事件”曝光,吉田茂内阁仅要求美国对氢弹试验给日本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并未要求停止核试验。1955年11月,日美两国签署《关于非军事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成为日本介入核研究开发的契机。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才向美苏等国传达了希望停止核试验的要求。对于无核区问题,日本态度冷淡,特别是反对在亚太地区建立无核区。日本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同样持消极态度,从1962年开始,在联合国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宣言”连续投出弃权票。

   1959年联合国通过爱尔兰提出的“防止核扩散”决议,核不扩散成为20世纪60年代国际裁军谈判的重要议题。1965年8月,当美国提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提案”后,日方反应冷淡。1966年2月,外务省事务次官下田武三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无法接受拥核国家不减少核武器、只要求无核国家不要拥有核武器的做法。我们无法赞成这种大国本位的条约。”⑦

   在考虑是否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前,佐藤内阁首先想要确保获得美国的核保护。佐藤在1965年和1967年访美时都向约翰逊总统要求提供核保护伞,并得到了美方口头承诺。⑧于是,1967年12月,佐藤在众议院正式提出“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1968年1月,佐藤在施政演说中进一步提出“四大核政策”,即坚持无核三原则、促进核裁军、在日美安保体制下依靠美国核遏制力、促进核能和平利用。⑨四大核政策涵盖了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的基本立场,标志着日本核政策正式形成。

   日本实际上并不想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尝试进行过间接抵制。1968年7月,该条约开放签署,日本并未签字。据日本外务省、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在日方提议下,1969年2月,日德曾就该条约在日本箱根举行过秘密会谈,日本希望联邦德国协助,寻求推翻该条约的方法,以获取拥核机会。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部长铃木孝在会谈中表示:“日本因宪法第九条,不能拥有战争力量,所以研究和平利用核能,开发火箭技术,对此谁也难有异议。什么时候我们若认为有必要,便可将核能与火箭结合起来,很快造出核武器”,“即使国际上对之严密监视,日本也可提取制造核弹头的基础材料”,而且,“日本和联邦德国应与美国保持距离,追求更加自立的道路”。⑩最后,联邦德国并未支持日本,翌年联邦德国总理府副长官巴尔忠告日本外务省国际资料部调查课课长村田良平:“日本与德国不可能获得(免除条约义务的)特别待遇。”(11)直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前一个月,佐藤首相才签署了该条约。

   日本在追求核保护伞与研究是否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同时,从1966年到1970年间,内阁调查室、防卫厅、外务省等机构对利用核电设施进行核武装的可行性进行了多方调查研究,基本上都认为当时日本不适合发展核武器。(12)然而,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显示,1969年9月25日,外务省外交政策企划委员会制定了绝密报告《日本外交政策大纲》。该大纲指出:“关于核武器,不论是否参加NPT,当前都采取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同时,要一直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潜力。对此不容掣肘。”(13)可以说,这才是日本核政策的真实内涵,标志着日本正式确立了潜在拥核路线。

   (二)初步参与阶段(1970-1995年)

   从1970年日本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到冷战结束,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参与,表面上积极,但政策多停留于外交口号,比起呼吁核裁军,追求美国核保护的路线进一步明确,并切实加强了自身研制核武器的潜力。

   1970年日本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在多边场合公开倡导核不扩散与核裁军。1978年5月,外务大臣园田直在首届联合国裁军大会上就核裁军问题阐述了日本的基本主张:(1)停止核军备竞赛,希望美苏就削减战略核武器早日达成协议;(2)强化核不扩散体制,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核不扩散;(3)在具备条件的适当地区设置无核区;(4)希望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达成协议,也呼吁中国、法国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14)

   然而,日本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不甘心永远处于无核国地位。1993年7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美国等要求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有日本不同意。首相宫泽喜一坚持认为:“NPT的重要性已充分认识,但无限期延长,从理论上说是可笑的。可以延长相当长时期,例如延长15年或20年如何?”(15)但是,面对冷战后国际局势趋缓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之后日本政府又不得不改变态度,支持无限期延长该条约。

   从双边关系角度而言,这一时期日本也欲进一步确保得到美国的核保护。1968年佐藤在国会上首次表明依靠美国核保护伞之后,1976年10月,日本制定《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对于核武器威胁,依靠美国核威慑力”的方针。(16)1978年11月,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指出:“美国保持核威慑力的同时,前沿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并保持其他增援部队。”(17)日本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安全合作机制,来获得核保护伞。

   日本在推进核电利用的同时,又进行了两轮核武装问题研究,并切实加强研制核武器的潜力。1981年7月,日本防卫厅下属的防卫研修所(现防卫研究所)从技术层面对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进行了第二次研究,最终完成的《核武器装备问题报告》认为,日本能够制造核武器,但运载工具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工业及技术基础设施将不堪重负。(18)20世纪90年代中期,防卫厅又从军事战略角度进行了第三次秘密研究,1995年1月完成的报告《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认为,日本独自发展核武装绝非上策,其一,有可能导致核不扩散体制崩溃;其二,将被视为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不信任;其三,将引起国内政治混乱,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成本。(19)

   即便如此,日本在潜在拥核思想的指导下,依然推进了高速增殖堆、新型转换堆与乏燃料后处理的建设开发。1977年东海村后处理工厂成功运转,建成高速增殖实验堆“常阳”,1978年建成新型转换堆“普贤”,1979年冈山浓缩铀实验工厂开工运转,1983年开建高速增殖堆“文殊”,1986年自主研发的H1火箭发射成功,1993年开工建设青森县六所村后处理工厂。可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生产与运载核武器的技术性课题已基本解决。

   (三)自发倡议阶段(1995年—)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无限期延长后,日本在多边领域利用NPT体制,表面上倡导核不扩散政策,推动核裁军,积极寻求发挥所谓“主导作用”,同时在日美同盟体制下不断谋求强化核保护伞,特别是在核能利用上继续完善技术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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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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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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