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中共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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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  

 

一、历史的三峡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给予中国近现代历史深远影响的领袖人物,有着完全迥异的性格特征。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充盈在他那些汪洋恣肆的诗歌当中,庄子和李白的影子时时浮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仿佛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他。毛泽东说话平易,生活方式简朴,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和时时显露出来的幽默感。古人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同样,毛泽东的不拘小节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当着外国记者的面也是如此。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79: p69)曾真实地记录到,有一天“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翻找衣服里面的虱子。

另一方面,蒋介石给人的印象却是另一番模样,言语乏味,行为刻板,面无表情,严格自律。曾亲眼见到过蒋介石演讲的黄仁宇评价说,蒋介石“动作缓慢又刻意”,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黄仁宇, 2001: p228)。从二十世纪30年代开始,蒋介石一反青年时期的作为,彻底戒除烟、酒和赌博的嗜好,仅有的娱乐就是散步,每日与夫人一起做基督教的祷告。蒋介石把晚清名臣曾国藩奉为终身楷模,讲求“内圣外王”,执着于“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他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日记中到处充满着他的反省和自我批评(Brian Crozier, 1995)。

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曾经多次见过蒋介石,也很熟悉毛泽东,他对两人的观察是很有意思的:

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泽东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泽东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从各个方面来说,蒋介石都是一位讲风纪、有条理的人。用“整齐”和“清洁”来形容他给人们的印象,这是毫不过分的。毛泽东恰好与蒋介石相反,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报。如果以书桌的整齐清洁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办公人员是否合格的话,那毛泽东准是不及格的。毛泽东的杂乱无章和蒋介石的井然有序,毛泽东的漫无拘束和蒋介石的循规蹈矩,都造成鲜明的对比(Richard M. Nixon, 1984)。

同样,对于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人们的印象也是截然不同的。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国共两党的状况显然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组织松散,纪律涣散,上层颟顸腐败,下层脱离社会,造成军队丧失士气,社会经济政策糟糕,官僚主义横行;与之相反,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干部清廉,作风民主,政策运用自如,善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这些情况不但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心知肚明,而且抗战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洞若观火,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亦对中共称赞有加(Tang Tsou, 1997, 杨奎松, 2009: p12-17)。

王奇生(2003: p356-357)认为,国共两党的组织差异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已经很明显了,两党若仅仅比拼组织力,不夹杂武装力量斗争的话,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时间还会提前很多年。对于国共两党的组织差异,王奇生(2003: p357-358)曾做过一段很透彻的总结: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空前扩张,但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4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技能和活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推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当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国民党从来不是也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的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

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其控制只能及于政治表层,而未能深入社会内部。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权力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现状。

这段话实际上从三个层次批评了国民党组织形态,肯定了共产党的有效做法:第一个层次是党组织本身是否严密,内聚力是否强大,意识形态是否统一,上级指挥下级能否如臂使指、灵活顺畅;第二个层次是党组织在整个政权中能否发挥核心作用,真正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政治、军事或经济机构当中;第三个层次是党组织能否深入社会内部,改造社会而不是被各种社会势力所侵蚀。国民党在每个层次上都表现欠佳,无法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性力量,更无法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相反,共产党在每个层次上都取得了成功。

如果把领袖与政党之间的组合加以综合考虑的话,那么民国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就呈现出一幅奇异的、引人遐思的图景:共产党方面,一位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领导人操作着一部严丝合缝的政党机器,飞速运转;国民党方面,一位不苟言笑、刻板严肃的领导人,拼命驱赶着一辆东倒西歪的牛车蹒跚前行。一位领导人以意识形态统率下属,集中精力锻造一架强大的组织机器;另一位领导人则在组织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力图用传统的道德力量约束部属,包括以身作则,重用黄埔系、浙江人,与各色人等进行兄弟结拜等等。这种治国理念的差异令人印象深刻。

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1999)注意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始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农民反抗运动,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达到高潮,两次运动的指导思想都来自的西方知识资源,而非中国传统,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迈斯纳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观察中国政治的,事实上,近现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组织手段又何尝不是学自西方。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源自西方,而国共两党的组织模式都在模仿苏俄,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只是中共的学习和创造更为成功(王奇生, 2003)。

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呢?答案或许在于,近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如此之严重,由“修身齐家”延及“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做法,已远远不敷使用;唯有借助于现代思想和现代组织手段,锻造强大的组织工具,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才是最具成效的解决之道(Pavel Osinsky, 2010, Theda Skocpol, 1998, 李泽厚, 1987, 邹谠, 1994)。

自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大潮裹胁之下,不得不从传统的帝制和小农社会,转变为以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化“走兽”为“飞禽”的艰辛过程,非两百年以上无以完其功。又譬如行船于长江三峡的惊涛骇浪之中,江水湍急,两岸枯绝险峻,稍有不慎就可能葬身鱼腹,而一旦顺利过关,前面就再无别的险阻(唐德刚, 1998)。在这样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中,个人、组织、政党乃至政权的兴衰荣辱都取决于历史的主调,而国共两党的命运也被操持于历史之手。黄仁宇(1994: 5-6)写到:

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做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未有。而紧接着又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其程度与范围亦超过于隋唐之均田。兹后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共三十年仍未有定局。当中经过“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之酝酿,最后才有邓小平所主持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不复为一个坏名辞,已可以在北京的《人民日报》露面,甚至作为标榜。

……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成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各事物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所以在“权利与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将前者蜕变而为后者,有等于脱胎换骨。首先即须创造一个高层机构,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阻碍交换之成份,使各种因素能接受权利与义务之摊派,然后才能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因为牵涉广泛及于全民。干预之程度又深,影响到各人思想、信仰、财产、职位,以及衣食住行,所以每一国家必受有内外至大之压力,才如是豁然改图。在过程中也难免流血暴动,并且旷日持久。……

 

二、漫长的革命

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一个叫三座门的地方,一字排开了54门准备就绪的礼炮。下午3点整,礼炮发出28次震天动地的响声,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礼炮之所以选择28响,而不是世界通行的21响,寓意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28年的奋斗历程(许述之 & 单纯刚, 2009)。很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曾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体育之研究》,当时他的笔名叫做“廿八画生”。“廿八”者,二十八也。

在这篇《体育之研究》里,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把个人身体素质与民族兴旺联系在一起(毛泽东, 1917)。文章认为体育锻炼的宗旨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即追求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强健,这样的修身之道已经明显有别于传统。1921年,毛泽东参与组建共产党,他的兴趣早由传统哲学转向共产主义,开始致力于组织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最初参加革命之时,毛泽东及其同伴们一定没有想到革命的过程竟然如此的漫长,更加不可能料想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另一个28年里,中国共产党仍然要继续保持其革命精神,甚至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著名口号。

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思想准备,但对于革命的艰苦性与残酷性,他们似乎早有预感。1927年3月,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写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 1991a: 17)。

在这篇报告完成不久,中国共产党就遭遇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国民党血腥的“清党”和“分共”,导致被杀的左派人士和群众达到31万人,其中包括汪寿华、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等著名人物在内的共产党员2.6万多人,再加上脱党从而使中共党员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1: 232-233)。

形势危急,中共遂在仓促间展开了凌厉的反击,以手中掌握的有限资源谋求全国武装总暴动,其急迫心情反映到党的文件里,甚至要求农民暴动时应“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1: 250)。南昌、广州等地的城市暴动陆续失败,而农村的暴动则由于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呈现出极为惨烈的景象:

[在海陆丰]暴动的农民为了发泄心头之恨,抢食地主士绅的遗体,有时则强逼地主士绅吃自己或家属的四肢或心肝。有钱人即便幸存下来,也必定被扫地出门,靠乞讨残羹剩饭度日。

另一方面,士绅地主报复起来,绝对不比一般农民文明。……[在皖西]凡是有“共匪”嫌疑的男人,酷刑之后,挖眼割鼻,切断四肢,再开胸抠肺,挖取心肝。为了加重死者的痛苦,采取凌迟手法,死后还暴尸不葬。至于女性,则百般侮辱以后,再卖到远方妓院(陈永发, 2009: 248-249)。

面对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的担忧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而解决之道则是由内及外的,即建立坚强、严密的党组织,再以党组织来领导革命工作。

中共早期主要由知识分子、小地主、小资产阶级等构成,后期发展了大量的农民党员,如何把非无产阶级成份改造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和勇敢的革命战士,是组织工作的头等大事。为维护党组织的纯洁,党要对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分子、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分裂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批判和斗争,并使之成为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内斗争的常态。

锻造革命党员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在红军时期,维护党组织纯洁的措施曾过于极端,导致肃反和反AB团的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党员和干部。直到延安时期,中共才发展出一套党内整风的办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求得党内团结,而不必从肉体上消灭(高华, 2000, 刘少奇, 1981: 178-217)。如今再去读瞿秋白(1973)和韦君宜(1998)等人的回忆录,书中那锥心泣血的心路里程,党的信仰与原有思想倾向之间的搏斗,无不让读者感受到他们当时内心深处的挣扎和颤栗。

中共的组织纪律性,在内部体现为高度的团结与一致,在外部体现为对军队、政权、群众组织以及社会活动的统一领导。从早期的“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到后来“一元化领导”,中共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领导方法(陈丽凤, 2008: p94-119, 庞松 & 韩钢, 1999)。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可以牢牢地控制国家机器,并运用权力彻底渗透到社会底层,彻底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全新的社会结构。

对于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穷困者而言,中共带来的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被形象地称做“翻身”:

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William Hinton, 1980: p1)。

是的,“翻身”,不仅仅是农民,还有无数的学生、工人、小商贩、知识分子等等,都被这句简单的口号吸引了。中国共产党正是由此获得了力量的源泉,进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政权。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数十名党员的小团体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万党员和数百万军队的大党,从最初的无处立足到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乃至夺取全国政权,从最初怀揣革命理想到最终可以按照党的意志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四个时期,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然而当胜利最终来临的时候,中共领导人竟然有些措手不及。的确,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际,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力量空前膨胀,声誉如日中天,又有谁能料到中共在短短三四年之后竟能将其打得一败涂地呢?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的心情必定是激动而又豪迈的。那时他认为,较之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是一项更为艰辛而伟大的工作。夺取全国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一场大戏的序幕,“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毛泽东, 1991b)。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果说稳定经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这些政治运动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乱世用重典”,而“一五”计划类似于照搬苏联模式,那么,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则是中共试图走出一条独特道路的首次大规模尝试。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高度渗透和控制,使其能够随心所欲地调配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资源办大事,这种动员能力在大跃进当中达到了顶峰。在大跃进运动中,各地纷纷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手段管理劳动者,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即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当时工农业生产竞相放高产卫星,天文数字一般的高产记录令人头晕目眩,全国上下形成的这种炙热气氛,让人感觉仿佛距离共产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李锐, 1999: p154-157)。

当时《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一首名为《吃饭不要钱》的诗,诗中写道:

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说来不相信,饭菜进了肚。想起从前事,不觉心酸苦。从前生活难,天天做苦工,顿顿吃不饱,牛马都不如。烈士流鲜血,浇出胜利花。粮食庆丰收,办起大公社。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毛泽东(徐迟, 1958)。

大跃进运动的主旨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但其方法和手段依然是革命年代的传统做法,可以说是以搞革命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大跃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工业领域的过度投资,大炼钢铁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滥砍滥伐,城市人口的剧增,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计划出现重大偏差,农产品产量急剧下滑,再加上粮食分配制度方面的失误,导致了空前的大饥荒。据估计,在大跃进及随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因饥饿引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2000-4000万(Jasper Becker, 1996, 曹树基, 2005: p281)。薄一波回忆道: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饿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薄一波, 1993: 873)。

面对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领导人仍然未能摆脱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他们的头脑依然固守着一种革命者的思维。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封建势力和其他反动势力作怪。当时河南信阳曾爆发了群众大批饿死的严重事件,即著名的“信阳事件”,而中央的正式定性却是反革命复辟,民主革命不彻底,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以致被敌人利用进行的阶级报复(赵定远 et al., 2006)。正是在这种惯性思维之下,毛泽东才会于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迅速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心挖出城乡干部中的腐败分子,防范修正主义。

紧接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是文化大革命,这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激进主义的顶峰(余英时, 1990, 1994)。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共内部的路线斗争已经上升到无法以正常手段解决的地步,党和国家存在着被资产阶级夺权和走向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亲手写到: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原则分歧与个人斗争的交织作用下,毛泽东决心运用其长期革命所积累的崇高威望,直接诉诸于人民群众,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转眼之间,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农民被动员起来,接连砸烂毛泽东及其同事以毕生精力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甚至中国共产党本身也被冲垮(Roderick Macfarquhar & Michael Schoenhals, 2006)。如同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观察到的,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为了追求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甚至违背了一生所坚持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否定毛最喜欢的那些原则。他一贯坚持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极大程度地使党的干部士气低落,并摧毁了他们在群众眼中的权威,而恢复这些权威则要花费去多年的时间。毛特别注意党对枪杆子的领导,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军人控制了新组建的党的机构。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却在事实上被奉若神明。毛始终提倡“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而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迅速地清洗了他的许多从前的同事,随之废弃的是那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实践(Roderick MacFarquhar, 1989: 2)。

如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75)遗著的标题所表明的,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不断地想要彻底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光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勇气是不够的,显然还需要别的东西。

 

三、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中国人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通过文革, 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中国人试图以最激烈的方式向传统中国告别,可到头来人们却发现,传统的阴影始终如附骨之疽,从未远离这场运动,而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允诺也宛若镜花水月一般难以实现。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这首名为《一代人》的诗,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想想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位白天用锉刀锉零件、晚上夜读《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不就在囹圄里思索中国未来的走向吗?对于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而言,1973-1975年的复出不过是牛刀小试罢了。

不只是邓小平,还有无数个小人物也在苦苦思索,包括因各自写了名为《中国往何处去》而锒铛入狱的湖南人杨小凯和四川人牟其中。后来,杨小凯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精研数理经济,终成一代经济学大师;而这位忧国忧民的牟其中,竟抓住改革开放的时机上演“罐头换飞机”的大戏,一跃而成为最早的中国首富之一,又因经济问题而再度入狱,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活化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共高层做出的改革开放之举,自然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

中国向何处去?中共高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高度实用主义的,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陈云, 1995: 279)。

与“摸着石头过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两者都充满了实践的智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要避免重演,重回计划经济黄金时代的愿望难以实现,还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走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谨慎地探索、摸索甚至试验就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对于这种“不得已”,刚开始党内不少人显得迷惑不解,胡耀邦后来曾就此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

有同志问:能不能开出一套什么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来?我们说,这种预先设想好的一套现成答案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我们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通过实践来丰富我们的知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理论要由实践赋予活力,要由实践来修正,要由实践来检验。还有人说:既然没有一套现成答案,那就按照国际上某一种模式好了。我们说这是行不通的。各国情况不同,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避免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象我国这样经济文化底子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遇到一系列特殊问题,不能不采取一系列特定的适应本国条件的步骤(胡耀邦, 1984: 7-11)。

在胡耀邦这段著名讲话中,任何理论都只具有方法论意义,而无法给出具体的社会主义蓝图,一切都要靠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僵化的教条都必须抛弃,一切真理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换言之,必须要解放思想,因为解放思想是各色各样的突破、创新和试验的首要条件。所以,当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投给《光明日报》时,就注定要得到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沈宝祥, 2005)。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会议上“摸到”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最大的一块“石头”,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在于其解决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意识形态困境,解释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有异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社会主义”表明了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共产党的宗旨,而“初级阶段”则承认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从而赋予执政者极大的政策转圜余地,不必固执于“一大二公”。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党的基本路线当然应该是: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这个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当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邓小平启动的这场变革之所以被叫做“改革”而非“革命”,就意味着变革是有其底限的,那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原则性的规定,是相当模糊的,改革开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违背呢?这个问题可不易回答。中国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左”与“右”的摇摆,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等,均来源于此(杨继绳, 2004)。在政治的原封不动与经济的突飞猛进之间,潜藏着裂痕。

在经济改革领域,涉及政治红线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所谓“洋浦事件”。1988年,海南全省被划为经济特区。1989年,海南西北部成立了洋浦开发区,海南省打算一次性出让30平方公里给外商70年,由外商成片开发。当时海南全年财政收入不过4.2亿,中央没有额外的财政拨款下来,海南要想“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台湾80年代的水平”(邓小平语),除了引进外资,似乎别无它途(杨时旸 & 杨正莲, 2010)。然而,这一今天看来是毫不稀奇的单纯经济行为,在当年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保守派人士言辞激烈,“在中国本土又将出现相当于旧北京内、外城三分之一面积的,长达70年的外国租界地,并有引狼入室,开门揖盗之嫌”。按照这番逻辑,当时的政府岂止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简直连当年致力于收回租界的国民党政权都不如,丧权辱国之至。在20多年前,这种政治定性的压力之大,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1989年4月,全国多个省市出现了针对洋浦开发区的游行抗议事件。在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游行当中,还有学生打出了“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杨时旸 & 杨正莲, 2010)。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70年代末直到如今,意识形态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只是1992年之后,这些争论对于实际政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弱了(马立诚 & 凌志军, 1998)。在1991-1992年,吃够争论苦头的邓小平以90岁高龄巡视南方,重启改革进程,途中提出了著名的“不争论”观点: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 1993: 374)。

“不争论”主要指的是经济政策,邓小平认为在经济领域,四项基本原则给改革开放让路,几乎所有政策都不需要争论,放手去做。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关于私营企业家入党问题的广泛争论,以允许入党而告终,就表明了这一点。

在政治领域,情况有很大不同,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明显大于改革开放,政治改革被要求必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前提下逐步推进。1979年3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3个月,邓小平即针对西单民主墙等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限定政治领域的边界。

1980年,邓小平初次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谈话,曾引起广泛关注。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一种集体决策制度,遏制个人专断,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其次是培养年轻一代的接班人,形成制度化的交接班程序。还有一点,就是提高党政部门的行政效率和管理水平,解决的思路就是党政分开(邓小平, 1994: 320-343)。到1986年,邓小平更加注意从经济的角度谈政治改革问题,“现在经济体制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是他也坦承“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邓小平, 1993: 176-179)。

二十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诗歌和哲学的时代,连市井里巷的普通人都在讨论文学主体性、存在主义、生与死等不食人间烟火的问题,公园里举办诗歌朗诵会能站满了人,李泽厚等学术名人受到的礼遇远超如今的演艺明星,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著作竟然变成了畅销书(查建英, 2006)。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对政治改革也开始产生了种种浪漫的想法。

到1987年时,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此时国家选择以“党政分开”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赵紫阳(1988)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明确指出,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因而用党政分开的办法理顺党政关系就变得非常必要。事后看来,这样直面问题的勇气固然可嘉,但突破口的选择却有待商榷。

1989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其后果之一就是让政治改革的方向发生了转变,步伐也更加放缓了。1986-1989年,思想界争论的最热闹的政治问题是新权威主义和民主的取舍,是为了经济发展暂时集权还是走民主化之路(罗晋辉, 1989, 张式谷, 1989)。到了90年代,类似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这样的学界争论再也无法掀起社会波澜(公羊, 2003),一股反思、告别革命的潮流逐渐占据主流(李泽厚 & 刘再复, 2004),欧洲大陆的积极自由理论让位给英美式消极自由,法学家、社会学家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思想理论家渐失影响。

1992年以后的几年是全民经商的时代,“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很多政府中下级官员们纷纷脱去官服,“下海”经商(吴晓波, 2007)。时至今日,这批“92派”商人依然是中国工商界的主力。在这几年里,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苏南集体企业开始转型,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大批国企工人开始下岗。新闻里在宣传,市场疲软说明我国从卖方市场过渡到了买方市场……

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巨变而来的是新一轮的意识形态争论,90年代中后期,左派抛出了多份影响巨大的“万言书”,阻挠改革的进程,其中一份甚至讲到:

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通知,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感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马立诚 & 凌志军, 1998: 250-251)。

这份万言书的后果,用名记者马立诚和凌志军的说法,叫做“京师震恐”。随后展开的有关“公”与“私”的意识形态争论,不独“京师震恐”,而且震荡全国。幸而,改革的声音最终占据了上峰,中央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要“抓大放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1998年还开始了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朱镕基, 2009: 8)以这样一句话表达了改革的决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到二十世纪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20个年头,经济发展的态势保持的比较好。然而,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Kevin J. O‘Brien & Lianjiang Li, 2006, 陈桂棣 & 春桃, 2004, 何清涟, 1998, 应星, 2011, 于建嵘, 2010),农村干群关系紧张,黑恶势力横行,群众上访的情况增多,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城市下岗工人日益增多,围堵政府大门的情况时有发生;因土地拆迁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也越来越多……

社会问题激增,有学者由此甚至提出,中共应当扭转以经济为中心的路线,把制度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实现第二次转型(胡鞍钢, 2002)。进入新世纪之后,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虽然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问题,开始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推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启了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进程。

但是,中国社会潜藏的矛盾依然未被根除,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左”与“右”的持续争论。在“右”的一方看来,当今的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有很多“硬骨头”需要啃下来,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领域,还有无数个问题需要通过改革的手段来解决,说白了,就是经济自由化。在“左”的一方看来,当今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改革上,改得越多越糟糕,现在已经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天下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困难谁来解决?毛主席数十年前关于社会各阶层的分析现在又有了用武之地,说到底,平等是第一位的。

一些人想要继续做大蛋糕,另一些人希望尽快平分蛋糕;一些人要公民权利,要自由,另一些人要人民专政,要平等。这私底下的利益之争,到摆在桌面上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纠缠不清、吵闹不断,居中而立的领导者该如何办呢?能否像二十世纪90年代初的邓小平那样,做到“不争论”呢?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又该怎么办呢?

在“左”与“右”的争论甚嚣尘上的今天,乐观情绪是很难产生的,中国的未来有赖于中共领导人解决压力的信心、能力和道路选择:

[中国]一方面出现了生机盎然、活力四溢的经济和社会,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着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僵化的政治体制,两者之间的裂隙愈来愈大。可以认为,这种不对称将会严重阻碍中国长远的健康发展和稳定。

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问责性和回应能力,以及充分透明的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在改革时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压力,其严重性被总的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率掩盖了。这些压力包括:不断上升的城市失业率、不断加剧的城乡收入差距、广泛蔓延的官员腐败、起伏不定的银行系统、艾滋病的隐现,等等。尽管中国的新领导人下决心要积极应付这些挑战(以及其他挑战),但他们运用的那套治理方法能否凑效,绝不是一目了然的(Richard Baum, 2009)。

 

李国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Baum, Richard. 2009. “中国的”温和权威主义“改革之路,” 熊景明 and 关信基, 21世纪初的中国.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8.

Becker, Jasper. 1996. Hungry Ghost: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Crozier, Brian. 1995. 蒋介石.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Hinton, William. 1980. 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北京: 北京出版社.

MacFarquhar, Roderick. 1989.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二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isner, Maurice.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Nixon, Richard M. 1984. 领袖们. 北京: 知识出版社.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sinsky, Pavel. 2010. “Modernization Interrupted? Total War, State Breakdown, and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1(4), 576-99.

Skocpol, Theda. 1998. 国家与社会革命. 台北: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Snow, Edgar. 1975. 漫长的革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____. 1979. 西行漫记.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Tsou, Tang. 1997.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薄一波. 1993.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曹树基. 2005. 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 香港: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查建英. 2006. 八十年代:访谈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桂棣 & 春桃. 2004. 中国农民调查.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丽凤. 2008. 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永发. 2009.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云. 1995. 陈云文选(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 1994. “邓小平文选(第2卷).”

____. 1993. “邓小平文选(第3卷).”

高华. 200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公羊 编. 2003. 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清涟. 1998. 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胡鞍钢. 2002. “第二次转型:以制度转型为中心.” 战略与管理, (3), 34-38.

胡耀邦. 1984. “最好的怀念,”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纪念文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黄仁宇. 1994.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____. 2001.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锐. 1999. 大跃进亲历记. 海口: 南方出版社.

李泽厚. 1987.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北京: 东方出版社.

李泽厚 & 刘再复. 2004. 告别革命.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刘少奇. 1981. 刘少奇选集(上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罗晋辉. 1989. “新权威主义讨论综述.” 湖南社会科学, (3).

马立诚 & 凌志军. 1998.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交锋实录.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毛泽东. 1991a.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____. 1991b. 毛泽东选集(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____. 1917. “体育之研究.” 新青年, 3(2).

庞松 & 韩钢. 1999. “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与改革展望,” 刘智峰,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78-107.

瞿秋白. 1973. 多余的话.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沈宝祥. 2005.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唐德刚. 1998. 晚清七十年.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奇生. 2003.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韦君宜. 1998. 思痛录.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吴晓波. 2007.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 北京: 中信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徐迟. 1958. “吃饭不要钱,” 人民日报. 北京:

许述之 & 单纯刚. 2009. “开国大典: 54门礼炮齐鸣28响.” 政协论坛, (7), 7.

杨继绳. 2004.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香港: 辉煌文化出版社(Excellent Culture Press).

杨奎松.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杨时旸 & 杨正莲. 2010. “洋浦”卖国“风波.” 中国新闻周刊, (2), 36-38.

应星. 2011.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建嵘. 2010.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余英时. 199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二十一世纪, 5-7.

____. 1994. 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张式谷. 1989. “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新”热点“:新权威主义.” 党校科研信息, (59).

赵定远; 纪涵星; 丁石; 赵致平 & 乔浦. 2006. “关于”信阳事件“的回顾,”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河南“大跃进”运动.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515-23.

赵紫阳. 1988. “关于党政分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466-7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2011.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朱镕基. 2009. 朱镕基答记者问. 北京: 人民出版社.

邹谠. 1994.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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