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永盛监狱——缅甸的国家和解进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3-10-27 2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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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伟民  

  

   显然,缅甸的各种力量正在一条政治和解的路上大步前进。2013年10月8日,又有56名包括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在内的政治犯被释放。按照执政者的承诺,到年底缅甸的监狱将再无政治犯。重新审视过去三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放弃暴力、扎实做底层民众启蒙的反对派,还是开启并坚持和解的政府,这两种力量对于缅甸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都不可或缺。

    

   现在,对仰光郊区Nyaung Lay Bin村五百多名村民来说,最好的事不是通电通水,而是拥有一座由硬木搭建挂有“国父”昂山将军画像的“公共课堂”。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他们无须在野外和蚊虫结伴学习、探讨国家前途了。

   44岁的哥奈是这里的老师,也曾是一名反对派。20年前,他用步枪和火箭筒对抗军政府的统治,如今则用黑板和粉笔开拓了新的战场。在他看来,是公民而非战士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变化。”坐在课堂中央,哥奈说。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缅甸几乎是独裁和混乱的代名词。军政府、反对派和少数民族武装分立并左右这个国家。暴力除了带来毫无意义的牺牲,还将国家推至崩溃的边缘。整个20世纪,缅甸被称作“亚洲的弃儿”。

   进入新世纪后,一场以“非暴力”为主流特征的博弈正在缅甸展开,并于2010年催生一场“自上而下”式的变革。宿敌间放下仇恨和偏见,学习协商和妥协,重开议会和组建了首个文职政府。而影响尤为深远的则是超过500名(一说700名)的反对派人士被释放,此举被视作“国家和解与改革拂晓的信号”。

   2013年10月8日,和解的信号仍然在持续释放——多次特赦后,又有56名包括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在内的政治犯被释放。按照执政者的承诺,年底缅甸的监狱将再无政治犯。

   这个群体曾长期生活在世界的视线之外。他们是缅甸变革重要但被忽视的推动者。更关键的是,他们大部分曾是暴力革命的信徒,然而,在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后,他们自己终于走上一条“缅甸式”的非暴力之路。

    

   “我的血在沸腾”

   5月的缅甸正在等待雨季,这将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丰盈的伊洛瓦底江贯穿河谷平原,唤醒肥沃的土地。现在,Nyaung Lay Bin村周边已经一片郁郁葱葱,田地也被犁得工工整整,像等待琼液的巨大海绵。

   如果仅从外表上看,黝黑微胖、充满乐观精神的哥奈充其量就像一个拖拉机手或摆渡工人,但他的经历丰富。他参加过1980年代末对军政府的武装革命,并因此在著名的永盛监狱(Insein Prison)度过6年囹圄生涯。如今,他在一个飘满荷叶的池塘边给目不识丁的农民们普及公民教育。“这是我的茵雅湖。”他指着窗外。

   在上世纪末的缅甸,茵雅湖是绝对的风云际会之地。它埋葬着缅甸“国父”昂山将军,幽禁着他的女儿昂山素季,也滋养着军事独裁者奈温,而位于茵雅湖西南角的仰光大学则是新思潮的温床,它还时刻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历史上的缅甸相当了不起,在11世纪繁荣的顶点,修建了蔚为壮观的佛寺佛塔,还征服过今天老挝和泰国的部分疆土。二战后,“国父”昂山先后赶走了日、英殖民者,准备建立现代国家。但很快,他却被暗杀了。此后,孱弱的文职政府均无力解决少数民族武装之乱。1962年,昂山昔日的战友、开国功臣奈温将军发动政变,开启缅甸军事独裁之路。

   军政府维持了缅甸名义上的统一,却让它陷入另一个深渊。将军们的无知和武断葬送了缅甸战后发展的黄金机会,缅甸从“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迅速沦为“最不发达国家”。

   饥饿和萧条炙烤着缅甸。1988年夏天,一场失败的货币改革摧毁了人们仅余的财富和耐心,声势浩荡的示威运动陆续掀起,继而席卷全国。也在这一年,回国探母的昂山素季被意外地推上政治舞台。

   哥奈当时还只是一名农村高中生,一个仰光的堂兄时常给他写信倾诉忧国之情。1988年,联络突然中断了,只来了一张纸条——“到仰光去”。哥奈在8月的一个清晨瞒着家人出发了,他步行了整整一天,仍错过了昂山素季的首次政治演讲。1988年8月8日,43岁的昂山素季以父之名对40万听众说:“作为我父亲的女儿,我不能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同年9月,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以下简称民盟)成立,军政府也很快就软禁了她。

   此时,距离民盟成为第一反对党还需二十多年的等待,它和所有初生的反对派一样,派系纷繁,人员混杂。在崭露头角的先锋人物中,有被奈温推翻的前政府政要(如吴努),或是被清洗的高级军官(如昂季、丁吴),又或是领袖和名人之后(如昂山素季、敏哥乃)。他们各自组建了政党,各图救国之路。

   仰光的冲突不断升级,已有数千人在军警的棍棒下失去了生命。农村少年哥奈徘徊在狼藉血腥的街头,报国无门,饥肠辘辘。一个名为“人民解放力量”(简称PLF)的反政府武装无意中吸引住他。在一顿饱餐以及豪情万丈的策动下,他决定加入。

   “当时我认为这是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斗争手段。”哥奈说,“我的血在沸腾。”

    

   路迢途远岂敢酣眠

   抱着同样想法的,还有PLF里的三百多个年轻人,他们手持步枪和火箭筒,在城市里与军警对峙。同时期,缅甸出现过五十多个类似的武装组织,他们有些是学生军,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武装。

   由于缺乏经验和支援,PLF很快被打散并退至郊区。1991年,哥奈在传递情报时被捕,随后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投入永盛监狱。

   永盛监狱位于仰光北部,因守卫森严和待遇恶劣被称为“缅甸最黑暗的地狱”。数千名反对派人士被囚禁于此,他们当中很多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每天,繁重的劳动和霉变的食物轮番折磨他们娇弱的身躯,很多人生病甚至死去。

   在这里生存需要极大的勇气。作家Ko Aung Htun曾因拒绝服苦役而被关黑房。监守给他的手脚都拴上铁链,一个多月后,排泄物生蛆了,爬满了他的全身。他摸索着用筷子一条一条地挑走,然后诵经、倒立,感觉勇气随血液一起灌进了大脑。

   1988年的动荡让奈温政府倒台,却没有终止军人的继续执政。新上台的苏貌将军发布主席令,实行军事戒严,缅甸反抗运动陷入低潮。

   而在永盛监狱,精英人士的高度聚集让这里成为一块隐形而激烈的思想阵地。这些各立旗帜的先锋人物,如今得以相见。他们抓住一切机会低声细语,议题是:如何挽救当下的缅甸?路线之争很快出现——要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还是“甘地式”非暴力不合作。

   最初,前者占了上风,他们大多是少数民族战士和年轻学生。他们血气方刚,斗志昂扬,自比是身处巴士底的勇士,等待大革命的炮响。哥奈就是其中一员,他生性刚烈,爱挥舞拳头,“与强权谈和平,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这样固然痛快,但代价常常是换来狱卒一顿棍棒和漫长的黑牢。

   哥奈住在22号牢房,洗澡时要穿过一段幽深的走廊。当这样的日子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11号牢房来了一个儒雅的中年人。一天黄昏,他突然叫住了哥奈,问:“孩子,你还在坚持学习吗?”

   哥奈不明白,蹲了下来。对方说:“这个年龄你应该在大学里,那是个好地方。”眼前的这个男人瘦小孱弱,仿佛随时会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中散架。“那你当我的老师吧。”哥奈说。

   中年人当真了,没有教科书,就用药盒里的英文说明。他叫金梭温,一个知名的社会学者,1994年被捕于前往新加坡的途中。

   哥奈很钦佩老师的学识,也堆积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他在狱中结束了青春期,轻狂和躁动渐渐化成沉着的思考。当每天短暂的口头交流已满足不了他的时候,金梭温就要求他用石子将问题画在浴室的石灰墙上,到金洗澡时再作答,如此往复。这堵潮湿斑驳的矮墙成为哥奈通往另一个广阔世界的入口。

   1997年出狱前夕,哥奈最后一次走进浴室,他看见老师的留言,那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丛林迷人幽暗深远\可我早已许下诺言\路迢途远岂敢酣眠。

   “我记得那天的夕阳很好,走出沉重的大门,仰光依旧,我却有了新的道路。”哥奈说。

    

   “我们的根基在土壤里”

   此时的哥奈已洗去暴戾,成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事实上,这样的转变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生。缅甸1988年事件后数年,各项救国试验已基本交出了历史答卷。流亡总理吴努在缅泰边境组织的武装斗争最终失败,后来转向宗教;军政府第二号强人、改革派代表昂季则仍寄希望于独裁者,三上其书要求改革,最终身陷囹圄;而学生领袖敏哥乃试图建立的临时政府也很快瓦解。

   昂山素季宣扬的“非暴力”学说却延续了生命力,它源自印度圣雄甘地,具体至缅甸的表述则是:“和解”、“共识”、“法治”、“分权”。人民生活困难无比,但仍拥戴她。

   1990年,军政府勉强同意进行大选,共有233个合法注册的政党参加,民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支持者还不乏士兵和其家属。然而,军政府拒绝交权,并继续软禁昂山素季。另一方面迫于压力,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其他斗争思潮的式微成就了昂山素季的崛起。永盛监狱里的大辩论逐渐具体化为一道单项选择——反对派力量应该团结在民盟、学联还是缅共的旗帜下?“实际上,这并没有多难。”金梭温说,“大学被相继关闭或搬迁,缅共也解散了,历史将民盟留给我们。”

   这些日后的反对派中坚分子就这样选择了昂山素季和她的道路。但哥奈出狱前,金梭温不同意他留在仰光。“你回农村去,我们的根基在土壤里。”他说,“民主不仅是一张张选票,还是共识和观念。”

   在世界粮仓缅甸,70%的农业人口是沉默而隐形的轴心。一直以来,此起彼伏的城市革命和少数民族抵抗运动让将军们头痛不已,无暇顾及这片辽阔的土地,就连在2008年“纳尔吉斯”风灾中,因军政府的懈怠和低效消失的13万条生命中,大多也来自农村。

   按照老师的指示,哥奈回家了。在他离开的6年时间里,Nyaung Lay Bin村变得更糟了,作为20世纪末一个国家第一大城市郊区的村子,它还没有通水通电,茅草房干裂倾斜,地下水也濒临枯竭。更让人难过的是人心,曾经的阶下囚哥奈被视作祸害,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

   “我有义务向他们解释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哥奈先后办了养殖场和茶馆,将赚来的钱用于帮助困难的乡亲,以换取片刻聆听。这取得了效果,大约一年多的光景,村民们已经非常信任他。他悉数讲授从监狱浴室墙壁上学来的知识,引导人们在朴素的宗教信仰之外思考贫穷的根源。“过去,我们总是习惯认为自己是佛祖和将军的子民。”一位村民说。

   2005年,金梭温也出狱了。除了底层政治启蒙,他还将目光投向解决少数民族武装问题上。这是英殖民者遗留的恶果,成为了缅甸历届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此后7年,金梭温走访了偏远山区一百多个村庄,呼吁非暴力与和平谈判。

这是一个危险重重的旅途。在很多个大雨滂沱的季节,一个文弱书生带着他的皮夹艰难穿行于缅北密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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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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