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济东 张娟:从“反革命”到“危害国家安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4 次 更新时间:2013-09-27 14: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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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济东   张娟  

  
摘要:  危害政治统治和国家安全的犯罪,我国历代法律均有所规定。反革命罪在辛亥革命以后因特定时期革命政治话语的需要而设立,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公审陈嘉谟和刘玉春之司法实践为反革命罪立法提供了最佳时机。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其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淡化了“反革命罪”的政治色彩而强调了其应有的法律内涵。

   关键词:  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罪;危害国家安全罪

   “革命”一词通常从两种含义上被运用:原义和转义。[1](p45)原义例如中国古代“汤武革命”的暴力夺权之意;“反革命罪”中的革命则是转义,指政权稳定、国家安全之意。

   一、反革命罪之滥觞

   反革命罪虽然是在辛亥革命后才正式出现的,但作为危害政治统治和国家安全的犯罪,实质意义上的反革命犯罪自古便有。

   (一)谋反(反逆)、谋叛(叛)

   秦朝统一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镇压反对中央政权的叛乱活动,屡见于史书。根据《史记》,秦惠王诛杀商鞅的罪名就是“谋反”。李斯也是被秦二世以“谋反”处以酷刑。汉承秦制,《九章律》把谋反罪列为危及皇权及危及国家的最重大的犯罪。至北齐,创“重罪十条”,列于《北齐律》中,改“谋反”为“反逆”,列于“重罪十条”①之首。隋改“重罪十条”为“十恶”罪,《开皇律》变北齐“反逆”为“谋反”、“叛”为“谋叛”。从而奠定了唐律“十恶”②的基础。《唐律疏议》中分别解释了“谋反”和“谋叛”的含义:“谋反,谓谋危社稷。”即谋划反对皇权和推翻封建政权的行为。“谋叛,谓背国从伪。”即背判朝廷、私通和投奔敌人的行为。明代《大明律》和清代《大清律例》仍有“十恶”大罪,并将“谋反”列为其首。

   (二)内乱罪、外患罪

   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改良法制,修订法律。1911年1月25日公布的《大清新刑律》,将旧律“谋反”扩大为分则第二章“内乱罪”,并将旧律“谋叛”作为第三章“外患罪”。在1907年《刑律草案》中解释了修改理由:“内乱之意义与外患相对,凡以暴力紊乱国家内部存在之条件者,谓之内乱。现行刑律十恶之谋反是也。旧律以谋反为谋危社稷,本案改为内乱。因其事不仅谋危社稷一项,凡关于国权、国土、国宪,滥用暴力冀谋变更者均是。故范围较前加广。”[2](p91)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唐律》和《大清新刑律》中都规定有“内乱罪”,但是其含义是不同的,在《唐律》中,内乱罪是指亲属间违反伦常关系的行为。

   (三)反革命间谍罪、反革命资敌罪

   省港大罢工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反帝爱国运动。被称作“工人政府的雏形”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革命法规,开创了惩治反革命犯罪刑事法规的先例。1925年7月15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定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应守的纪律》规定:纠察队应负责“镇压一切反革命行动”,“队员发现敌人间谍及侦探时,不得任意殴打,应即拘送队本部审讯处分”。在同年11月15日公布的《会审处办案条例》中将“接济敌人粮食物品”、“侦探罢工消息报告敌人”,“私运人货往港澳沙面”作为破坏罢工的重要罪行予以惩处。在同年11月18日《纠察队纪律》中规定,纠察队员凡包运粮食、盗卖截货、私运华人往港澳沙面者予以枪毙。

   (四)反革命内乱罪

   在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后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在1926年9月22日颁布了《党员背誓罪条例》。该《条例》共8条,第1条规定:“党员违背誓言而为不法行为者,按刑律加一等以上处罚之。”第2条规定:“党员反革命图谋内乱者,部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具体规定了对国民党员反革命犯罪行为的处理办法。

   二、反革命罪之形成

   (一)立法背景

   1.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互动提供了政治文化

   辛亥革命之后,经过民国初期短暂的民主宪政,革命的呼声再度响起。革命被认为是救亡图存、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这种观念渗入到社会大众的意识当中。这种情况下,“反革命”自然便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的行为。

   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五四”以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他们都竞相高举“革命”大旗,均以“革命党”自居。各党派都争夺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把“革命”作为自己的合法性来源,用“反革命”来攻击不同政见者和敌对党派。王奇生先生的评论十分精辟:说这套话语的人总是“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任何政治对手无一例外都被其定义为“反革命”、“假革命”或“不革命”。[3](p100)于是,一种“革命”政治文化便形成了。

   2.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公审之司法实践提供了最佳时机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不到两个月,即推进到长江流域。然而,在武昌城下,北伐军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吴佩孚决意死战,任命刘玉春为守城总司令,与湖北督军陈嘉谟一道做“前敌总指挥”,共同守卫武昌城。刘玉春在粮草断绝、后续无援的情况下与北伐军抵抗了40天之久,使得这场生死之战惨烈异常,城里的人们缺粮少水、饿殍遍地。后刘玉春、陈嘉谟二人被活捉。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1926年11月26日的国民党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但蒋介石不愿迁都,由此引发了“迁都之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派预谋叛变,各类反革命活动因此爆发。一方面为了镇压各类猖狂的反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回应民众要求公审陈嘉谟和刘玉春的呼声,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专门制订出一个《反革命罪条例》,借用法律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的机会来杀鸡骇猴。[4](p114)1927年2月10日,“人民审判委员会”便适用该条例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

   3.苏联的反革命罪立法提供了借鉴样板

   苏联的反革命罪立法对中国的刑事立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早在1918年1月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就宣布:无论任何人或任何机关,凡企图窃据国家政权的某些职能者,均为反革命罪。[5](p3)之后,在1919年11月20日颁布的《革命军事法庭条例》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十项反革命罪行,如推翻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之阴谋暴动、背叛苏维埃共和国、间谍活动等。1922年制定的《苏俄刑法典》第57条提出了反革命罪的一般概念,并确定了反革命罪的一般类别。1926年制订、192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苏俄刑法典》将“反革命罪”作为“分则”第一章。1927年2月25日通过的《国事罪条例》,将“反革命罪”的定义规定在第1条。

   1927年2月7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21次会议上,司法部将《反革命罪条例案》提交会议审议。会议主席徐谦解释制订该条例的原委说:“现陈、刘二逆即将付人民审判,已定于本月十日上午十时在武昌司法部最高法庭开审,急须颁布此项条例以资适用,故司法部将此项条例拟订提出。本条例之草案,系以苏联新刑律为参考。”[6](p315-316)此处的苏联新刑律即指1927年施行的《苏俄刑法典》。

   (二)《反革命罪条例》的颁布

   1927年2月9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22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反革命罪条例》,武汉国民政府于1927年3月30日颁布。该《条例》是中国刑法史上最早由革命政权公布的专门规定反革命罪的单行刑事法规,共16条。根据《条例》,成立“反革命”的一个标准是具有反革命的“目的”和“意图”。从此,一个本身就具有随意性的否定性的政治污名“反革命”便被提升为一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法律罪名“反革命罪”。

   《条例》在第1条给反革命罪下的定义是:“凡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推翻国民革命之权力,而为各种敌对行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结军队,或使用金钱,而破坏国民革命之政策者,均认为反革命行为。”自第2条至第10条列举了11项“反革命”行为,其中包括“以反革命为目的,统率军队或组织武装暴徒,或集合土匪盘踞土地”、“与世界帝国主义者通谋,以武力干涉国民政府”、“组织各种反革命团体”、“以反革命为目的,从事间谍行为”、“从事反革命宣传”、“反革命罪之未遂”等反革命罪行。

   (三)反抗革命罪、作反革命宣传罪

   1927年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制定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针对当时破坏农民运动的反革命罪犯,《条例》规定了“反抗革命或作反革命宣传者”。尽管该条例还不是很全面,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打击反动势力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执法机关惩治反革命罪犯提供了法律根据。

   三、反革命罪之发展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1936年)

   国共两党分裂后,两党各自对有关政策法规作了相应调整。但是,对《反革命罪条例》的内容,两党基本都沿袭下来了。之后,关于“反革命罪”立法的发展,表现为南京国民政府以及革命根据地政权颁布的各类法律、法令、法规、条例、办法等。

   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立法包括刑法典和刑事特别法。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3月10日颁布了第一部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在刑法典中规定“内乱罪”和“外患罪”。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刑事特别法强化和发展了刑法典的内容。由于特别法的效力优于刑法典,所以在“反革命罪”的司法实践中,主要运用的是刑事特别法。1928年3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条例》,将反革命罪定义为“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或者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的各种行为。利用“反革命罪”的罪名,主要针对共产党,以刑事特别法的形式把国民党的“清党”运动推广到全社会。这样,打击共产党及一切异己分子便于法有据,师出有名。[7](p266)由于关于什么是“反革命”的问题容易引起争议,1931年1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取代《暂行反革命治罪条例》。[8](p959-962)《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暂行反革命治罪条例》所列各条收入其中,并将“反革命罪”改名为“危害民国罪”。

   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制定了许多惩治和打击反革命罪的刑事法律规范。1930年6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惩办反革命条例》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第一次以“反革命”命名的立法,1932年4月《湘赣省苏区反革命犯暂行条例》是革命根据地时期首次明确规定了“反革命罪”概念的条例,[9](p378-379)该条例反映了当时立法理念的进步性。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总结几年来各地与反革命罪犯作斗争的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而成,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府制定的关于惩治“反革命罪”最有代表性的立法。

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41条。《条例》在第2条规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凡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论用何种方法,都是反革命行为。”《条例》在第3条至30条列举了反革命具体罪行,例如组织反革命武装军队及团匪土匪侵犯苏维埃领土,或煽动居民在苏维埃领土内举行反革命暴动;勾结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以武力来进攻苏维埃领土或抵抗苏维埃红军的行动;以反革命为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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