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6 次 更新时间:2013-09-27 14: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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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进入专栏)  

    

   编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召开,新一轮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究竟如何?未来的改革面临怎样的选择?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9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的学术演讲,就结构调整、宏观调控、土地确权、收入分配、城镇化、国资改革、民企转型、中等收入陷阱等八个问题展开全面阐述。

   演讲高屋建瓴,深入透彻,饱含着厉以宁教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思考和对未来改革的紧迫感。上海证券报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一、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什么叫投资冲动怪圈?它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GDP世界第一,远超出英国,但是经济结构不行。在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从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业化进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国GDP结构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英国当时的情况是:钢铁产量上去了,技术设备制造发展了,棉布全是用机器纺织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机器制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机机器设备,交通工具是轮船和火车。反观中国, GDP总量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纺织的棉布,中国的出口是茶叶、瓷器、丝绸、桐油等,从结构上说,中国比英国差很远。

   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结构不行。如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也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二、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结构调整得了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第一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通过货币进行的,但是过去是没有的。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对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中国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几个月前闹“钱荒”,原因是什么?因为从统计数据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货币流通量多。但却借不到钱,到处在缺钱,闹“钱荒”,这必须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解释。因为中国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货币流通大,实际生活中的货币要求、需求比这个还要大。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另有打算。在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现金为王”,每个企业都要保留一部分现金在手上,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准备不时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这就是中国的情况,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准确。“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过。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三、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第一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价格一定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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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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