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天: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 次 更新时间:2022-03-01 03: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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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天  

   摘要:  按劳分配是我国宪法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和劳动制度,其当代意涵需要从经济改革的角度加以阐发。经济改革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设定了演进主义的解释立场,改革的实践与需求构成解释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主要依据。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重构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也改变了按劳分配的制度环境。在与制度环境适配的过程中,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不断丰富。按劳分配亦服务于重要的宪法目标和宪法价值。新发展理念入宪意味着创新和共享成为新的宪法价值目标。对于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应与效率、创新、共享三大目标实现衔接互构。

   关键词:  宪法解释 按劳分配 经济改革 新发展理念

   引言

  

   按劳分配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主体。现行宪法将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分配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一起规定在第6条,置于总纲章经济制度之首,以之领起关于经济生活的全部宪法构想,足见其在宪法规范体系中的角色之重要。按劳分配亦是宪法劳动制度的关键规则之一,能否落实按劳分配不仅影响到劳动权利的实现,而且折射出劳动者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按劳分配还被普遍视作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其地位是否巩固、实现是否充分,关涉到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和发展。正是由于按劳分配在宪法上具有多方面的支撑性作用,我国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及现行宪法均写入了按劳分配规范。只有准确阐发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才能建构对于宪法上经济、劳动[1]乃至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理解。

  

   什么是按劳分配?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阶段,按劳分配的构想即出现在经典作家笔下,这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理论原点。[2]但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并没有在原点驻足不前,更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脱离实际,而是伴随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充当了改革的重要理论源泉和制度载体。只有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方能获得完整呈现。按劳分配的理论构想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如何与经济改革相互结合,为实现经济改革的目标作出贡献?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理解宪法按劳分配规范意涵的重要线索,也为展望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未来发展设定了方向。为此,本文将在经济改革的视野下追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变迁过程,采取演进主义的立场对按劳分配条款进行解释。首先,回溯按劳分配规范在现行宪法中的原初意涵可以发现,按劳分配规范服务于宪法上的效率目标。在效率目标的引导下,按劳分配的“劳”应理解为劳动的产出而非投入,物质鼓励、管理改革和利益兼顾是服务于效率目标的制度支撑。其次,回顾按劳分配规范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适配过程可以发现,市场机制引入后,按劳分配意味着应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确定劳动报酬;公有制内的按劳分配原则允许例外存在,公有制外也有按劳分配的适用空间;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制的关系表现为,在企业层面通过先发工资实现按劳分配,通过再分利润实现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最后,新发展理念入宪为按劳分配设定了新的价值目标。新发展理念引入了创新发展的目标,为了促进创新而允许发明创造性劳动同时参与按劳分配和按知识技能要素分配;新发展理念也引入了共享发展的目标,为了促进共享而要求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一、按劳分配在现行宪法中的原初意涵

  

   现行宪法在制定时,一方面调整按劳分配规范的措辞,实现了“破旧”,改变了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对于按劳分配的僵化理解,使得根据改革的需要来重新解释按劳分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调整按劳分配规范与其他宪法条文的关系,实现了“立新”,为按劳分配设定了效率的目标,明确了按劳分配的度量标准,建立了一系列落实和支撑按劳分配的制度。“破旧”与“立新”共同构成了按劳分配在现行宪法中的原初意涵。

  

   我国宪法上的按劳分配规范最初出现在七五宪法第9条第1款,其表述为:“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七八宪法第10条第1款原样复写了七五宪法对于按劳分配的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出自列宁的论述,[3]“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则是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公式”。[4]两部宪法在将经典作家的表述纳入宪法条文时采用了直接引语的形式,根据引号的通常用法,在解释相关条文时应当严格遵循经典作家的原意。[5]

  

   然而,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按劳分配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才能落实,而这些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其一,经典作家笔下的按劳分配要求劳动者所支出的劳动和所领取的产品完全等量,可是劳动本身无法准确衡量;其二,经典作家笔下的按劳分配要求直接以劳动换产品,而我国仍然存在商品和货币,这意味着交换必然会以货币为媒介;其三,经典作家笔下的按劳分配要以生产资料的彻底公有制为前提,而我国存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各个集体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也存在差异,无法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地共同占有生产资料。[6]可见,由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严格依照经典作家的构想来理解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规范几乎完全无法实现构建现实秩序的目的。

  

   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相比,现行宪法对于按劳分配规范的表述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一,现行宪法仍然采用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表述,但是去掉了引号,从而去除了这一规范的引语属性。这表明按劳分配的含义不再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本意,而是可以根据现实需要来重新阐发。其二,现行宪法删去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提法,认为那属于“口号式的语言”。[7]这进一步表明经典作家的看法并非不可以重新审视。宪法文本的上述调整,使得宪法按劳分配条款挣脱了束缚,获得了转变为现实的可能。

  

   作为落实按劳分配的第一步,现行宪法重构了按劳分配规范与其他宪法条文之间的关系,为按劳分配设定了效率目标,丰富了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

  

   其一,效率是按劳分配的重要目标。现行宪法明确赋予按劳分配以效率的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写入宪法文本。第14条第1款规定:“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一语引出的绝大部分措施,都与落实按劳分配密切相关,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提供了制度支撑;而“以”字则引出了这些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效率”,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提供了方向指引。第14条第1款兼具目标规范和制度规范的性质,这是按劳分配的目标首度入宪。

  

   其二,为了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的效率目标,应当将“劳”的度量标准设定为劳动的产出而非投入。现行宪法制定时,按劳分配的实现机制是国家计划,相应的规范是第15条第1款第1句:“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据此,要由国家来度量按劳分配中的“劳”,并以此作为在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国民收入的标准。问题在于,“劳”为何意?它究竟是指劳动的投入,还是劳动的产出?按照经典作家的观点,“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8]换言之,劳动者的投入而非产出才是按劳分配的标准,劳动时间成为计算劳动量的主要依据,计时工资成为工资制度的绝对主体,也是按劳分配的主要体现。[9]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到了现行宪法制定前后,这套做法的缺陷显露出来:同一企业(集体)内的工作时间基本一致,以工时为标准很难拉开工资差距,“干多干少一个样”,导致劳动的虚假投入盛行;工资与劳动的产出基本无关,“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劳动的低效投入盛行。虚假投入和低效投入降低了经济效率,与按劳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为了矫正手段和目的的悖反,现行宪法将按劳分配的标准从劳动的投入调整为产出。第14条第1款规定,一系列按劳分配措施的标准是“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是成本—收益关系的量度,引入这些概念意味着终结过去只讲投入、不看产出的做法,而将产出作为衡量劳动的关键因素。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即改善成本—收益关系,第2款又规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彭真在修宪报告中将按劳分配界定为“使劳动者按照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应得的报酬”,[10]根据第14条,这里的“劳动”应该理解为劳动的产出而不是投入。

  

   其三,为更好地实现按劳分配的效率目标,应当采取物质鼓励、管理改革和利益兼顾的措施。现行宪法在总结改革初期经验的基础上,写入了落实按劳分配的一系列制度措施。

  

   1.关于物质鼓励的措施。根据七八宪法第10条,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要“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而以精神鼓励为主的方针”,这对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而言效果有限。作为改革措施,按劳分配要求把激励的重点转移到物质层面,实现多劳多得,以“多得”促进“多劳”,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正如彭真在修宪草案说明中所指出的:“按劳分配是同各尽所能相联系的。实行按劳分配,应当从思想上要求劳动者并且从物质利益上鼓励劳动者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11]为此,现行宪法取消了七八宪法第10条的相关表述,并特别规定国家奖励发明(第20条)和鼓励创造(第47条),[12]冀图通过改善分配待遇来促进发明创造,为经济效率的提高提供动能。

  

   2.关于管理改革的措施。分配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现行宪法制定时,国家对分配管得过细、过严、过死,企业(集体)和个人缺乏分配权限,积极性不高;国家、企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权责关系不清,分配缺乏依据,赏罚不明。作为改革措施,按劳分配要求重置分配权限,放松国家管制;明确分配依据,发挥激励作用。为此,现行宪法赋予公民以经济事业的民主管理权(第2条第3款),[13]赋予国营(后改为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以经营自主权(第16条第1款、第17条第1款),允许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自行决定分配方案;现行宪法还肯定了实行责任制的合法性(第14条第1款),这不仅为当时农村如火如荼的包产制实验提供了依据,而且为确定国家、企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指明了方向。

  

   3.关于利益兼顾的措施。改革开放之初,分配领域既存在压抑个人利益、工资长期过低的问题,也存在个别企业滥发奖金、“分光吃净”的现象。为此,国家从1977年开始,用3年时间几乎给每个职工都涨了一级工资;[14]同时坚决遏制滥发奖金之风。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先后3次重申要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结合,防止滥发奖金现象的重演。[15]为此,现行宪法第14条第3款规定要兼顾三组关系: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和个人、生产与生活。邓小平指出,“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间有很大的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16]这一论断写入现行宪法第42条第1款:“国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至此,为了提高效率,应当采取物质鼓励、管理改革和利益兼顾的措施,成为了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题中之义。

  

二、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改革的适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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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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