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玫:德希达、鲁迅、班雅明:从翻译的分子化运动看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1 次 更新时间:2013-09-23 2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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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玫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鲁迅 1934a)

  要去翻译,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它文本。(Derrida 2001)

  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而不掩盖原著,不遮蔽原著的光,而是让纯粹语文,透过它自身媒介的强化,更充份地照耀原著。(Benjamin 1986)

  

  一、中国语文现代性的知识域暴力:从救亡图存,到语音中心主义

  

  自从中国在1842年鸦片战争失利,一连串的战败经验接踵而来,而原本只想学科技与工业不想学文化与制度的“洋务运动”(约1860-1894)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正式宣告破产,也在改革论述上造成了体用二元论的瓦解 ,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在控诉帝国主义侵略之余,更往“内在”去寻求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的破败成因。在中国心智的百年自我批判中,“中国文化”,乃至于“汉字”或“中文”,相继被诊断为中国积弱不振的基本内在因。对于中国知识份子来说,“汉字”作为一套承载传统与限制现代思考的语文系统,乃是“中国文化”的病灶。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对于现代性的想像始终离不开文字的反思,对他们来说,中国的“现代性”乃是系于“新文化”,而“新文化”一定要有“新书写”。对他们来说,“新书写”可以说是一种促进中国“演化”的“科技”(writing as a technology of evolution)。对他们来说,必须有意识有计画地推动“进化” ,正是因为如果只是顺著历史的发展,中国人只有被灭种的份,因此梁启超有“灭国新法”,而吴敬恒和鲁迅都说过,“汉字不废,中国必亡”。吴敬恒在1910年代致力推行注音符号之前,就曾主张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后译“世界语”Esperanto),或直接采用某种欧洲语文,因为,他认为要在人类的“进化线”上急起直追,当然要用进步的语文去追,而不是用牛车(汉字)去追赶汽车(欧文)(吴敬恒 1918: 505)。中文改革的多面向努力构成了中国“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的一个核心,这个改革的内容广泛包括白话文学、简体字、各种拼音化方案,以及句法与文法的欧化。尤其欧化句法,更被鲁迅、傅斯年、瞿秋白等人赋予“现代化”中国“糊涂”思考方式的重责大任。此一现代性的概念,可以称之为一种“语文现代性”(linguistic modernity)。相当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ional modernity),无论就狭义或广义的翻译来说。但这并非说中国的语文现代性只是一种对欧洲现代性的翻译(a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modernity),毋宁说,它是在文化翻译过程中被想像、跨越、转化与创造出来的现代性。正如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白露(Tani E. Barlow 1997: 6)指出,要探讨“非欧洲”现代性的书写往往必须先跳脱欧洲传统的现代性概念,改从一种“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的理论架构出发,将焦点放回到非欧洲国家殖民经验中的历史特定性。就“现代性”的概念与建构来说,整个中文改革的实践可说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然而,各界学者虽普遍注意到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民族主义及个人主义建构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略了语文改革的论述本身在中国“现代性”概念与“西化”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近年来已有许多中国的语文学家开始反省西方范型与科学主义对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与误导,而提出以汉字独特结构为本体的研究取向(比如,徐通锵1994;申小龙1985;潘文国 2002等)。 但这样的反思主要仍局限于“汉语研究”的问题意识,在“西化”与“现代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中文改革的论述始终是极为边缘的,更不用说是抽丝剥茧地加以检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这样的尝试:把语文现代性的问题,放回到中国现代性计划的核心。而这首先必须在观点上试图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场域。

  许多学者,比如历史学家林毓生(Lin 1979),将新文化运动对于语文的倚重视为一种“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文化唯心主义或文化工具论。 这样的标签就算不能说完全错误,却很可能轻忽了其特定的历史脉络,亦即中国知识份子当时所遭遇的特定“知识域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知识域暴力”这个概念乃是当代理论家丝碧珀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96: 128-129)所提出。她以一种后殖民的观点,扩展了傅科(Michel Foucault 1970, 1972)在《知识考古学,以及关于语言的论述》(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f Language)与《事物的秩序:社会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二书中,运用“知识域”(episté;mè;)这个概念去分析西方知识发展史的尝试。“知识域暴力”指的是,非西方国家在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力量时,除了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冲击之外,也必然遭遇一种强大的“思想暴力”(the violence of thought)。这种思想暴力往往对既存的文化政治具有一种颠覆性与能动性。它是一种“授能的暴力”(an enabling violence),亦即,在摧毁知识份子的思想根底与文化自信心的同时,也为它的受害者开启了一个拆解、协商与重建文化要素的空间。换言之,它迫使知识份子在被动的冲击中不得不去主动重建他们失去根底的文化知识域。这正是近代中国知识份子所面临的处境。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观点上回到这种特定的知识域暴力脉络,去重新考察新文化运动者的“语文现代性”计划,才能具体掌握其历史意义。

  从中文改革的多面向努力与论述来看,这种“知识域暴力”始终环绕著一种特殊的、后殖民版本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亦即,环绕著一个中心题旨:“欧洲变型语法的拼音书写是比较精确与科学的系统,而中文的『非语音』书写是比较不精确不科学的落后系统”。这充份表现在中文改革百年来的两方面追求,一是对于“拼音系统”的追求,二是对于所谓“精确文法”的追求。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初的全面西化与语文欧化的论述场域中,我们将发现,中国新文化论者无意间掌握了法国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所言,西方“在场形上学”(the western 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核心 ―― 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logophonocentrism)。这种将“言说”(speech, words)视同“内在理性”〔上帝之音〕的展现,而将“书写”(writing)贬抑为外在补充的义理,构成了西方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域(episté;mè;)的“起源”,同时,也使得所谓的“真理”成为一种“逻各斯和语音的统一体”(the unity of logos and phoné;)(Derrida 1974, 1980)。换言之,“理性”和“话语”是分不开的,logos与phoné;在“内在性”(interiority)的概念中交织著,而“书写”永远是次级的,外在的,补充的,意象的。如果说“话语”是“理性”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事理的“符号”(sign),“书写”就是“再现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representation),“符号的符号”(the sign of sign)。这种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以及语文“再现”论,都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及其以降的神学传统。必须注意的是,在这种脉络下的“话语”和“书写”等概念,都绝对不是文化中性的,而已经承载了西方哲学的文化特定性(cultural specificities)。 这一点对于本文以下的讨论来说是不容忽略的,因为,在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建构中,这类关键概念的翻译,时而突显出其文化特定性,却也往往在普遍主义的文化策略中丢失了这样的特定性。

  在《书写学》(Of Grammatology)一书中,德希达(Derrida 1974)指出,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语言学在“科学性”的外衣下并未摆脱西方形上学的束缚,相反地,它一脉相承了自希腊哲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卢骚、黑格尔以来的语言哲学,以语音为理性内在表现,而始终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phonologism),完全根据欧洲语音书写(phonetic script)的范本,来建立关于“书写”的理论。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现代中文改革所依据的,作为一种肇因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后殖民知识域暴力的语音中心主义,是否仅仅“复制”了西方形上学知识域核心的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亦或,透过文化翻译的转化与实践,从而也创造了多重意义的差异﹖这个差异又表现在那些面向﹖这样的后殖民知识域暴力是否也同样出现在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中﹖

  要了解西方语音中主义和非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之间的关连与差异,我认为,不妨将德希达对西方形上学的解构放入一个后殖民的脉络中,而中文语言的百年改革正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论述场域。反过来说,这也是从“解构西方文化”的角度去重新省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实践,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文语言改革所涉及的知识域运作。因此,本文的书写是采取双线道的方式:把“西方”放进“非西方”的境遇,也把“中国”放进“非中国”的更大脉络中。此一双线道的思索,或许也可视为尝试解构中西二元对立的初探。

  

  二、德希达对“西方”的内部解构,以及“非西方”对“逻各斯”的文化翻译

  

  “非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是否必定是一种后殖民知识域暴力的结果﹖亦或在“非西方”的传统中也可以找到某种“固有的”(inherent)语音中心主义﹖这种语音中心主义,是否必然是另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逻各斯”的概念本身已然涉及了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文化政治策略。首先,所谓的“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二元区分显然太过粗略,尤其是在“非西方”这个剩余范畴中包含了太多不同性质、样态与发展的文化与书写传统,实在不宜混为一谈。比如,印度和中国之间,无论就文化传统或书写系统,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异。印度的拼音书写系统非常细致,其语音化的程度比欧洲语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书写系统则是音象双具的“注音文字”。 其次,“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之间的概念重叠,可以追溯到logos的希腊语源。logos一词具有强烈的phoné;意味 ―― 但这两者并非同义词,logos有许多的意涵,在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中,logos意谓著宇宙的运行原则或人类对此原则的理解,对哲辩士(Sophists)来说,理性的辩论本身就是logos,对斯多葛学派来说,logos既是宇宙的理性运行原则,是一切活动与万物之源,也是人类灵魂的理性根底,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中,logos就是上帝的话语,其本身就具有创造的能力。德希达特别重视的“命名”(naming)问题,相当程度就是坐落在这种“话语”和“创造”(生命)同一的西方神学脉络中。“名词和话语,是呼吸与概念的合一体,在纯粹书写中被抹去了”(Derrida 1974: 26)。

  换言之,logos这个字承载了西方形上学一脉相承的系谱与变动,却始终与phoné;(语音)之间保有“根源上与本质上的关连”(the original and essential link)(Derrida 1974: 11)。但这并不表示,所有对于语音(相对于书写)的偏重,都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于“语音中心主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中性的名词,“逻各斯中心主义”乃是一个深具文化特定性的概念。逻各斯中心主义在本质上是语音中心主义,这对德希达来说是西方形上学的一个文化事实,但语音中心主义不一定都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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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社会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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