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勤:比较视野下的“强人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8 次 更新时间:2005-05-11 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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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勤  

  

  关于仇和现象的争议不管有多么激烈,有一点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即把仇和看作一个\"政治强人\",而他的为官之道则是典型的\"强人政治\"。对这种“强人政治”的评价也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但就事论事者居多。所以,本文通过这种“强人政治”和新加坡以李光耀为代表的强人政治的比较,试图在一个更深刻的背景中来分析评价仇和式的强人政治。

  

  新加坡,以华人群体为主,继承了儒家文化传统,其治理经验对中国可以说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参考价值。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谈到赶超亚洲“四小龙”时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新加坡由于国家小,区域关系微妙,又面临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种语言的复杂局面,新加坡领导人们深知自己国家的生存之道:必须比本区域的其他国家更有条理、更有效率和更具竞争力。李光耀说“如果你要知道我为何固执,那是因为我走过太多的国家,我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加坡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不断往上爬,加紧努力些,更有纪律些,来踏上经济的阶梯。如果你放松些,你不会掉到软垫上,而是又冷又硬的水泥上,粉身碎骨......”1新加坡的成功因素中,有一个为广大民众及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政治因素,就是“强人政治决定了新加坡的命运”。2这个强人就是李光耀。李光耀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其成功的政治实践无疑是来自其务实有效的政治理论。李光耀认为,处于特定情境下的国家与社会往往需要强人,在新加坡,李光耀坚决推行的就是强人政治。结果,新加坡取得了成功,李光耀也取得了成功,并于1996获得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颁发的“新世纪缔造奖”。

  

  中国在取得高速发展、全面进步的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如政治领域的问题包括意识形态失效、专制、腐败以及台湾问题;经济领域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低效率、失业、金融风险和WTO 冲击问题;社会领域的问题主要是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等等。在谈及中国的前途时,李光耀说:“中国是个不寻常的国家,正处于经济和政治变化异常迅速的不寻常时期。他们需要一个坚强的人物......。”“领导人必须公正、公平、强势。我不认为华人想要一个弱势的领导人。”3其实,中国不是没有“强人政治”,只是在现在这些话题才广泛进入人们讨论的视野,尤其以中国的地方政府为典型。进一步说,中国现在不是要不要“强人政治”的问题,而是如何去认识和改进这种业已存在的“强人政治”,使其扬长避短,尽早完成其转型时期的使命。

  

  仇和所推行的强人政治与新加坡的强人政治相比,就崇尚“强硬的政策和举措”这一基本内涵而言是一致的。李光耀曾说,不管领导人的作风如何,所有领导人都面对这样的一个主要问题,即如何确保他们所作的最后决定受到尊重、被接受和付诸实施。因此,如何领导人都应有一根大棒子。

  

  但是二者差异仍是比较明显的。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强人政治\"的案例分析,认为这种“强人政治”通常表现为拥有绝对权力与权威的领导者以强制力推行高强度的改革措施。\"强人政治\"的最大特质是\"强制\",即领导者以强制的手段进行决策制定与政策执行,通过强制性权力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以达到实现改革意图的目标。仇和就是这种\"强人政治\"的忠实实践者:他不但强制官员,也强制老百姓;他不仅以强制的手段推进经济变革,也用强制的手段发动政治改革;他不光凭借强力改变现有的体制结果,还期望用强力从根本上变革人们的日常习惯。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权力或权威的来源问题,其次是强制的手段问题。

  

  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者,仇和得到了省、市两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下级干部群众的\"低头\"遵从,面对媒体质疑他也可以根本不理会,在沭阳和宿迁他拥有着\"绝对权力\"。具有很强自律能力的仇和注意维护自己的道德权威,但仇和把所推行的强人政治的合法性主要压在绩效上。他主政沭阳4年零20天,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17倍、财政收入增长2.25倍,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分别提升了21位和9位,GDP增长率全省第二,位次提升幅度全省第一。仇和执政绩效极大地巩固了他和他推行的强人政治的权威和合法性。但这种权力或权威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制度化、法理化,即使在绩效还不错的时候,其合法性也受到很大的挑战,如:2003年光泗阳的进京上访事件就有7起、宿迁地区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3起、《金土地》曝光一起,《人民日报》、《公益时报》均有曝光。一旦陷于某种程度的“政绩困境”,仇和式的强人政治可能就会迅速垮台。

  

  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注重法理权威。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对于正式制定规则和法令的正当行为的要求之上。其可望得到的服从是“理性的”,其要求服从的基础是“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正因为注重法理权威,新加坡的强人政治制度化程度高,人们比较能容忍和接受现行政治决策和安排,政府在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当然,绩效始终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如李光耀所言“一个受欢迎的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受人欢迎,而是在任期届满时,政府的各项政策都已收效,使政府获得足够的支持而蝉联执政。”4是推行强人政治,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和权威来源则是影响其是否能发挥有效作用、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因素。

  

  正因为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注重法理权威,就推行政策和措施的手段而言,虽然强硬,但具有高度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特征,因而有确定性和延续性,这样既你若能保证较长时域内的绩效,又反过来进一步维护了强人政治的权威。另一方面,在挥舞“大棒子”的同时,李光耀认为必须实行仁政,但这种仁政必须使丈夫之仁不是妇人之仁。一方面,应该“从好政府的本质来对其他国家进行评估,而不是根据民主的形式。”另一方面,李光耀指出:“好政府也包括人道与文明的行为标准”。5 概括来说,李光耀的“强人政治”强调的是强硬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一定时域内优良绩效;同时也要符合人道和文明的行为标准。

  

  仇和也挥舞“大棒子”,但与前者相比,缺少了制度化和法律化的特征,也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人道和文明的行为标准。例如,对开会迟到的干部罚款、将小偷等违法者示众、把一个跨护栏的妇女追至厕所、强扣干部工资搞建设、对国有资产\"一卖到底\",可以全然无视民意。特别是他手指到哪里,就拆迁到哪里,不容老百姓把家产搬出就可以把房子铲平。他缺少法制、人权观念,甚至缺少对人的基本尊重,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这样的强人政治和新加坡的强人政治相比,其缺陷和不良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我们不反对强人政治,但我们需要强人政治应是法治、制度化、文明和人道的,如毛寿龙教授所说,要有一个非常适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可支持累积性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制度平台,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就避免了纯粹的\"好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人政治的政治目标不能只是一个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包括了法治、人文等方面的因素,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齐头并进。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政治强人视如家长,将强人政治的本质归结为家长型控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此有个很好的界定:“现代使用对家长型控制这个术语通常是指为了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利益而限制他们的自由的一些法律和公共政策。”6 李光耀坚持实施家长型控制,带来了新加坡的成功。但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应该是家长型控制日渐弱化的过程。实际上,新加坡政府本身在运用家长型控制的同时,也逐渐将家长型控制放宽。吴作栋在接受《远东经济评论》访问时说,儒家思想强调不挑战权威和师长。这种观念对维护一个安定的政府有利,但在一个需要在各方面同他人竞争的新世界中,我们却不能一直依赖一个家长式的政府。他说:“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矛盾。我们应该有多大程度上的家长式管理,我们又需要给人民多大空间?如果你观察新加坡,你会了解到政府正尝试尽量退避,让新加坡人民能有更多空间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意。”7

  

  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讨论强人政治的时候,也面临这吴作栋提出的矛盾:“我们应该有多大程度上的家长式管理,我们又需要给人民多大空间?”换言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强人政治”的过渡性和边界问题。仇和式的强人政治不仅需要纠偏,而且诉求的目标也要恰恰定位于其反面:人民高度自主治理的“平民政治”。

  

  【注释】

  1 吕元礼 著《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第一版 第652页

  2 同上第623页

  3 同上第623页

  4 吕元礼 著《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第一版 第626页

  5 同上第630页

  6 邓正来主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修订版 2002年12月 第570页

  7 吕元礼 著《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第一版 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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