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勤 陶正玄:温岭民主恳谈的制度演进与理论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19-08-06 0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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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勤   陶正玄  

   内容提要:1999年浙江省温岭市创设了“民主恳谈”制度,随后近20年历经了制度扩散、重组与巩固的演进过程,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民主恳谈会在制度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增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与国际协商民主经验与理论的对话中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推进了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理论;第二,温岭民主恳谈研究在“协商与决策”“代表与协商”和“协商绩效”等议题上发展了协商民主理论;第三,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推进了制度变迁理论。这项梳理工作也有助于归纳关于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构建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命题,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关 键 词:温岭  民主恳谈会  协商民主  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多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伴随着这些领域发生的诸多变革与创新。在这种背景下,学者称“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实验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这个实验场中正在上演的一部大戏”。①1999年,浙江省温岭市创设了“民主恳谈会”制度,其中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无疑都是影响最大的。

   “民主恳谈会”发端于1999年温岭市松门镇采取干部群众平等对话形式的“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2000年开始统称“民主恳谈会”,并开始在全市很多乡镇、村、社区得到推广。从2001年开始,民主恳谈会全面转型为一种基层民主制度,陆续扩散到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等领域。2008年制度创设阶段基本完成,基本格局已经确定“议题的不断拓展,范围的不断扩大,方法的不断创新,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经过民主恳谈,已成为当地的一个‘规定动作’和‘前置条件’”。②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不仅应用范围广,制度化程度高,而且很巧妙地将国外的一些协商民主技术嵌入土生土长的民主恳谈之中”③,因而被公认为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样板。在持续的制度扩散、重组与巩固的演进过程中,它也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在跨度近20年来的制度演进与知识增长后,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梳理与总结。虽然之前不断出现对温岭民主恳谈进行阶段总结的文献,但是大多是经验描述,或者是围绕特定功能或类型展开的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温岭民主恳谈会在近20年来制度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增长,即学界对这个议题的持续研究中究竟在理论层面上带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学术概念或学术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理论增长,在内在规定性与分析方法方面,主要是围绕L.劳丹的“解题模型”而展开。在社会科学的语境里,这种模型以理论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的紧张关系为出发点,由此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它在与竞争性理论进行比较时,看谁更好地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questions),而且比较的标准主要是看它们在经验的或概念的问题(problems)上的多寡。④科学的进步体现在不同的研究传统在其各个层次的要素上部分或整体地进行实现更新或替代。这个模型的基本假定可以说在把研究视作一项科学活动的学者中具有广泛的共识。例如认为知识增长“并不是指观察的积累,而是指不断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或者更合乎的理论取而代之。”⑤换言之,“范式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其内在矛盾和它们在处理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对理论不利的事实时的无能。”⑥而且这个过程是持续展开的,因此“知识应该被视作一个持续进行着的社会和历史的成果。”⑦本文所讨论的理论增长也是指在化解理论与现实之间张力的持续互动中,不同研究传统、范式、理论或理论的要素等各层次上是如何实现更新或替代的。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文搜集了近20年来研究温岭民主恳谈的一些重要学术论文、书籍和论文集,然后主要以这些文献为分析对象,并结合笔者数年来所进行的经验观察,进行类似一种事件学术史的梳理研究。这项讨论主要围绕三个研究问题来展开,分别为:(1)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是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理论的?(2)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是如何发展协商民主理论自身一些关键议题的?(3)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是如何推进制度变迁理论的?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尝试归纳关于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构建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命题,有助于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一、温岭民主恳谈的概念界定

  

   “民主恳谈”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本土化概念,首先“恳谈’两字准确地表达了有意见需要沟通,有想法需要交流,有问题需要协商,有分歧需要博弈等丰富的意思。”⑧其次,被纳入了“民主”的范畴,主要指向公共事务的协商,从而开启了巨大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创新的空间。早期研究主要从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角度来界定其涵义,例如“概括为一种以行政民主为特色的、以吸纳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为主要内容、以改善基层权力机构的决策质量为直接目的的一种民主建设途径,”也被冠以“温岭模式”称号。⑨后来,随着制度扩散,温岭民主恳谈至少发展出对话型民主恳谈、决策型民主恳谈、党内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和工资集体协商五种类型,涉及范围之广、领域之多已经是制度创立之初没有想到的。温岭民主恳谈会虽然形式、类型多样,应用范围较广,学者们对该概念的表达也不同,但是其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即一种通过吸纳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来改善决策质量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换言之“民主恳谈活动的本质在于政治过程的参与各方的合作互动,对话以促进利益表达,共识以形成决策。”⑩

   在类型分析上,首先,早期“民主恳谈会”被认为是“一种支配性的商议,一种可控性的商议,”并对其前景持观望态度。(11)经过10多年的发展,学者提出温岭民主恳谈已经显现出了“授权型协商”的特征,即“各种通过磋商来赋权的公共协商形式”。(12)其次,温岭民主恳谈主要属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层面上的协商民主“让基层民众以民主恳谈会等方式直接参与地方重要政策的决策过程至少在治理层次上提高了民主发展水平,有助于政策的质量、正当性和民众接受度的提高。”(13)最后,最近一项研究根据国家—社会维度和咨询—决策维度构建了当前中国协商民主体系的基本类型框架。(14)这个类型框架有助于厘清温岭民主恳谈在实践中的复杂定位,虽属于基层协商,但是它起到了在各协商渠道之间相互衔接的作用。具体而言,“浙江温岭的实践将公民代表协商与党委、政府和人大的协商连接起来,整个协商过程都与正式的制度安排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泽国镇的协商民主实验“将协商民主和正式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地连接起来”。(15)

  

   二、温岭民主恳谈研究是如何推进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理论的

  

   温岭民主恳谈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时就被赋予了推进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使命。它被称为“原创性的民主载体”,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的切入点、模式。(16)有学者认为温岭模式是行政民主的一种形式,主要通过行政方式来体现民意、反映民意和满足民意(17),并开启学者们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新的展望,例如商议式民主、参与式民主等。在初期,其主要是在村级民主制度层面上与选举民主对话中展开的,还没有明确地纳入协商民主的范畴。“民主恳谈”被视为民主选举之后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载体,属于一种基层合作性民主制度。(18)其实也并没有厚此薄彼,它也被认为属于议政式的参与,与选举式的参与“二者之间的不同构成了相互补充和完善的整体”,其“发展前景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肯定”。(19)后来随着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盛行,很快温岭民主恳谈就被纳入协商民主的范畴,并开启了一条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因此被寄予厚望。有学者提出中国如果在没有多党竞争的情况下发展出一种协商民主的民主化历程,将是史无前例的。(20)

   1.从“特色论”到“优势论”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如前所述,这种对话是与国外协商民主自身发展的理论演进及其被引入中国的历程息息相关的。20世纪最后10年国外协商民主兴起,其问题意识是如何应对高度分化利益多元的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前中国也遇到类似的社会矛盾问题。正是共同的问题意识,使得协商民主理论引入中国,成为重要的解释或构建性的理论资源。中国学者开始认为“协商民主不仅仅是乌托邦理想,它也是我们按照某种恰当路径追求的东西”。(21)甚至“中国学界可以说是以异乎寻常地热情拥抱来自西方的这种新的民主理论,并很快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协商民主热”。(22)正是有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与对话,温岭民主恳谈研究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论点,即“特色论”和“优势论”。

   首先,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特色论”很快出现,并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前期“特色论”要做些自证合法性的工作,例如解构了那种“直接根据是否存在充分的竞争型选举而简单地将政体划分为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分析框架,而将温岭民主恳谈视作一种新的民主工具的开发,因而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的要素”。(23)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学者们更多是在协商民主的理论框架里来讨论“特色论”究竟为何的问题,即需要回应“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西方学界关于协商民主的理想是大众型协商民主,而非传统的精英型协商民主。相比之下,中国协商民主“(它)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类型,没有必要按西方协商民主理想来苛责它”。(24)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协商民主很多理念与设计是外来的,引入到中国的实践,必须要作相应的限定和调适,因此提出了“有限协商民主”概念。(25)关于如何看待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热点问题。有学者提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威权式协商(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的概念,认为中国协商民主聚焦于治理层次的参与,是在缺乏政体层次的民主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独特案例。(26)也有学者批评把“威权主义”与“民主”两个对立的概念结合起来过于牵强。相比之下,政府主导是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政府主导型协商民主”的提法可能更合适。(27)

   其次,广义的“特色论”的讨论同时也在国外理论界展开,尤其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西方中心论的民主观是有问题的”。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14年权威杂志《政治理论》刊发了一期题为“超越西方协商民主”的专刊。其中有学者撰文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将西方的协商实践作为衡量的标准,要通过对不同语境下的政治协商进行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以确定协商实践可以采取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方可发展。”(28)可能和这种大环境有关,近几年来,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论”也突显出来。在一项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案例研究中,学者提出“民主恳谈与人大制度的结合就是协商民主与代议民主的结合,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优势”。(29)学者呼吁中国式协商民主到了该认真总结各地经验、形成一般性理论知识的时候了,并乐观地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协商民主的前景是乐观而值得期待的……‘中国有可能真的超越西方’”。(30)在这种确立中国协商民主合法性与优势性的框架下,围绕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所展开的知识构建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与治理等维度上。

2.政治参与视角下的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学者是从反思既有制度框架的局限(即大众很少或没有参与公共政策的商议过程)来确立民主恳谈会的意义与价值的。因为大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能够提高决策的质量,使政府的公共决策更具有合法性,以提高公众的知识与道德水准,(使公众)超越个人的利益而导向关注公共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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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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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治理研究》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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