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何以可能?

——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4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6:30:00

进入专题: 强人政治     卡里斯玛型权威     动员能力     组织—制度约束  

张汉  

   内容提要:强人政治回潮是当前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强人政治的核心是具有显著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政治领袖,他们具有改变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从而在其执政期间改变政治精英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可以诉诸两种动员能力,即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同时,政治领袖也必须面对两种环境约束条件,即政党组织和政体制度。其中政党组织既对政治领袖构成组织约束,也是政治领袖的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使用基于动员能力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可以对世界政治中较为典型的强人政治案例进行比较研究,以阐释强人政治的多样性。

   关 键 词:强人政治  卡里斯玛型权威  动员能力  组织—制度约束

  

作者简介:张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意外当选,引发世界各国重新审视强人政治现象。强人政治现象“古已有之”,无论是西方的凯撒大帝还是东方的秦始皇,叱咤风云、战功卓著的帝王都被视为强大国家的象征,使得前现代的政治生活时常带有显著的强人政治色彩。近代以来,虽然政治民主化成为时代潮流,但是在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激烈的军事和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强人政治持续发展。二战期间的世界政治达到了强人政治的顶峰,当时的世界政治几乎就是由轴心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以及同盟国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这几个政治强人决定的。然而二战之后,随着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世界各国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第二波乃至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强人政治由于与独裁统治的密切联系而越来越成为一个负面概念。比如有学者认为,威权政治的核心是在“整体号召机制”下施行“强人政治”。①虽然强人政治仍然出现在此前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很多国家中,比如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当政时期的韩国,但是人们认为强人政治是终将被民主政治所取代的“非正常现象”,而强人政治出现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人们认为这既是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俄罗斯极力融入西方世界而不得的情况下,普京的横空出世为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现象开启了新篇章,强人政治在冷战结束之后再次走向世界政治的舞台中央。雅尔塔体系终结之后,世界秩序仍在重塑过程中,全球性经济危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频发,更是为世界政治增加了大量不稳定因素,这都成为诱发强人政治回潮的原因。今天,除了普京之外,埃尔多安、莫迪、特朗普甚至安倍晋三、杜特尔特也都被认为开启了本国的强人政治新篇章。②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于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来说更具独特意义,因为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强人政治是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绝缘的,而素以口无遮拦、挑战各种“政治正确”著称的特朗普居然能够在自称民主灯塔的美国当选总统,使得人们突然发现强人政治离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原来近在咫尺,并且美国正在强人政治模式下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势。

   那么,在这样一个新强人政治时代,有一些核心的问题需要更为学理化的回答:什么是强人政治?强人政治何以可能?强人政治面临哪些环境约束条件?基于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本文将从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两个维度出发对强人政治模式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当前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案例进行比较研究。

  

   一、什么是强人政治?

  

   研究强人政治现象,首先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强人政治?强人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强人,围绕他们,一国的政治体制进行较为显著的调整和重塑。那么,政治强人为何能够“强”?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笔者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概念诠解这一问题。卡里斯玛型权威来源于领袖超凡的个人魅力,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一方面,卡里斯玛型权威既无法剥夺也无法模仿,只能由领袖个人行使这一权威,而较少依附于外在的组织和制度;并且卡里斯玛型权威往往致力于改变乃至摧毁现有的组织和制度,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卡里斯玛型权威难以传承,往往随着领袖离开权力中心而消散;但是领袖在摧毁现有组织和制度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新的组织和制度,或者是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工具,则有机会逐渐常规化、程式化,从而演变为稳定的组织和制度形态,作为卡里斯玛型权威的遗产而长期存在。③

   如果把强人政治看作是卡里斯玛型权威的表现形态,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强人政治:强人政治是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政治权力的获取和行使围绕具有显著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政治领袖而展开,即政治领袖具有改变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强烈意愿和能力,从而在其执政期间改变了政治精英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使得整个政治体制乃至社会结构都打上了政治领袖的强烈个人印记。在现代政治条件下,除了少数君主制国家、政教合一国家和部落政治国家之外,政治精英结构在大多数国家往往表现为政党政治,包括党内和党际两个方面的政治竞争与合作关系。因此,强人政治所致力于改变的政治组织,主要是其所在政党的党内政治以及包括其所在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整个政党体制;而强人政治所致力于改变的政治制度,即是国家政体形式。

  

   二、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一个分析框架

  

   相比于理解何为强人政治,更重要的问题是解释强人政治何以可能,即强人政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什么?在强人政治模式中,面对既有的组织和制度约束,具有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政治领袖是如何突破约束并推动变革的?政治领袖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员,从而让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众都广泛参与到自己所倡导的变革之中。因此,政治领袖的超凡个人魅力在现实中必须具体化为超强的动员能力,才能取得实效。具体来说,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可以诉诸两种动员能力,即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同时,政治领袖要成就强人政治,也必须面对两种环境约束,即组织和制度。

   那么,如何具体理解政治领袖面对组织-制度约束而发挥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政治领袖的社会动员力,是指政治领袖以各种手段劝说和强制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支持和参与自己所倡导的变革,尤其是支持和参与自己发起的针对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动员力是政治领袖借助正式政治体制之外的力量而变革正式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社会动员力,就必须借助现有的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分野,把一部分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充分动员起来成为自己忠实的支持者,从而使他们一方面支持政治领袖变革正式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反对社会结构中与其对立的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韦伯的观点,根本性的社会分野,既包括依据经济地位而划分出的阶级,也包括依据认同而划分出的身份群体,诸如地方群体、族群和宗教群体。④因此,政治领袖可以借助阶级政治和认同政治进行社会动员以成就强人政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社会分野状况赋予政治领袖的政治机会有多大,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该国社会变化的剧烈程度,以及该国社会分化的严重程度。一个国家的社会变化越剧烈,社会分化越严重,该国的社会不稳定性就越高,社会对立状况就越明显,政治领袖就越能够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变化非常缓慢,社会分化不明显,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人为地发起社会变革,对社会结构重新洗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当涉及国际事务时,民族主义则成为政治领袖建构社会动员力的利器,政治领袖可以借用民族主义动员本国相当数量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反对实际的或者想象中的外国敌对势力,并变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国际秩序的变动程度越剧烈,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族群、宗教群体等跨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越严重,政治领袖就越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国际秩序的变化非常缓慢,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族群、宗教群体等跨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状态不明显,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发起外交攻势乃至对外战争,试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

   政治领袖的政体动员力,是指政治领袖以各种手段劝说和强制各种政治精英支持和参与自己所倡导的变革,尤其是支持和参与自己发起的针对现有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政体动员力是政治领袖借助正式政治体制内部的力量而变革正式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领袖要建构自己的政体动员力,就必须借助现有的政治精英结构中的政治分野,把一部分政治精英充分动员起来成为自己忠实的支持者,从而使他们一方面支持政治领袖变革正式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反对政治精英结构中与其对立的其他政治精英。如前所述,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政治分野往往表现为政党体制,不同的政治精英依据其政治理念差异和争夺权力的现实需要而归属于不同的政党。因此,政治领袖可以借助政党政治进行政体动员以成就强人政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政治分野状况赋予政治领袖的政治机会有多大,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政治领袖所在政党的组织稳定性程度,以及该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程度。政治领袖所在的政党和该国政体越年轻,或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在建立较长时间后又进入剧烈变动时期,其不稳定性就越高,政治领袖就越能够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比如,成就强人政治的政治领袖往往是其所在政党乃至该国政体的创建者。如果政治领袖所在政党的组织稳定性以及该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都很高,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组建新党,对政治精英结构重新洗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治动员机会。当涉及国际事务时,跨国政党联盟以及国际组织和盟国关系是政治领袖建构政体动员力的制度结构,政治领袖可以借用上述结构性力量动员自己所在的政党和本国政体反对实际的或者想象中的外国敌对势力,并变革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秩序。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越不稳定,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各跨国政党联盟之间的对立状态越严重,政治领袖就越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以服务于自己的强人政治。如果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非常稳定,那么政治领袖就很少有机会进行高强度的政体动员。因此为了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政治领袖有时候要人为地发起外交攻势乃至对外战争,试图改变现有的跨国政党联盟和国际秩序,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政体动员机会。

   政治领袖的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即政治领袖的卡里斯玛权威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中的具体化,共同构成了政治领袖的总体动员能力。根据社会动员力和政体动员力这两个维度,可以对政治领袖的模式进行类型学分析(见图1)。图1中显示的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种类型的政治领袖,除了Ⅳ型之外,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强人特点。其中Ⅰ型领袖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强政体动员力,是典型的政治强人,因此最有可能建立强人政治模式。Ⅱ型领袖具有强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Ⅲ型领袖具有强政体动员力和弱社会动员力,都不属于典型的政治强人,但是他们如能充分发挥自己所具有的某一方面的强动员能力,也有可能建立强人政治模式。Ⅳ类型领袖具有弱社会动员力和弱政体动员力,因此不属于政治强人,难以建立强人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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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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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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