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已有质的转变，新一轮的需求与创新尚未明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博弈日益深化，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格局正在重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悄然变局，世界经济失衡调整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未来一个阶段的世界经济，调整是主流，竞争与合作是主导，摩擦则是常态。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集中体现了全球金融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全球经济失衡实质。次贷危机既是对此前全球经济失衡过度积累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集中反映，也是对过度失衡进行的一次破坏性的调整和再平衡。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经济缓慢复苏，欧债危机使得欧元区陷入崩溃边缘。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据IMF预测，2014年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量中的比例将达到61%，这将对既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提出新的挑战。然而，经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的洗礼与震荡，世界经济失衡的内涵已有质的转变。新一轮的需求与创新尚未明朗，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博弈持续深化，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格局正在重组。总而言之，世界经济治理结构正在悄然变局，而世界经济的调整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涵义发生了质的变化

近3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理论中的所谓“失衡”和“平衡”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20世纪80、90年代，世界经济失衡意味着南北经济的对峙，意味着“富裕中的贫困”。而“平衡”则意味着要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援助责任。联合国的“千禧年减贫计划”等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失衡”却被学界和媒体表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亦即经常账户的不可持续。所谓“再平衡”则意味着后者要消除巨额贸易顺差（见图1）。这一时期的失衡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对美贸易顺差）和迅速积累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是美国贸易与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以及迅速上升的净对外负债。时至当下，美国商务部2012年2月公布数据仍显示，2011年美国全年贸易逆差飙升了11.6%，达5580亿美元，成为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8.2%，达2955亿美元，也创下纪录高点。

在这种情况下，谁的贸易顺差最引人注目，谁就有可能就是“被平衡”的主要对象。由此观之，“被平衡”的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所以“再平衡”这一概念意味着，过去的“平衡”问题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世界经济要实现“再平衡”，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度下降，以便帮助发达国家克服长期的贸易逆差。此起彼伏的贸易保护战、贸易摩擦战乃至汇率大战，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不断上演，由此可以判断，未来的世界经济，竞争与合作将是并存的，贸易摩擦必然是一种常态。

二、世界经济新一轮需求和创新尚未明朗

从全世界的消费结构来看，全球目前大约有70亿人口，中国和印度共有25亿人口，年消费4万多亿美元（中国13亿人口，年消费3万亿美元）；美国3亿人口，年消费10.7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的引擎作用，一目了然。从长期看，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消费、靠技术创新，这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201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勉强超过10%，日本占比仅有8.39%，欧盟27国约占25.08%，美国却独占21.57%，这就是世界的生产格局（详见图2）。

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为摆脱困境，设定了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六个战略产业，并以发展新能源为重点；欧洲的创新侧重在生命科学；而亚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创新重点在信息工业。世界经济新一轮需求和创新（新动力）尚未明朗。但笔者考虑，未来的创新依然要依赖于美国，新能源或许将是最先取得突破的领域和最有前途的方向。美国正在推进多个新能源的产业方向：玉米酒精、清洁发电、高效远距离输电、智能电网、太阳能光板、高能燃料电池等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世界经济的发展在短期是靠消费，在长期是靠创新。未来能够推动世界经济的发明创造很可能在美国，中国则形成大规模生产的格局。若果真如此，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轮新的上升周期。

三、发达国家开始努力恢复制造业

次贷危机的深刻教训，使得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对过去的经济模式进行反思。制造业的重振似乎正在成为一股风潮：2009年底巴菲特收购伯灵顿北方铁路公司，令人感到唯有重振制造业的前景才值得股神的倾力一注；2010年，包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参议员在内的11名议员联名写信给总统奥巴马，题为《美国需要一个制造业政策对抗全球竞争》，要求通过发展一项“全国性的策略”，恢复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重新夺回竞争地位。从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美国ISM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路攀升，从最初的52.6一度升至峰值61.4。而与此同时，欧洲著名的市场研究机构Markit Economics发布的调查显示，2009年12月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1月份的51.2升至51.6，达到近21个月来的最高点。这一数据显示出欧元区制造业在持续扩张（见图3）。

美国政府在2012年2月发布的总统经济报告称，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之一是制造业的复兴，白宫提议在2013年预算案中加大对制造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当新兴经济体越来越由国内市场需求推动制造业复苏的同时，向新兴市场出口的增长则成为拉动发达国家制造业复苏的重要因素。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更是提出美国经济必须进行战略转型，认为美国将来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不应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从长远看，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同时达到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努力，大家都是主角，单一强调发达国家的需求驱动力，还是单一强调新兴市场国家的供给驱动力，可能都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

四、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风险

美国的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全球面临流动性泛滥的威胁。欧美经济低迷、投资机会减少使得资本加速从西方流向东方，热钱流入不断加剧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现在流入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据高盛公司的统计数据，仅2009年第2季度至2010年第2季度，国际净资产以年均5750亿美元的规模进入新兴经济体国家。其中，亚洲国家吸引的国际游资数额最多，如在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78.6%都流向亚洲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和2009年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执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10年大宗商品开始暴涨，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在输入性通胀和自身宽松货币政策的双重搅拌下，新兴经济体的CPI开始“发烧”，比如，越南和印度的通胀率曾一度分别达25.26%和10%。与此同时，2011年度的中国CPI同比增长5.4%，巴西增长6.5%，涨幅达到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对应的俄罗斯2011年度的CPI涨幅为6.1%，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详见图4）。

巨额资本的流入和通胀，让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陷入了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另一方面，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使得很多国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启动加息。如2010年11月，印度央行宣布当年内的第6次加息，将基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上升至6.25%，以平衡经济增长和抑制物价上涨。一些新兴经济体都实施了抑制资本流入，鼓励资本流出的措施，同时辅以抑制资产泡沫的紧缩政策，诸如加息、提高银行准备金比例，并对外来资本投资本国的资本资产市场进行限制，以平衡经济增长和抑制物价上涨。但加息会让本币升值和热钱流入的压力增大，同时也会对本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压抑作用。如中国的央行曾在2010年12月宣布当年内第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此前市场普遍预测的加息，这正是这种“两难”选择的直观体现。

新兴经济体良好的经济增速以及货币升值的预期，无疑将继续吸引来自外部资金的涌入。同时，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经济转型、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将导致新兴经济体在中长期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而治理通胀又会压低增长速度。增长和通胀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五、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格局正在重组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世界的金融中心遭受打击，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功能也一度减弱。而相应地，新兴工业化国家得到机会，可以参与资本和生产的全球配置。当今世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在强劲复苏和发展，有效地对冲了其他市场的经济衰退，它们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得到逐步提高，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在逐步上升。中国、印度等国家在非洲大手笔的投资便是很好的案例。

在这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规模经济加上高科技创新成为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选择。它们在努力实现生产集约化，发展以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生物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从而形成符合本国资源禀赋特点的现代产业体系。

与此同时，全球生产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走高，令全球运输成本不断攀升，从而对全球化的生产、创新、销售、消费模式构成冲击。许多企业为节约运输成本和其他成本，纷纷舍弃全球化产销模式，把生产和组装线撤回本国或邻近地区。美国许多电子产品制造商由于在中国的生产成本迅速增长，已经计划并着手回撤，将车间从中国挪到更近的墨西哥甚至撤回美国；美国消费者过去很难在本国的超市找到美国生产的家用品，现在他们会发现印有“美国制造”的商品渐渐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日益频繁，国际贸易逐渐演变为公司内贸易。与此同时，公司金融运营却日益全球化，公司的资本有超过80%的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除了支撑企业运行，公司更注重对这些资本资源进行多元化配置。

六、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开始变局

世界经济发展的种种矛盾呼唤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要求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的架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成为各方共识。在没有一个更好的机制能将新兴市场和老牌大国融入一个对话体系中之前，G20的进一步机制化面临更强的紧迫感。G20峰会与金砖国家峰会、东亚峰会、拉美峰会等机制并存，已成为21世纪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共商经济要务的新平台。此外，IMF份额也将重新洗牌。根据IMF发布的新方案，2012年中国在IMF内部的份额将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有望上升。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全球经济政策讨论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它们在加快自身经济转型时所承担的世界经济风险的压力也在逐步增大。

笔者认为，尽管美国与欧洲的债务问题仍然存在，但世界经济还是在缓慢中继续复苏，新的增长战略正在调整。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关于世界经济发展主导权的博弈仍将持续上演。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增长仍将继续维持，结构调整将是主导，各个经济体之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成为主要潮流，而全球的经贸摩擦则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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