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7 次 更新时间:2013-07-03 21: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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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鉴于北大哲学系资产阶级教授占据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形成气候的情形,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决意把曾在上海华东局任职的党内著名哲学家冯定调进北大,此举实际上就是后来常说的“掺沙子”。五十年代初期,冯定一篇论述资产阶级改造的文章颇受毛的好评,一时名声大震。按照毛的意思,1957年初春行政级别甚高、曾任马列学院分院院长的冯定进北大后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只是单纯负责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他到校后自然成为红色哲学的品牌人物,转年间就出任北大党委副书记,长期负责学校的理论课教学工作。

  有意思的是,思虑严谨、学风独特的冯定似乎并不为北京的哲学圈所容纳,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时常被人怀疑和杯葛。尤其是到了1960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展开后,他带有温情色彩的人生观学说就很容易招致异议。那一年在高级党校讨论教科书,就有一些人指出冯定主持撰写的教科书第一章存在原则性的缺点,这让到会的北大哲学系人士大惊失色。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紧张得递条子给助教高宝钧,让他发言时有意遮掩,竟说事前没看过冯定写的那一章。

  这是冯定在北大党内走背运的第一步,开始在斗争的锋刃两边谨慎行走,不被高层所喜,也不为群众理解,逐渐酝成1964年大批判之困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为他的哲学思辨光环笼罩时,纷纷为其叫好,一旦环境险恶,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又成了人人弃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六十年代初,北大哲学系曾高调总结了冯定的教学经验,并在校刊上醒目刊出。在高级党校有人揭发问题之后,哲学系总支跟风转向,在教学检查活动中抢先布置对冯定的专题检查,称之为“对冯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冯定不接受这样的检查方式及结果,系里也有不少人认为总支书记王庆淑有意打击老干部,总支搞错了。资历颇深的党员教师孔繁说,冯定是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在理论上有错误。有人甚至唱反调地说,冯定写的第一章是全书最好的。

  这让王庆淑及总支困惑不已,陷入两难境地:总结冯定讲课经验时批评她是“吹捧”冯定,现在批评冯定的教学观点又被说成是“斗争过火”,是在“政治投机”。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过去王庆淑和原总支书记汪子嵩之间闹矛盾时,冯定一度是支持王的,外界以为他们私下的关系是好的。王把冯捧得很高,编教科书时又鼓动冯挂帅,为了表示祝贺编书成功还特意请人写了《红书颂》。就在检查教学的敏感之时,冯还请王吃饭。只不过突然见到有人批冯,王有些慌乱,本能地想划清界限。据说,听到冯定问题被揭发时,王的第一个反应是:“糟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是上不去了。”

  在教研室开会时,冯定被认为做了过多的解释,态度很不冷静,空手而来,对大家意见只字未记,甚至几次发脾气打断别人发言。有人在做“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与实践性”分析时,冯定听不下去,就插话说:“错就错了,这我完全承认,现在问题不在这里……”有人提到讲课中“脱离社会实践是模糊了人和动物的质的区别”说法不妥,他大发雷霆地说:“我绝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冯定能这样讲吗?”还训斥发言者说:“你们这样推下去,(我)岂不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吗?”总支汇报说,在这次课程检查中冯定一直是比较被动,过多地考虑了个人,有时认为是专门针对自己,甚至有厌烦情绪,说了“要消毒”、“开大会检讨好了”、“不能再教书”之类的牢骚话。(见1960年北大哲学系总支《关于教改中检查冯定同志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汇报》)

  一个堂堂的学校党委副书记、资深的哲学家居然被这样整治,他无法冷静面对这样的挑剔方式。他拒绝再去参加教研室会议,总支书记王庆淑就上门做工作,希望他应主动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变被动的情况。冯定只好说,既然群众有意见,就再参加一次,但无时间认真考虑问题,只表示一个态度好了。他颇为伤感地对总支的人说:“我不冷静,这是气质问题,不能控制。我就是这样争论问题,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就这样。”高级党校此次围攻教科书,让冯定心生余悸,使他后来每次经过高级党校就心跳,情绪一直不快。

  正在此时,中央高层对冯定问题有一指示下达:在讨论中不要急于戴政治帽子。这让骤变的形势有所缓和,校党委继续安排冯定讲授毛选四卷和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课,并负责培养重点师资,这样就让冯定逃过了一次信誉危机。

  后来社教大批判之时,校党委人士为此检讨道:“对冯定在工作中极端不负责任是有所察觉的,对他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和错误的理论观点也是看到了,但思想麻痹,没有追查下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哲明1965年10月25日哲学系整风大会发言语)陆平在四清运动扫尾之时,1965年12月30日也在会上承认:“学校党委长期以来未发现冯定的修正主义,叫他领导哲学系十来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1960年在高级党校对他进行批评以后,我们也没有引起足够警惕,追查下去,说明我们的政治嗅觉也是不灵的。”谈及那几年冯定的工作,陆平还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说道:“因为认为他是老干部、党员哲学家,就盲目信任他,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放松了党组织对他的监管。”(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对于冯定在北大的状况,陆平他们那时基本都持这样一种警惕、防范的疏离态度,双方政治信任感较弱,总担心一方产生“定时爆炸”的政治后果。

  1962年教育部要冯定主持编写中学政治课本,这被视为绝对的政治信任。年轻助教孙伯鍨、郭罗基前往帮忙,发现冯定写作时不爱引用领袖人物的著作,甚至在编写“辩证法认识论”章节时,都不主张引用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这让年轻人大为惊讶,只能悄悄地用主席的原话而不加引号。(见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8期)冯定这种不唯上、平实的学术个性,确实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在哲学系年轻教员的印象中,冯定对学术斗争不感兴趣,总是有意规避什么,像教研室适时组织关于“合二为一”问题的讨论,他就找借口拒绝参加。有的教员说,冯定在运动中有时反而起了促退作用。

  

  二

  

  1964年11月,继调查组前期工作之后,中宣部开始在北大进行社教运动试点,由此进行了长达一年半截、交锋激烈、反复无常的拉锯战,冯定问题成了这场政治闹剧兼惨剧中一枚最具份量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双方都会用此无情地抛掷回击对手,血泪淋漓。

  在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和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之间的较量中,由于日常工作矛盾引发的不快,冯定一开始就偏向工作队一边,对陆平及陆平重用的王庆淑多有怨气。在社教运动初期陆平落败之时,冯定在党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还是颇有锋芒,点中要害的:

  ……陆平、彭佩云同志你们是怎样去市委商量的,怎样利用市委负责同志的讲话?陆、彭讲的不一样?你们不弄清楚,我们很难判断……有些事情校常委会通不过,就到市委去一趟,回来说是市委的意见。

  ……对王庆淑的庇护,讲了一些事实,不一定讲完了。为什么对王庆淑万般爱护,而对反对王庆淑的同志则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路线是很明确的。

  ……陆平同志到北大不久,和江隆基(为陆平的前任)的关系上有问题:江在反右派上是有些错误的,陆与江闹不到一起,批评江右,有方向性错误是一件事,但弄到势不两立,不能共事,起码两方面都有问题,陆很不能容人。(见1964年11月30日北大社教工作队整理《北大党委常委会讨论哲学系整风问题的十八次会议纪要》)

  冯定所说的这些话对于焦头烂额的陆平来说,是颇具杀伤力的,为张磐石他们形成的合围起了不小的作用。他还出席了1964年11月13日、14日哲学系党员教职工大会,集中说到陆平“偏爱、包庇王庆淑”,甚至说“王庆淑领导党委”。他把矛头指向陆平与市委的关系,向群众公开了党内的斗争秘密:“陆平的一贯手法是遇到不好办的事,先找市委,以市委名义在常委贯彻”。

  冯定还在会上表露他在严酷斗争中的柔性一面,他自诉说,听见哲学系某某人在党员登记时要被划为三类,“真是心惊肉跳”,知道某某人被说成是反三面红旗的代表,觉得“很寒心”等等。在1965年2月12日的一次小组会上,由于不满意学校党委常委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突然正式请求以后不参加常委会了,只愿意参加哲学系会议。(见1965年10月23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4期)冯定这些近乎“决裂”的表态深获工作队的赞许,无疑也加深了陆平他们对他的不满和怨恨。

  经过几个回合的相争,陆平的颓势、冯定的上扬很快显示出来。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陆平秘书杜采云1965年3月16日在党员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她说:“那段时间,冯定同志能看文件,陆平同志倒不能看,想必陆平同志的问题比冯定同志严重,这也使我无法理解。”(见1965年3月18日市委办公厅编印《北京大学党员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42期)

  北大社教运动高潮迭起,工作队训练北大积极分子时明确说陆平已经烂了,是搞阴谋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有一次哲学系助教、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孙蓬一到工作队办公室,谈到有些问题一下子捅到天上(指校党委),坐在一旁的张磐石淡淡地说了一句:“天也快塌了。”这句话让两位助教吓了一跳,因此得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见1965年10月29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32期张恩慈发言)

  社教工作队在各系展开了细致的动员调查工作,整理出大量有关陆平及校党委在北大队伍建设、教学方针等方面的反面材料,在整个偏左的大环境中很容易引发教职员工的共鸣和愤怒。哲学系后任总支书记聂元梓在一次全系积极分子大会上传达工作队副书记庞达的指示,历数陆平及校党委的罪状,动员大家上阵斗争陆平,她大声问敢不敢斗?害怕不害怕?可以想像的是场面情绪昂扬,得到与会者一致的应答声。

  

  三

  

  北大社教运动可谓一波三折,党内矛盾深重,涉及中央高层诸多的纠葛,每个拐点都是惊心动魄。冯定问题无形中成了上下勾联的节点,几方势力都要通过它来影响、操纵运动的走向,以此在形象上抹黑对方,赢得有利于自方的政治安全感。

  早在1964年9月初,市委大学部通知北大党委将要揭露冯定的修正主义,9月13日北大党委会进行研究,9月18日向市委、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批判冯定同志的修正主义观点的请示报告》,表示这是一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决心在中央、市委的领导下,尽力量把这场斗争搞好。党委秘密组织一个班子,查阅了冯定1932年起所写的书籍、文章和报告稿(约百多万字),编写有关冯定错误论点的资料。

  校党委汇报称,曾开过一次常委会,两次党委会,面对面地对冯定进行了批判,仅9月25日党委会上发言的就有15人。而社教工作队坚持认为,“学校党委只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和半次党委会批判冯定问题,在党委会上只有少数委员发了言,就草草了事。从此一直没有继续再开会讨论批判这个问题。”

  这里存有一个对于双方斗争极为重要的时间点:1964年9月中旬张磐石提出要攻王庆淑与校党委、陆平的关系,要用“集束手榴弹”打乱校党委阵脚,要哲学系首先把火烧到陆平身上,为打倒陆平提供一颗颗子弹。而陆平此时借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公开发表的时机,建议哲学系停止讨论王庆淑的问题而进行批判冯定,等过了国庆节,再针对王的问题专题辩论。对于这个明显的缓兵之计,张磐石当然不同意,他一口咬定说冯定问题中央还未做结论,非要把王庆淑的党内是非问题放在首要的地位。据陆平事后回忆:“我们向磐石同志汇报后,磐石同志大发脾气,说批判冯定的问题不许插入。”(见1965年10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1期)最让陆平恼火的是,工作队事后补发的简报反而说:“工作队立即建议哲学系党总支把辩论暂时停下来,以便集中力量批判冯定。”伺机观察上层的反应,双方均在冯定问题上大抢话语权,互推责任,就想在愈加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掌握主动,竭力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

  让陆平没想到的是,1964年11月初社教运动开始,斗争锋芒很快转向自己,冯定倒成了常委会上斗争自己的活跃人物。12月陆平与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曾开小会研究,试图重新启动批判冯定。但几次约请工作队参与讨论,但工作队几位领导说了不少托词迟迟不愿前来。转年1月23、24日,陆平、彭佩云在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在市委扩大会上对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提出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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