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4 次 更新时间:2013-06-23 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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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 (进入专栏)  

  

傅鹰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知名化学专家,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胶体化学教研室主任、系委会委员。他原本不爱涉及政治事务,出于直率、认真的性格,或深或浅、缓慢地卷入历次政治运动。

北大党组织五十年代初期对他的判断是,他长期受教会学校及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具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爱国心和事业心较强,在科学上想做出一番成就。1949年在美国看到解放军炮击英国舰艇“紫石英”号的消息,认为是替他出了“几十年的气”,这成了他急于回国的理由之一。回来后依照浸染的西方政治生活习惯,没有一味唱赞歌,对党和政府诸多政策多采取怀疑、观望的态度,一度提出“政府要看百年”。1952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深受触动,表现出进步的倾向,曾被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典型到其他学校作过报告。北大党委据此认为他有所转变,但思想深处还是多有反复。

1957年整风鸣放时傅鹰被诱导爆发出来,他的言论是较为激烈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事例生动,颇具感性色彩,因而感染了不少业界内外人士,成了当时发言精彩到位而引起共鸣的北大名教授。反右开始后,北大党组织认定鸣放初期他“讲了许多对党极为尖刻愤懑的话”,并有意剔除上下文的关联,挑出几个激烈的句子作为傅鹰的典型言论,如“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差不多”、“党团员像特务”等。化学系总支甚至悄悄地找出1955年他发表的旧作《高等学校化学研究的三部曲》,认为傅在文章中公开攻击党没有拿过试管,不能领导化学。

反右斗争凶猛展开后,中共高层内部出于平衡、怀柔的战术考虑,希望划一个左右分割的粗线或踩踏中间线。不知何故,傅鹰骤然成了一个鲜明的风向标,他被钦定为“中右标兵”,据说是毛泽东过问此事。按中央的说法,划右派标准以傅鹰的言论为标线,超过傅的言论程度就是右派分子。从全国范围后来的实际效果看,“中右标兵”只能是一个虚幌,很多政治言论比傅轻、只对单位领导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照样被打成右派,只是傅因此侥幸逃过戴“右派帽”一劫。

这里有一个内情,就是在反右开始之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曾特意私下找他谈话,有所劝阻,具体内容不详。谈话后傅鹰激烈的态度大大收敛,后来应邀参加了批判右派分子钱伟长的大会,并作过一次发言。他还被安排为一年级学生作了一次题为《党的领导问题》的讲话,有意让他说了一些好话。市委方面认为在反右、双反运动以来,总的说来傅鹰对党的领导及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是跟着党走的。

但是他所在的化学系党总支却在此后将近四年的时间内,始终认为傅是没有戴帽子的右派。早在1957年底中央已确定傅为“中右标兵”,化学系部分总支委员还坚持认定傅就是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是没有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1958年双反运动中对傅的批判全面升级,批他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有许多怀疑和抵触,改造的要求比较差。傅鹰开始只肯承认教学、科研工作中存在一般性的错误思想,拒不检讨政治上的错误,还倔强地表示“要白就白到底”。

系总支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了傅的全部“反动和错误的言行”,要求组织讨论和批判。总支最厉害的一招棋是,争取过去和他一起的几个“思想同样反动”的教授起来揭发,一次一次地在谈心会上反复“摆事实”,导致傅碍于情面,疲于应付,最终理屈词穷。本来与傅鹰同被视为没有戴帽子的“准右派”分子邢其毅教授,在压迫之下只能反戈一击,揭发不少傅鹰私下谈论的言行。在卸掉所谓的“思想包袱”之后,邢其毅如释重负,获得了难得的内心轻松,不由在会上感慨而道:“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象共产党这样关怀知识分子。”傅鹰没有说这样的话,他只是几次简单陈述:“这次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语气中多少有几分无奈和消沉。1958年5月16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在所刊发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著名文章中,激扬地描述了傅鹰的转变过程:“傅鹰为党的耐心帮助所感动,举起了降旗,‘向真理投降’。以北大来说,傅鹰举起降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线全线溃败的标志。”(见1958年6月《北京工作》第231期)

全国知名的“中右标兵”傅鹰举起降旗,确实让市委、北大党委有几分成就感,但对傅鹰的政治处理却是极为严厉的。北大党委曾经事前制定双反运动的作战指标和战斗计划,列出几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要求对每种人的思想改造目标需因人而异。对一些认识不深刻的顽固分子都提出不要“烧焦”,要适当等待,网开一面。然而,北大党委或许受系总支汇报的影响,一直把傅鹰、中文系游国恩等教授列入“不服输、依旧翘尾巴,须严打”之列,再三指示“继续烧他们,把他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见1958年4月5日北大党委《关于北大双反运动中教授思想改造的情况报告》)化学系党总支后来对傅鹰采取越来越激烈、势不两立的斗争姿态,与市委大学部、北大党委一度强烈支持的态度分不开的,只不过上级党委后来在政策上有所收缩,但系总支却靠着照常的惯性依旧全速冲撞下去,无法收住已然膨涨的“思想战斗野性”。

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傅鹰后来写出名为《向真理投降》的检讨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再三表示愿意跟着党走,态度既诚恳也显出少见的几分卑微。中共高层也有退让之意,1959年2月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临近会议结束时插了一段话:“我们的危险是不学习,怕提缺点,红而不专,不要人家说一句话就说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所有的人都教书,如傅鹰,想退休,我们还要让他教书。”在全国性党内会议上,对傅鹰如此的表述还算给了相当的礼遇。

然而,按北大党委1961年夏季检查报告的陈述,化学系总支领导并没有就此收兵,反而采取与傅斗争到底的强硬姿态:

系总支领导同志却看不到他的这种进步,对他只片面地强调斗争,很少有团结和争取的愿望,很少注意发挥他有益的专长为我们服务,实际上采取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混淆了中间派和右派的界限。(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1958年底,系总支以一年级新生辨别能力不强,易受旧教授的影响为由,决定停止傅鹰为新生讲授无机化学课。当时北大党委的工作报告中时常引用学生的一句话,来表明受课学生的迷惑、中毒之深:“奋斗一生,学到傅鹰先生的十分之一就很好了。”在调整专业发展方向时,不经详细考虑,就断然取消傅鹰领导的胶体化学教研室(后经上级过问恢复)。傅为此在1959年1月愤而辞职,以示不满。

此事相争过程中,巧逢毛泽东对《清华物理教研室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传达,被惊动的北京市委当即布置北大党委检查对傅的工作,生怕再出差错,责成化学系总支学习主席批示,结合傅鹰的问题,在党内进行一次深入的政策教育。但是总支敷衍塞责,迟迟不动兵,一直拖延到当年秋天反右倾运动开展之时。总支书记王孝庭又借机重新布置对傅的批判,他召集胶体化学教研室支部成员开会,定下“傅鹰还在大摇白旗,向党进攻”的调子。

这里有个蹊跷的插曲: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此事经毛泽东过问成了一个著名的事例。毛批示说,要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总支、支委讨论一次,并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科研人员。清华物理教研组的做法与北大化学系相近,比如同样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现在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毛泽东含蓄、模糊地点到了这种过左的工作方式,只是说“阅读并讨论”,没有出现他惯常激烈的批评句式。从事后效果看,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以欣喜的情绪来看待这件批示,并有所期盼。但是相当多的基层党组织只是草草应付,并没有采取改正的实质举动,对不满意的高级知识分子依旧是变了幌子进行围攻和斗争,只不过很多单位的斗争热度有所减弱。从1959年实际发生的过程来看,毛的批示是失效的,只是蜻蜓点水般地飘浮而过,在很大范围内被众人敷衍了事。

化学系党总支一直坚定认为,化学系实际上还是处于“教授治系”的局面,在一个时期内是由傅鹰、邢其毅等四个教授实行专政,教学科研、研究生的分配、助教的去留都由他们作主,甚至还猖狂地干涉党总支的“内政”。例如,总支因故批评一个邢其毅喜欢的党员助教,邢竟敢向党总支提出质问。总支欲发展一个政治上进步的副教授入党,也因为傅、邢的反对,怕“影响关系”而不敢发展。

化学系总支向上汇报说,只有经过这次双反运动,东风才真正压倒西风,系一级党组织才普遍大翻身,总支干部才不会像过去忍气呑声的“小媳妇”模样,敢于召集教授开会、作报告,敢于面对面地批评教授。对于这种系一级党组织日益强硬的姿态,市委主管常务的书记郑天翔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文中欣喜地总结道:“(此事表明)无产阶级的志气长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打下去了,这是阶级形势的一个巨大变化。”

从1959年底到1960年春,是傅鹰最为暗淡的日子,系总支相继布署缜密的斗争日程表,在新年座谈、评跃进奖、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等会议上,对傅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活动,批判的内容从学术观点、教学态度到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扣帽子之多事后让市委大感吃惊,如“反对教育方针”、“和党争领导权”、“争夺青年”、“用白旗与党培养红专干部的路线相对抗”、“大肆散布反动思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消极怠工”、“起了百分之二百的破坏作用”等等,对傅的学术专长和他在教学中备课认真、讲授清楚等优点予以全盘否定。

傅鹰被迫参加助教顾惕之、研究生周乃扶检查思想的会议,顾、周检查时主动谈到傅引导他们走白专道路,马上会议目标转向傅,与会者纷纷指责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必然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见北大调查组1961年6月《北大化学系在学习八中全会文件时重点批判二十多位党外教授、助教》)

据1961年3月北大党委自查,从1958年起,化学系总支借调整科研方向之名,以不能参加保密项目之由,停掉大多数教授的研究工作,十三个教授中有十人三年来几乎没有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总支在党内摆出的不安排的理由之一是,“害怕旧教授拉拢政治性较差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形成小集团和党对抗”。

靠着批判、打压傅鹰等知名教授的政治名声,1959年冬季北大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一举夺得当年“文教先进集体”的称号,其事迹登记表中赫然写着:“深入批判傅鹰的资产阶级观点,青年教师已完全担负起过去傅鹰讲授的无机化学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正迅速成长。青年教师华彤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无机化学课中的重大问题,以大跃进以来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课程内容,改变过去无机化学课的面目。今年考试成绩优良百分之八十六,而傅鹰讲课时考试成绩不到百分之五十。”(见1960年初《北京市1959年文教先进集体登记表》)

年青教师的授课考试成绩大大超过傅鹰的授课考试成绩,而且是高于三十六个百分点,足以证明年青人的锐势和旧教授的不堪。最为关键的是,年青教师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施教,这是傅鹰他们所不能达到的。

在五六十年代教学革命运动中,北大化学系一直是大名在外、处处争先的激进单位,狠抓阶级斗争、大促教育改革的事例大都出现在北大党委上报的报告中最显目的位置。1960年初看到许多国家都在大力研究胰岛素,有的资产阶级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只合成到五肽。化学系总支抓住这个由头,大张旗鼓地宣布要合成到21肽。据市委大学部1960年3月5日《科技工作简报》称,起初由于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工作进展迟缓,但在反右倾整风学习以后,大搞群众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从三肽突破到12肽,把英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4月26日简报又说,苦战23天,终于在4月22日胜利合成21肽,宣布超过世界水平。一时间成了轰动北京高校的大事,出尽风头。但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上海方面突然大肆宣传,已在4月20日合成至30肽,比北京21肽还高9肽,立马把北大化学系膨胀的气势压住,让北京教育口扫兴许久。

傅鹰一直不喜欢系里这种过于张扬、高调的“科研动作”,称之为“浮夸之风不得了”。直到1962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傅鹰才壮着胆子首次揭露其间的内幕:“说合成了21肽,分析七肽的数据与理论数据一样,原来未进行分析,是用理论公式推算出来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层层上报,是在骗谁?这样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怎能提高?”(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

大跃进时,化学系在报告中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傅鹰对此不以为然,他几次向校方提意见说:“根据系里教师的力量水平,一年内完成几项就很不错了。有时一个纯化一个原料也得要三个月的时间,二至三个月内怎能完成几百项?这些数字层层上报,领导也无法核对,这样献礼不够严肃。”

强势运动之下,有些老教师成了惊弓之鸟,只看风头讲话,北大、清华、北医等学校的不少教员不敢查阅必要的科学文献,只求盲目实践、为了保险不惜工作重复。北大化学系张青莲教授说:“乱哄哄,一场空。”傅鹰则以亲历者的身份表达得更尖锐:“现在是以任务消灭学科,北大摧残胶体化学。”(见北京市委高校党委办公室1959年4月20日《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中各小组讨论情况》)

1961年10月教育部下发《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讨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变系总支的领导作用,只起保证监督的作用。这一条就招致北大多数系总支的不满,化学系总支的表态最为激烈,总支副书记黄文一在10月26日市委大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的顾虑就是怕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我们如果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不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会不会造成资产阶级复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做法,就是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只当政委,国民党当军长、师长。我觉得我们发号施令是对的。如果学校中只是在上面由党委发号施令,下面由他们资产阶级发号施令,这样能不能保证党的领导?”化学系总支书记王孝庭敲边鼓说:“不能说一竿子插到底就一定不能执行知识分子政策。”(见会议记录手稿)

而傅鹰对“一竿子插到底”(指各级党组织垂直领导)方法有一肚子怨言,体会尤深。1961年7月中旬,他在教育部召集的座谈会上直接点了化学系的问题:

系里一竿子插到底插得很凶,谁也不能说什么,否则就认为是对党的领导“原则承认,具体否定”,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反党”,谁受得了?(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7月21日《最近傅鹰对高等学校工作发展的意见》)

他在会上举例子说,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学生为学生党支部成员,他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写了培养研究生的计划,按系里规定要送支部批准。支部书记多是三四年级的年轻学生,对计划中的学术表述多有不解之处,就需傅鹰同他原原本本地讲上半天、一天,甚至多达两天,学生书记接着就打起政治腔调问:“是不是合乎国际水平?同国计民生关系怎样?什么时候搞出成果?”这让傅鹰哭笑不得,不知如何能够回答得满意。他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谈及此事有意调侃道:“这又不是做香肠,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灌出两根三根?”

在校内,傅鹰教学上的倔强和不妥协是有名气的,他的学生是深有体会的。回国初期,他分配在清华大学任物理化学教授,有时给学生布置习题,科代表认为作业量过大,会打乱同学的学习计划,就擅自压下来。傅鹰发现后在课堂上生气地说道:“学习是那样简单,不劳动还成,不劳动那是蒋介石。”同学们听了大为吃惊的,互相观望吐舌头。科代表课后向傅解释,被他从办公室直接轰出去。(见1954年市高校党委《关于清华大学师生关系的问题》)

他是深爱自己的专业,一有不适,他会强烈反应,甚至到了不相容、不退让的地步。1953年化学馆建设原订六千平方米,领导上核实时给削减到五千四百平方米,他跑去找领导,极为不满地说:“别看现在花的钱多,将来人材培养好了,价值比现在大的多。”(见市委高校党委1953年12月27日《北京市高校教师学习总路线思想情况》)

院系调整之后,1953、54年傅鹰到了石油学院任教,他对英美的课本不满意,对苏联的课本也有意见,于是自己编写教材进行教学。教研组里的两个助教认为必须用苏联课本,与傅鹰的意见不合,竟然愤怒离开教研组,给任主任的傅鹰一个下马威。石油学院教务长曹本熹替傅鹰说情:“像傅鹰这样的人,对苏联课本有些意见,不会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他对苏联课本钻得也非常厉害,远远超过那些年青人。而无论什么课本都不会没有一点缺点的,这些年青人只是主观简单地认为非苏联的就不对,当然不能说服傅鹰。”多年老友、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在接受中宣部工作人员访问时,就举了傅鹰这个例子来说明对高校老教师不够尊重的现象,他说:“我们必须对傅鹰的教材进行具体分析,批判坏的,也肯定好的,这样才能使他心服,才能发挥他的才能,使课本达到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再三向来客强调,傅鹰在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方面是很有本领的。(见1954年3月2日中宣部办公室印发《清华大学教务长钱伟长对高等工业教育的意见》)

最让傅鹰不能接受的是,到了1958年他竟管不了名下的研究生,研究题目由系里确定,却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却非得由导师签字。傅鹰不高兴地说:“这不是笑话吗?我不签字不行,不签就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政策,那我成个什么东西呢?”当天在场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林枫、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听了后默默无语,林枫只是简单接了傅鹰发言中的一个极小话题,就是赞同傅所说的发挥“师兄”“师姐”的作用,多带研究生。

傅鹰说,有一次系里做一个研究,要用价值一万元左右的贵重药品,老教师主张先用少量试试。支部书记却一口否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少慢差费,党做事从来就是气派大。结果上下一通气,花费了数万元的国家经费。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傅鹰忍不住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几年来,(化学)系主任和教授是在年青人的脚底下。”

系总支有意让老教授和青年师生分别编写讲义,树立对立面,意在“比垮”和“搞臭”旧式教授。半导体化学教研室一位团员大声地对资深教授唐有祺宣布:“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编写《红色化学热力学》时,参与的同学提出:“苦战一夜,写出大纲。”傅鹰大为惊异,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夜搞出来不容易。”结果学生们第二天就嚷嚷说大纲胜利写出了,当即就批判傅鹰高傲轻视的态度,说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体现。事实上这个所谓一夜搞出的大纲是一个助教一个月前就写出的,当晚只是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时,傅鹰在意的是涉及学校领导体制的条款,感同身受,总想堵住一些制度上的漏洞。比如原来草案中系委会“职责”有“人事安排”一项,但新的《暂行工作条例》却暗暗地取消此项。傅鹰在北大讨论会上大声地质问:“为什么取消呢?例如化学系为什么产生超编现象?是不是所用的人都能胜任?系务委员都不知道,如果系委会研究人事工作,就不至于这样了。”(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17日《清华、北大、师大部分师生和干部讨论“高校暂行工作条例”的意见》)

傅鹰说这样的话是有所指的。作为教研室主任,他实际上处于无权责、被漠视的位置,不知什么事该过问、什么事不该过问。有一次系里事先不通知傅鹰,突然给教研室增加四位教员,结果开会时系总支在台上介绍,不知所措的傅鹰惊愕一会儿,碍于场面,只好上去同新来的教员点头握手致意。傅鹰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讲完这个细节,意犹难尽,一旁的北大教务长周培源缓缓地补充说:“我也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但我的教研室提拨了副主任,我都不知道。”(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7月24日《周培源、傅鹰等在讨论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稿时发表的意见》)

作为一位在学术圈浸润几十年的资深教授,傅鹰认为一个教研室内有经验的教授总是少数,没有经验的占多数,因此在学术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不合理,是对群众路线的曲解。在这一点上,傅鹰与系总支产生严重的对立,总支认定傅思想顽固,对党的群众路线不满,就多方设法把他排除科研工作之外。有一次化学系接受一项研究三峡水利工程土质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三峡附近的土能不能作为三峡大坝的建筑材料。思考再三,傅鹰持谨慎的态度,主张先进行土的纯化然后再作试验。但教研室内讨论时不少人说三峡筑坝就应该就地取材,根本无需“纯化”。结果举手表决,用简单多数就把傅鹰的意见否定了。傅鹰对此用了“把我的意见压下去”的词句来综述这个过程,涉及事情的结果,他在座谈会上的言辞多少带上感伤色彩:“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写出论文送人家审查,结果完全不合规格。北大提出的论文被人家全部否决,这是第一次啊。也幸亏人家否决了,不然不知会造成什么结果。”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段伤心的隐情,傅鹰当时在会上不敢细说。后来1961年5月29日中央统战部干部于刚来家中访问,傅感动之余一下子倾吐“三峡科研”内幕,并称这是他生平遇到的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

1959年水利部召开三峡工程会议,我去了,会上要我们承担研究任务,我说要与系总支商量。我回来与总支谈了,总支决定不搞。我也很高兴,因为觉得担子太大,三峡是全国第一大坝,如果出了问题,关系重大。后来总支又决定要搞,派人去三峡,却向长江规划委员会的人说是傅鹰不愿意搞,并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两面派。

依我这样旧观点的人看来,两面派就是人格成问题的人,就是异己分子,就是反革命。后来三峡派人来学校介绍任务和情况,我也去听,中途支部却把我找出来研究教学问题;接受任务后我去看同学做有关三峡科研的实验,我问三句学生才答一句,我想是“保密”也就算了。四五月间武汉有人来北京开会,把系干部向长委会说的话告诉我,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把我看成两面派。

这以后我就不想再管了,否则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丢了国家机密,就一定先要怀疑我。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把个别人的这种提法和党的看法混在一起,但这件事对于我仍是很不愉快的。(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5月29日《傅鹰与中央统战部于刚同志谈话纪录》)

被人恶意说成“两面派”,会议中途借故被叫出,做实验的学生躲躲闪闪地回答,这些都使傅鹰有一种悲愤难抑的情绪,性情中人总有克制不了的郁闷,而且这种郁闷会可怕得疯长。他告诉于刚:“1960年春天,我是真不想活下去了,有时早晨起来,张锦(指夫人)出去以后,看着睡在床上的孩子,走来走去流泪,觉得没有活路,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时,傅鹰情绪激动厉害,不得不沉默几分钟。于刚见此状就安慰道:“这样谈一谈心很好,可见上次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傅鹰说:“这些问题也不好在那么多人的场合去谈。”

1960年3月间,教研室支部在未和傅鹰商量的情况下,就生硬地调走他的研究生,停止由傅指导进行的“吸附”研究。傅知道后情绪大变,他后来形容自己像死了孩子一样的伤心。这两位调走的研究生为周乃扶、廖世健,均是他花了很大力气培养的,是他研究工作中的得力助手。系里开始不断接到反映,说傅鹰心情绝望,流露了自杀的念头。到了当年9月,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出面找傅谈话,答应恢复他对“吸附”的研究,他才算缓过一口气来。

1962年4月7日傅鹰参加全国政协小组会后,心情难得舒适,回家后与夫人张绵教授闲聊,回忆了当年精神困顿的景象,感慨而道:“周总理讲了,要以国事为重,加强团结。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青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我敢说有些青年党员不如我以国家事业为重,他们不按政策办事,这几年我对他们完全消除了政治自卑感。”(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

1961年北京市高校开始提劳逸结合之事,政治及教学改革运动的强度明显见缓,以减轻贫乏的经济生活的外在压力。傅鹰仍保持对教学高水平的要求,上课依然严谨认真。团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当年11月上报《北大、师大等校学生的学习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北大化学系傅鹰给胶化专业五、六年级20多人教热力学,不作系统讲授,每上一大节课就指定学生自习一章(开学六周,已学八章),事先做好习题,上课时到黑板做习题,傅鹰说,‘要让你们出汗。’”这样强度的教学也让部分学生显示跟不上的窘困,班级团支书、党员基础学得差,压力最大。傅鹰等教员认为,这批学生基础理论课学得不好,演算和实验的基础训练差,上课吃力,做习题费时,做实验很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傅鹰还是不弃不厌,仍然保持做教员的本份和勤勉。

但是,一逢斗争时机,系总支始终没有放松对傅及其旧教授的批判力度,1961年抽空在化学系十二名教授副教授中对五人进行重点批判,同时牵涉到的二十名青年教师也被陪绑挨斗。总支开会布置时一直表露这样一个牢固的整体思路,就是认为化学系反右斗争搞得不透,想在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中补课,首要批倒的就是顽固不化的“中右标兵”傅鹰。

鉴于傅鹰问题的敏感性,市委大学部、北大党委几次明令,对傅鹰进行批判及其教学、科研工作的安排均需得到批准,然而系总支却设法绕过上级,不加请示。一个基层党总支能够这么持久地批判中央早已指定的标杆人物,在1960年春、夏间政治经济形势吃紧之下显得不合时宜,惹得中宣部、华北局宣传部、中央教育部、市委统战部、大学部纷纷派人到系里调查,并有所批评。1961年8月26日市委大学部在一份《关于团结、改造、使用老教师的调查材料》中,直接点名批评北大化学系:“严重地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党和老教师的关系比较紧张,问题最突出。”北大党委在一份自查报告中也承认:“检查出化学系在工作中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1960年春发生了对党外教师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严重地损害党的威信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化学系的党组织脱离了群众,使系里的工作也受到不小的损失。1960年4月底以后,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虽然基本上停止下来了,但是干部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纠正,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没有消除。”

北大党委认为,傅鹰是中央1957年确定的中右标兵,但化学系总支在将近四年时间一直对傅采取斗争的措施,实际上施行了政治上孤立、业务上搞臭的方针,违反了中央的这一指示。戴了“反中央”的帽子后,系总支无奈之下重新给傅鹰配备了助手,又得安排他的教学科研任务,市委大学部甚至表态要直接越级帮助化学系总支制定一个团结、改造傅鹰的工作计划。1961年12月21日大学部制订一个内部条例,有针对性地列入一条:“(对师生进行重点批判)斗争的决定权必须集中在学校党委,总支和支部都不能决定。”系总支对上级种种限制、批评口服心不服,校党委要求系里起草对傅鹰的工作计划,系总支书记王孝庭还坚持说:“傅鹰比中右还坏。”“实质是未戴帽的右派。”在一份系里传看的内部总结中赫然引用毛泽东一则批示的语意,依然宣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前来调查的大学部人士感叹而道,这代表了化学系总支固有的斗争思路,任何时候都不动摇、不松懈,哪怕是处于民生困难、亟需缓和的特殊时间段。

1961年7月14日市委大学部借市委党校礼堂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做几年工作回顾总结,谈及与高级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时,举了傅鹰的例子:“北大化学系对傅鹰的工作毛病较大,撤销他的教研室主任……他原是中右标兵,双反批评后写了《向真理投降》,以后他没有再发表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他)牢骚很多,表明工作没做好。”从傅鹰、北大化学系引申开来,宋硕承认,基层对教授的打击面过宽,有的单位高达三成,对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多数是失败的。他说:“毛病在于党委、总支管得过多、过死,不该管的也管了,干涉了一些不该干涉的事情。明明别人交心谈的就批判,还要让人交心再批判。这几年问题多的是,斗争多,团结少,关系相当紧张。”(见市委大学部1961年8月《宋硕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宋硕的批评是有来由的,也揉杂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1960年4月底,北大乱批判、乱斗争的现象已经在全校范围内停止下来,但是化学系总支依然借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的活动悄悄地进行所谓“补课”,掀起新一轮的过火斗争。系总支负责人曾在全系党员会上表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向党进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一定向党进攻,革命愈来愈深入,思想革命对象愈来愈多,应当开展斗争,清算历次运动中未解决的问题。对于有问题的教授、青年教师,号召全系“挤他们的材料”,因为革命一深入到学术领域,他们必然有反抗的言行。有一次十几个学生开会围攻邢其毅教授,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半,逼邢交待“对抗学术革命”的“罪行”。据市委大学部夏瑜1962年4月初写的报告称:“此次在化学系进行甄别工作的对象有31人,解疙瘩的有20人左右,总计50多人,约占全系教师的四分之一。”(见《北大党外教授甄别交代工作已基本结束》)近四分之一的教师沦为“批判对象”,可见化学系总支的横扫面之广、斗争气魄之大。

傅鹰当然是首当其沖的批判对象,他在大小会上轮番接受群众的责问。后来系总支做了一个书面总结,坚定认为这些批判收效甚大,彻底揭穿傅鹰所谓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多年思想拉锯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苦笑不得的“思想结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中右标兵”的悲情和一个基层总支的坚硬,都是那个极左时代扭曲照射出来的两面,曾经是那么真切而痛楚地存在着。

1962年三、四月间,北京市委大学部曾经多次讨论了四年来的存在问题、工作教训,初步拟定了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总结草稿,其中对系总支权力过大的现象表示担忧,认为这些年来不少系总支、支部发生了一些分散主义的错误,往往不经上级党委批准就擅自批判教师和学生,改变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讨论教学、行政的具体工作过多过细,陷入过多的行政事务和会议活动,使行政一条线有时形同虚设,使得学校、系的非党行政负责人感到有职无权,坐了冷板凳。总结草稿中写道:“现在看来,宣布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的制度对工作是不利的,应该坚决按照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规定改为系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教师党支部对教研室的工作只起保证作用。”让系总支退居工作幕后,限制他们“一竿子到底”的强势组织权力,这导致不少高校系总支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从事后效果看,仅仅经过几个月的博弈,借着毛泽东1962年夏天大谈阶级斗争之风,各校系总支仍旧恢复了“思想领导、行政把关”的权势,而且今后三四年愈加强化,直至文革崩盘。

1961年6月22日,有时爱走极端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集北大党政负责人陆平、周培源前来谈话,会见过程中突然提议傅鹰为北大副校长,要学校党委酝酿讨论。这项预设的人事安排引来北大党组织的一片异议、反对声音,更多的是党内的一串串不解。因为傅鹰早已在校内被人为地塑造成“负面教授”、“反面标本”,怎么可能一步轻易地登上校级领导岗位?6月25日勉强召开北大党委书记、副书记会议,在极小范围内“酝酿”,又拖延了十多天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该任命事项。7月7日以北大党委名义上报中宣部、教育部党组、北京市委,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7月5日在党委会议上进行酝酿讨论,同意傅鹰担任我校副校长职务,特此报告。”字句如此简易,内中多少透着一些无奈和别扭。

此事在两三个月内无下文,看出其间的各方纠结之深处理之难。10月14日北大党委又上报一份名为《关于拟请提升两位党外副校长的请示报告》,理由为:“为了加强我校文理各系教学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团结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北大党委明显耍弄一个花招,就是一次提了三位党外教授,从中挑选二位,其意是借此手脚搞掉傅鹰。他们用了这样的文句来表述隐晦的心机:“理科方面,我们提议由傅鹰(北大化学系教授)或黄子卿(北大化学系教授)二人中考虑一人,文科方面,我们提议提升魏建功(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系主任)为副校长。”让傅鹰与同是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对决”,这就存有傅鹰“落选”的变数。北大在上报黄子卿的简历材料中特意强调:“黄是物理化学界的老前辈,在化学界有较高的威望,目前他是我国溶液理论方面第一位的专家……他对三面红旗总的说来是拥护的,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有什么问题,能主动找党组织商量,为人心直,待人诚恳,在中间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在上报傅鹰的材料中也指出傅为第一流胶体化学专家,教学认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经过双反运动有较显著进步。但在材料结尾处极其鲜明地写道:“他狂妄自大,说话尖酸刻薄,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很差。”寥寥几句隐藏其间,不加掩饰地点出傅鹰的“尖锐性“和“反面性”,与黄子卿“和党的关系也比较好”的评价形成极大的反差。这是悄声地写给陆定一等领导看的,制造傅鹰“不能被群众接受”的台面上理由。这是北大校方为了拿下傅鹰所做的“最后努力”。

陆定一是一位固执、率性、复杂的领导人物,有时表态就是要显示一言九鼎的威力和无比的正确性,他不可能为北大的小动作所迷惑、左右。他与相关领导最终排除了黄子卿,执意选定傅鹰,同时也认可北大自己提名的魏建功,另外又提议增加物理系教授王竹溪为副校长人选。

实际上党内上下折腾、博弈这么久,傅鹰、魏建功、王竹溪上任也只是单一的统战意义,其职责明显是象征、边缘和虚拟的。北大党委向上级汇报时还谈及新任副校长上任后的积极状态:“最近几位新任副校长到职以后,分工领导各系,已分别到各系了解情况。每周召开校长办公会议一次,研究解决行政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傅鹰、魏建功、王竹溪表现都很积极,肯提意见。”(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期)这种“拉郞配”的新官上任纯属表演性质,新官们也心知肚明地适应了这种摆设的作用。但上任后傅鹰的言论激烈似乎不减当年,在广州科学规划会议上就明确地表示:“这几年搞运动的成绩和损失不成比例,造成的损失有四方面,一是高等学校设备几乎败完,北大、石油学院的家当都败完了,损失不是几百万,而是以亿为单位计;二是多少万女学生害妇女病,影响到下一代;三是在校几十万大学生在业务上没有得到应得的培养,1958年入学的学生根本没念什么书;四是党的威信没有提高,反而受到损失,对党员起码的要求应是对党忠诚,但很多年青党员不是这样。”这种刺耳的内容当是主事者不愿多听的,明显没有人在会场大胆接茬,也无人愿意此时反驳,只是轻轻地在简报里记上一笔。

1962年1月10日北大党委邀请几位副校长座谈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而难言的麻烦问题。傅鹰没讲多少客套语,一上来就当面批评党委:“三年来思想教育工作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与中央的期望大大不相称。”

他一说话就爱举例,举的例子多是学校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直指校委会、系委会留存的弊端,带有明显的刺人味道,党委诸位还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几年来,我们对中央政策体会得很不够。在系里政治学习收获不大,大家坐在一起先相对无言,然后总支书记发言,大家揣摩风往哪里刮也跟着刮。许多人心里有几篇草稿,看书记怎么说,就拿出那一篇来。这样不一定能体会到中央政策,甚至体会错了。

有些业务问题党委也应抓,凡是重大的问题党委就得抓,如我校理科六年制培养出的学生应是什么规格?如和五年制一样,为什么比人家慢?产品规格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党委抓,否则各系、各教研室就可以各自为战。

以往校委会的缺点是“会而不议”,往往拿着油印文件念上一念,字句上改动改动就算了。五年制改六年制,许多人不知道,糊里糊涂就改了。搬家是大事,也只宣布了一下。这些事校委会应知道而且要议。

系委会也是“会而不议”,大家以为总支书记就代表党,他一说话就不得不同意,因此不能集思广益。其实有人对一件事的办法不赞成,不一定是对事情本身不赞成,一引伸就变成不得了的事,弄得人不敢说话了。

我们和总支书记之间也互相不了解。总支有什么事不和其他人商量,我们有什么事也不与组织上谈。彼此不甚了解,就去揣摩,出了好些不好的事。党员与非党员似乎不能交朋友,见面只有在会议上,如何能了解我的真实思想。党委今后应下前线,了解实际情况,不但要下厨房,也要下到一些人的客厅。(见1962年2月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4期《傅鹰对学校党的领导的一些意见》)

对于北大党政系统而言,行政系统跛脚厉害,陆平双兼党政一把手,习惯性通过党的系统布置具体工作,很少直接领导、联络系主任。据北大自己公布的工作流程看,向系里布置事务大都由党员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兼任)出面,而且一般总是找总支书记或党员副系主任,很少召开系主任会。1958年明确宣布实行系总支领导下的系务委员会负责制以后,系行政工作已由总支包揽,总支主要抓党员系主任,非党系主任实际上被置放在一边。如果不获党的系统认可和推力,单纯靠非党系主任开展工作近乎不可能。(见1962年2月10日市委大学部情况《北大贯彻执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关于学校领导体制的规定的情况》)因此,傅鹰所描述的校、系委会“会而不议”现象为真实的事实,校党委当然了解其中的运作内情,他们已经习惯、倚靠总支独大的生硬领导体制,对傅鹰的嘲讽般批评也只有默然和苦笑而已。

1962年4月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很多人为成绩和缺点是三七开还是二八开,争得不可开交,傅鹰对此觉得“无聊已极”。他的发言锋芒还是指向北大偏多,认为“北大就没有一点承认工作中缺点错误的精神”,说:“北大到去年还在说成绩与缺点是九指与一指,也不知哪是九指?因此养成了大家对党总不能相信的风气。”他赞同周恩来报告中的说法,由此谈出自己的学习心得:“如果多听群众意见,缺点是可以少犯或早些克服的。缺点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说在当时是非犯不可的。”他甚至直率地表态:“不搞运动,可以同样培养出人材而没有那么大的损失。”说到这个深层次,难免已有几分犯忌和不留情面。

涉及自身的体会,他提得最多的则是老教授委曲不安的情绪:“有的老教师说,现在要我负责,不知哪天又不要我负责,那时又要把工作搞不好的帐算在我们头上,怕周而复始地过那种日子。六十条也列上了研究工作,但在对党的政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的情况下,做研究怎能起劲?一面做研究,一面在想,不知哪天,也许在三、五年后,又该为搞此研究而检讨,思想上还认为六十条是钓鱼似的。”(见1962年5月19日市委大学部《情况简报》第58期)教育界诸多人士对新制订的高教六十条赞誉声不断,傅鹰却隐约地有一种被钓鱼、被秋后算帐的潜意识。

傅鹰的预感还是准确、灵验的,三四年后“文革”爆发高级知识分子又遭受灭顶之灾,傅鹰困苦地走到人生的黑暗尽头,湮没了残存的一点点微弱希望。要知道,1962年3月底听了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后,傅鹰兴致颇高地回家,一进家门,夫人张绵就焦急地问:“有没有讲摘帽子(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事?”傅答道:“有,有。”马上翻开报告指给夫人看,两人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这样舒心的小场景被写进简报中,成为那几年有关傅鹰的官方文件中最为温馨的一页。这只能是闪光一现,稍纵即逝。

1962年4月1日他和化学系老教授唐有祺聊天时,还满腹狐疑地表示:“广州会议后情绪是否就高起来,还得再看看,不能情绪一下子高上去,然后一下子落到地。”对于变幻世事,傅鹰比一般的知识分子要更为敏感和尖锐,他的乐观是有限度的,始终保持一种对周遭环境的高度警惕,因而他的内心痛楚似乎永远没有消停过。对于中国当代学术史来说,要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学人的外在遭遇、内心挣扎,钦定的“中右标兵”傅鹰具备了绝对标准、不可复制的标本意义。

来源: 《2011中国随笔年选》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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