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散忆冯亦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7 次 更新时间:2007-02-14 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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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  

冯亦代先生不久前谢世,是著述界、翻译界的一大损失。对此,已经有不少人写了悼念文章。

对冯老的文学业绩,我一无可以补充。老实说,他的译品我读得不多,也很少同他讨论译事。不过,他的论著不少是我经过手的,印象很深。而最让我感念的,是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带着我编《读书》杂志,把我带进了文化界。

我在七八十年代以前,要说对出版内行,至多是有点做政治宣传的经验。办《读书》,这类经验是实在用不上了。比如,照我们过去的办法,编辑是“把关”的,很少同文化人有精神上的联系。我们的任务只是指挥作者干什么,特别防止他们乱说话。不顾作者文风、乱改作者文章,过去是常事。一九五四年为此我挨过曾彦修先生的严厉批评,但还是难改。原因也简单。那时喜欢统一。文风统一、用字统一、标点统一……,到一九五八年,全国一刮“共产风”,出版社可以用一纸短笺就把作者的稿费减发一半。“文革”起来,几个人自说自话成立一个“战斗队”,就可以随时到作家家里去贴一张大字报,勒令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把多年来已领去的稿费退回。总之,编辑也者,我们心目中是代表人民和党的,岂能有人反对,除非这作者是大官。所有这些,我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过,那要用来编《读书》杂志,岂非南辕北辙。

这作风,八十年代开始,在冯老这些老人家领导下,在《读书》杂志可以说一扫而净。冯老外号“二哥”,在文化圈内以善交往和排难解纷著称。在他指领下,出去做事,一改过去的作风,简直无往而不利。譬如说,在我原来的工作环境里,五十年代末一次下乡劳动时我同一位老编辑在工余多谈了一些《围城》,回来差不多挨批。而办《读书》,冯老带头率领一帮年轻人去见钱钟书、金克木等位,马上给刊物带来生气。没有冯老,这方面是绝对打不开局面的。

有人说冯老是“海派”,这也许不假。可是“海派”在当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我早就听说一个故事:“文革”结束,好多老人得到平反,冯亦代先生当时提出希望去一个权威的外国文学研究单位工作。传闻一位老前辈竭力反对冯老进去,理由就是冯老是海派。大概在京派老人看来,海派是做不成大事的。当然彼此的文学主张也自然不同。可是冯老不同,带领我们访京派,见海派,无不兴高采烈,侃侃而谈,一无门户偏见。当然我们自己还是有一定之规。在冯老指点下,我立即响应他的“广交朋友”办法,想法把刊物办得活起来。“杂志”也者,“杂”就好,这是冯老和陈原他们的一贯主张。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当了编辑就假借职权打别人棍子。另外,就是他们一贯主张文章要让人可以读懂,不要云山雾罩,更不要虚张声势。所以他们不主张把《读书》办成学术刊物,尤其是只代表一个学派的学术刊物。这不是说办成学术刊物就不好,而是因为这不是当年办《读书》的初衷。

冯老对《读书》更大的贡献是帮我们打通了海外通道。办杂志而大量刊用海外当地作家的专栏(而不只是我们驻外记者的作品),应当说是从《读书》始,而当年也似乎只有《读书》办得到。原因也简单,那是因为我们有了冯老。这里不想列举董鼎山先生等一大串名字,只想举一件小事:接待韩素音。这位海外名流来到中国,我们有幸由冯老出面单独宴请,席间知道海外有个新动向,出了一本新书:《第三次浪潮》。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成功的。现在的读者想象不出我们当年的孤陋。我在迎韩的宴会上,向她请教的是以后接待外宾要穿什么服饰。今天的年轻朋友听到,得笑歪大牙。

完全可以说,没有冯老,就没有当年的《读书》杂志。(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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