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我在三联书店的一些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8 次 更新时间:2009-09-13 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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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  

沈昌文口述 张冠生整理

我,我主持三联书店后,上面给了我30万块钱经费。说实话,我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也不懂30万块钱是个什么概念。当时,1万块钱有多少,叠在一起多厚多薄,我都没有见过。所以,没过多长时间,30万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要找资源。

找资源,就要找老先生们。上面说过话,三联的事不让管了。范用已经退休了,我还是向他请教。有他的指点,还是出了不少书。三联的其他老前辈也都支持了我的工作。

有一次,三联的一位元老级的前辈王益先生,他当过国家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刚解放的时候,是新华书店总经理。他看我这里资金严重不足,有一天,就把我找去了,对我说:你带上这封信,去到中信找一位先生,他叫王军。

某年某月某日,我就拿上老先生写的信,去见王军。在王军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大公司老板的气派。比如说,他的名片不是他自己递给我,而是点头示意之下,由秘书交给我。我跟他说三联书店困难,希望得到他的资金支持,比如说一百万。他听我说出的数目,笑了一笑,跟我说了很多其他的话。我们谈得很愉快,可是没有什么结果。临送我走的时候,他告诉我:沈先生,我告诉你,我们中信集团,一千万以下的事情是不做的。

哎呀!现在想想,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呀!可是当时我不敢哪。说出一百万,我已经是一身汗了。一千万,哪里敢想啊!我实在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要花一千万的出版规划,我的肩膀也挑不起来这么重的担子啊。我这才懂得,现在的中信出版社做得这么火暴,那是人家具备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呀。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一个现代出版企业家。所以,那以后的三联书店,基本上是处在小打小闹的状态。

我是比较喜欢做翻译书的出版。除了自己真的喜欢之外,讲实话,也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著作的出版有人喜欢我就让步。我不喜欢跟人争。范用喜欢著作出版,董秀玉也喜欢。既然他们喜欢做这样的书,我就可以做别的。比如出版翻译著作。

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出版来说,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这实际上是李慎之主张的方针。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文明成果这方面的工作中,他主张“向后看”。他讲过这么做的理由,我有记录,现在还在。他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学的,是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那是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手,你非要一步跨过去,去学人家20世纪中期、末期甚至21世纪的东西,那就有点儿不切合实际了。总是要先学走再学跑嘛。

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呢?简要地讲,就是人权。那天他跟我讲的时候,讲得兴高采烈呀,我记得很清楚。他说,1949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天真,以为人权问题已经解决了,男同志和女同志已经可以坐在一起开会了,女性解放已经成为现实了。可是根据以后的事实看,我们的人权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他的这个看法,我相信很多有识之士都会同意。他的“向后看”的主张,对我影响很大,帮助很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向后看”不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很有说服力的,是房龙的系列著作,其中更典型的就是《宽容》这本书。

翻译出版这本书,不是李慎之要我做的,而是在他的思路启发下做的。另一方面的启发来自范用。他提出来让我们学巴金。巴老当年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的时候,出了不少好书。范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太太在场。她一听就激动起来了。平时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向来不说话的,只给我们倒茶做饭的。我老是在他们家吃饭,很少听她说话。可老太太这次激动了。她说自己当年读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是如何如何激动,如何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等等。这样,我们就做起了外国的老书。

还有两个老人要说到,一个是陈原。陈原非常喜欢谈外国的老书。最喜欢谈的是爱弥尔·路德维希写的《尼罗河传》。他认为这样的书都是非常有功绩的。再就是吕叔湘。他把自己翻译的东西和自己收藏的原版书都给了我,鼓励我做这样的事情。

这几位老人对我做外国老书的翻译出版都有很大帮助。我读外国书并不多,他们启发了我,但是不做具体指点。所以,出什么书,都是我去找。找来一出,哎呀真是畅销!《宽容》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没有了。我最近在市面上去搜集《宽容》,发现已经有十几个不同出版社的本子。现在也不登印数了,不知道一共发行了多少万册,总之数量很大,说明众多读者欢迎这样的书。老的东西还是离中国的现实近。比如《宽容》,经过“文革”的人看见《宽容》,必然会有一种亲切感。

我主持三联书店的初期,可以概括为:靠几位识见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做对了。就是现在回过来看,那些外国老书还没有过时。比如三联当时做的茨威格的书,还是没有过时,还有很多读者。因为那里边说的事情就在中国社会现实里,正是我们在思考、在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人家那里曾经出现过,人家已经解决了,我们多一点借鉴,应该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并不极端,并不搞非老书不出。事实上,也尝试着注意新书。有一次,一些美国人来联系,要出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书名很怪,叫《戴尼提》。翻译出版《戴尼提》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一本讲心理治疗的书。拿到这本书的原版书以后,我看了看,觉得挺不错,就找了几个译者。找的是八十年代很优秀的译者,现在是在美国。当时,美国人对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很有热情,自己花钱,来了十五六个人,主要是帮助促销。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发展动态的观察,我比较看好心理治疗。我对这本书的作者的经历也比较感兴趣。作者叫哈博德,已经去世了。可是有很多信奉他的理论和治疗实践的人,有的也可以说是门徒。他们来中国搞促销。

他们促销的方式很特别,很时尚,即便是放到现在,我们大陆的图书促销活动也还没有超过他们。他们在现场挂起了彩色大气球,个子高高的、漂亮的美国姑娘穿着超短裙,签名售书。在那个时候,这种促销活动还是很少见的。哎呀很热闹。没过多久,有人告状了。据说人家告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至今还有人提到这个故事。原来呢,这个作者的后继者中,有个人搞起来一个教派,叫“科学教”。据说这个教还有教堂。他们用科学的名义讲宗教,要把科学跟宗教混在一起,所以叫“科学教”。当然他们也讲和睦、讲忏悔等等。美国的《读者文摘》批评这个科学教,而科学教控诉《读者文摘》,两方面打官司。最后,联邦法院判《读者文摘》胜诉,科学教败了。科学教的“圣经”就是《戴尼提》呀,于是中国有知道这场官司结果、也知道三联出版《戴尼提》的人,就反映这个事情,告到了中央。我一下子很狼狈。

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个什么“科学教”。我们也没有搞什么带有宗教色彩的任何活动。可是人家告了,一告你就麻烦。告状信来自上海,并且还发表在上海的《译报》上了。我就坚持一条,你在我出版的《戴尼提》里找得到科学教的东西么?你要是找不出来,为什么要把账算到我这里呀?他的后继人在美国搞什么活动,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跟他有任何接触。后来嘛,中宣部的人跟我谈,说这本书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再印了。

这是那时候的一件大事。现在谈推广畅销书,还有人对我说,最早是从你那里学来的。

除了这件事情,还有一件比较大的事儿。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说起,其实倒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儿,就是出版哈默的书。

这是我当年下了很大工夫来做的事儿。为这个事情,我还专门到美国去过。这事情是怎么来的,我已经记不大清了,总之是跟我们挂上钩了。哈默是支持共产主义阵营的人,他是支持俄国革命的。跟三联联系上以后,就开始出有关哈默的各种书,并且跟他们的机构建立联系。我去美国参观他们的各项事业。后来就出了一大批有关哈默的书。

翻译出版的书里边,还有一批很特殊的,就是以斯诺为首的一批在早期来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人的书。出版他们的书,是范用他们的功劳。范用受胡愈之等人的影响,主张要重印《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出版这些书,使我知道了一些高层人士的高度机密的话。我这里告诉你,可是目前的情况下千万别报道,等我死了以后再报道。

我们对《西行漫记》做了删节,删节的档案我还保存着。后来我经常跟人忏悔。我做翻译书是做得不少了,可是我删得也厉害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删节之处,可没有办法,到现在也必须删。可是英文书就搁在那儿,迟早有一天会有人读到的。到时候,他要骂我,我也没有办法,只能任人笑骂了。

在这些书之外,还做了一点俄语书。其中最轰动的一本,是《情爱论》。从这儿开始,我们注意研究了这个方面的问题,开始做点尝试。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过去长时间不知道,马恩列斯在这个方面是非常解放的。所以,根据他们的有关论述,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儿的。当然对《情爱论》这本书也做了大量删节。后来,有人做了补救工作。工人出版社出了一个足本,把我当年删节的部分都恢复了。就是具体描写性行为的部分。所以现在木子美出来,人家跟我说是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和书。我就说,这没什么新奇的,俄国革命的时候,这种事儿多着呢。

接着,就是出版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三联做翻译书,大概就是这几条路子。现在我仍然觉得有兴趣、有意义的,还是我总在讲的“向后看”。这也是慎之同志的指点。

除了出书,我在三联书店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盖了现在这座楼。

靠三联当时的小打小闹,经济上一直比较紧张,怎么能盖得起一座楼来呢?这要感谢一位名叫吴江江的先生。吴先生现在是中国现代出版社的社长、中国对外贸易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以前他当过新闻出版署计划财务司的司长。他是学经济出身的,理解三联在经济上的难处。他主动找我说:你们三联的牌号是批下来了,恐怕没有能力解决房子问题。我说,是啊,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我来帮你。

这以后,他就帮我做了好多工作。现在三联大楼所在的地方,就是他定的。原址是新闻出版署的一个工厂,是做铅字的厂子,叫新华字模厂。吴先生提出来,这个厂子有污染,应该搬到郊区去。这样的搬迁要花多少钱呢?一千二百万。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就计划拨给三联书店一千二百万,由三联付给这个厂,让它搬到四环之外的某个地方,盖个新厂。但是职工宿舍保留在原地不动。现在的三联书店和隆福医院之间的宿舍楼,就是这个厂子的职工宿舍,还在那里。

这样就把这块地给盘下来了。这个厂子的老房子一给三联书店,立刻就有韩国的什么什么商人和公司来谈,要用四千万买下来。他们看中了这个好地段。可是我没有卖出去的兴趣,也不敢卖。以后还是这位吴先生,又去找国家计委。邹家华的一位秘书姓刘,我们见了面,又见了国家计委的有关司局级的领导,他们都表示很支持我们的事情。刘秘书也再三美言,说这也是家华同志的事情。但是据说邹家华同志很注意避嫌,同时也因为我们这种项目太小,钱数不够多,不必邹家华同志来过问。所以,三联盖新楼的事情,最后是由新闻出版署的宋木文同志出面,去拜见郝建秀。郝建秀同志很快就批了。她批下来的到底是几千万,我就不知道了。盖成这座楼,我想至少五千万吧。

所以,对这座楼的盖成,我没有怎么出力,无非是打打边鼓罢了。出力的主要是吴江江先生。我还很少碰到肯对下属单位这么出力的政府官员。所以当我听到有消息说吴先生要从新闻出版总署调出来的时候,我希望领导上首先考虑把他调到三联书店来。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到了对外贸易出版公司,当然工作成绩也是很突出的。

以后,我和吴先生比较熟了,他也主持出版外贸工作了。他老兄老是要我介绍点选题,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而且等到他主持这摊子工作,我已经退休了。忽然有一天,台北的郝明义先生找我,说有个叫朱德庸先生画的漫画书要在大陆出,有好几个出版社在抢这个选题,让我帮他选定一家。我就帮他选了现代出版社。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书也在现代出了,一直出到现在。

最近有一个巨大的行动,你听说了吗?哎呀!为这个行动,我简直要请你吃饭哪!这位吴先生不知道怎么搞的,请了于友先等等几位领导,组织了一个会议,说是喝水不忘挖井人。现代出版社因为出版朱德庸的书赚了几百万,要奖给沈昌文十万块钱,而且要我捧着这十万块钱照个相。我终于知道了这么多钱摞在一起是多厚了。

到了1992年,我记得大概是七八月份,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董秀玉要从香港回来。联合出版集团的人事部门决定要她回来。老董要回来,我是力争她回到三联来。为了这个结果,我还跟新闻出版总署努力促进,要求让我早一点退居二线。所以,在1992年底到1993年初,我就退居二线了,只管《读书》杂志,不再管三联别的事情。所以三联这个大楼盖好以后,我差不多就该退休了。董秀玉接我的班。所以我没有在新楼里办过一天公。不仅如此,还有一点,我始终是把握住的,就是董秀玉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名义上还是这里的副总编辑。所以她一直挂着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和《读书》杂志的副主编。

我退居二线后,就专心致志地编《读书》。我很有兴趣编这份杂志。哪知道,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透露了一个风声,说是上边有文件,要取消“退居二线”这种做法。据说这是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决定。当时新闻出版总署在落实这个决定,只要不在领导岗位了,就只能全退,不再有什么“二线”的位置。也给我打了招呼,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实现。后来出现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在1996年的1月1号早上九点钟,三联书店的一个人事干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了”。这样,我就等于什么都交出去了。

交出去之后,董秀玉就跟我商量,怎么办?《读书》交给谁?她主张交给汪晖。我赞成。虽然我不了解学术界,但是我知道,汪晖那时的文章写得很清通。如果是像后来那样,我当时也可能会有些迟疑。但是当时完全没有,而是很赞成。

虽然是交出去了,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在这方面是闲不住的,而且是“贼心不死”,总想着做点事儿。没有多久,我就开始考虑《万象》了。这个事情是怎么想到的呢?编《读书》的时候,我特别注重群众来信来稿,要求自己多看、早看。我着急到什么程度呢?信件刚从邮局送到收发室,文书还没有来得及登记,我就要看。我每天最高兴的就是把读者来的信件抱回去看,看完了再让他们去登记和处理。

为什么喜欢看读者来信呢?这又要提到办《读书》的时候老先生们教我的一点,尤其是陈原这样教我,就是讲究“言外之意”。我是比较赞成并且学习了讲“言外之意”。也可以说,这是《读书》的一个特点。可是,有一度我也自问: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吗?后来我就领教了,这读者真是厉害!特别是那些没有名声的、远在一个偏僻小城市的、某县城一所中学里的老师,他们有见解,写信没有顾忌,一针见血,说到要害处。你的话后边的意思,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看他们的来信,那真是舒服,应了文学家的话:“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知音哪!哎呀,看得我高兴死了。你说,要是你写文章,总是含了言外之意,可是又没有人能看得出来,那多让人丧气呀!

除了来信,还有大量来稿,有些很不错,多数都用不了。《读书》是不讲情的,而且篇幅也有限。对这些来稿,我老是觉得,对这样的来稿,要给它们找个出路。于是,我就利用我的职务方便,把这类来稿给好多人看。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把这些文章用起来。先找的是《北京日报》的一个编辑,现在他是该报的广告部主任了,很有能耐的一个人。我给他看了很多这样的文章,他也很有兴趣。后来大概广告这项事业的发展前景更能吸引他,一当了广告部主任,就不想干这件事儿了。后来我就找了陆灏。

找陆灏之前,我跟柯灵、陈子善都谈过想办《万象》的事儿,他们都非常鼓励我。另外,陈原和李欧梵也很赞成我的想法。于是,就在1998年搞起来了《万象》。《万象》刚开始时没有刊号,后来在辽宁拿到了刊号。其中有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现在《万象》的一个顾问,叫王充闾,他是当年中共辽宁省委的宣传部长,爱写散文,我们谈得来。我跟他见面,一起说话,他一看见外面刮风,口中就出来七个字;看见雪,就会端起酒杯,又有五个字。我水平没他高,只知道他说出的大概是唐诗宋词,但是不知道是谁写的。我没有这个学养呀!他有,喜欢文化,凭他的位置,批个刊号不算难。于是《万象》就有了刊号。后来又在上海《文汇报》旁边租了一所房子,由陆灏先生带几个人,下了班就去编。有录入的,有画插图的,有文字编辑,还有校对,等等。所谓下班,就是早上八点半,他们下夜班。编到中午,大概也就差不多了。他们干得很好。

对《万象》,我一点也不干预,也不挂任何名义,全是陆灏在负责。当然,如果是我去做,不会和他做的办法一样。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做得很好。他是最不喜欢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了。他喜欢比较纯净的文化。

《读书》我是交出去了,可是围绕着《读书》的跟我有关的事情没有完。大概是从1996年的年初开始吧,海外报纸就不断有文章,说因为《读书》如何如何犯忌,当局就如何如何逼着沈昌文退休。这样的文章好多人都能看到。据我听说,就使得新闻出版总署当成了一个事儿,而且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嘛,认为这是沈昌文挑动起来的。什么根据呢?大概是说《读书》杂志1996年第1期上文章的内容,海外报纸发表文章时,国内一般人还看不到。因此可以认为是沈昌文涉嫌透露的。这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仅在三联内部议论纷纷,外边的人也知道了这事儿。李锐就接到了某人写的信,说沈昌文自居为改革派,实际上他当然是保守分子了,如此自居实在是无耻,等等。

这个事情,实际上当然是误会了。因为当时的新当家人一时不大了解《读书》的刊期问题。我们是每月10号以前必须送到邮局去的,不然人家是要罚款的。至于内部的样本,除了主管的人以外,送的反而比较晚。也就是说,外边的报道如果早于某领导看到当期《读书》的样本,应该是很正常的。比如,《联合报》的报道,我记得是14号,某领导看到样本如果是15号、16号,本来正常。可是他如果不大了解刊期的具体情况,就容易想到八成是内线捅出去的。他不知道10号当天西单报刊亭就有卖这期《读书》的了,书店也在卖了。当然,对这事情我没有必要去做什么解释。就这么过去了。

1996年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到美国住了半年。在那里,我也不会安分守己的,天天跑图书馆,非常勤奋。美国的公共阅览实在是普及呀!在美国的图书馆,借阅图书和复印资料简直是方便极了。在纽约市图书馆,我一次可以借十五本书。复印费用是五美分一张,很便宜,我复印了好多资料回来。比如后来已经出版的《欧洲风化史》等等。还有大量的俄文书,那里的俄文新书特别多,很多在我们国内倒是看不到。

我看英文书不太顺畅,看俄文书非常过瘾,还做了好多笔记。回来以后,跟辽宁教育出版社谈得来,就放到他们那里出了。

当时他们找我,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钱多了怎么办”?要我说,很简单,钱多了嘛,你就发展文化事业。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做长期投资。我一直是这个观点。有人说,搞出版社嘛,要讲经济效益,还要讲文化。我是不讲文化的,我全讲经济效益,无非是短期投资或者长期投资。文化需要长期投资。你要想有一个品牌,一个文化的形象,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所以就需要长期投资。畅销书需要做,要有专人来做,但是更需要做常销书,品牌和文化形象是从常销书里边出来的。所以我一向主张,编辑部里要设两个摊子。

做书嘛,就要跟作者打交道,跟文化人打交道。有的交道好打,有的不好打。有的开始觉得好打,后来感觉就变了。比如,董秀玉管著作出版,要跟作家打交道,许多都处得很好。但是到我手上,就也有联系得不大痛快的。在三联当家,很难。这是我的体会。

我还有一个在三联工作的很深的体会。我很想找人倾诉,可是又很难说。从主持三联工作以后,我就开始关心台北的事情。政治上,我不懂。经济上也不懂。可是在出版上,台北是走在了我们前边。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前边。这一点,事实摆在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很简单,不是台北人比我们聪明,而是他们的现代化走在了我们前边。这就应了李慎之说的那句话了:现代化的过程都差不多。而台北跟我们的情况尤其相像。孔孟之道,差不多;传统观念,差不多;风俗习惯,差不多。所以,他们实现了现代化以后,反映在出版领域,搞什么选题,出什么书,一般来讲,他们要比我们这边早走个三五年。

从我到三联以后,一直到现在,我非常留心他们这方面的动态。台北的报纸杂志我没有断过。我跟台北的同行有个约定,就是把他们办公室里看过的旧报纸寄过来给我看,这又不花多少钱,他们也费不了多少事。我确实是从中受益。我之所以还能不断有点新想法,之所以知道并引进朱德庸啊、蔡志忠啊、几米啊等等,就是从这些报纸上看来的。从选题到具体操作,你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受到很多启发。

比如说,我最近发现了一本书,在台湾很畅销,叫《一个人》。这本书主要讲人要单独,要孤独,要什么什么,反正不组织家庭。一个人,干什么都方便。男女之事可以靠“一夜情”来解决。我当然不赞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发展,很偏颇,甚至很畸形,事实上是很多年轻人的想法。所以才畅销。做出版,就要有对社会变化发展趋向的敏感。这是我从台湾出版物中受到的启发。

你只要讲实事求是,它就能有启发。不只启发我一个人,也启发了很多人。我最早引进蔡志忠的漫画书,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他们来信说,自己对中国古典书籍和思想的了解,不是从典籍里知道的,而是从蔡志忠那里知道的。例如过去从来不知道天下有《菜根谭》这本书,看了蔡志忠,才知道有这本书。引进蔡志忠的书,是我主持三联书店时期很得意的一个事儿,一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高兴。我们这里,有意无意地不愿意谈这个事情。实际上,从事出版行业的人会注意这个事情。

我在任期中很遗憾的一个事情,是没有来得及把金庸的书实际引进来,只是同金先生口头谈了一下。

本节口述时间:2004年6月20日

原载《随笔》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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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随笔》2007年第6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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