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
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
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
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在出版界，他是一个灵魂般的人物；在读书界，他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然而他说，我现在要做的，是要忏悔我这不美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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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生涯
解放前的上海原来有一种传统的首饰店，叫银楼，专门做纯金纯银的首饰。你知道，金子里要加别的金属，才会有硬度，才能镶上宝石或者翡翠，更加精致。银楼标榜纯度，做不了太精巧的首饰，所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饰品最终是会被淘汰的。
这个行业在上海基本上是宁波人做的，都是招宁波农村的小孩子帮忙，多半是老板自己的亲戚，这样容易控制一些。做贵重金属的，职员一定要诚信，这个店的信誉才能保证。
我是13岁半（1945年3月）进入银楼拜师学艺。
我的父亲是有钱人家的没落子弟，他29岁就去世了，一辈子不做事。因为吸鸦片，他死的时候，家里的财产都败光了。据说抽鸦片是我祖母训练他的。过去的家庭认为，只要不嫖不赌，就能够保证家产。
我祖母相信这样的理论，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因为抽鸦片的人什么都不做，当然也不会去嫖和赌。所以我父亲没有嫖赌的恶习，但是家产还是败光。
父亲死的时候我才3岁，但那天晚上的情景我还有些记忆。我妈妈、我祖母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妈妈抱着我，连夜出逃。我就跟着母亲到了宁波。
所谓学徒，实际上什么都做，包括抱孩子、买菜、做饭、手艺活。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美国兵进上海。上海的局面大变，那些美国兵往往带着中国妓女来买首饰。这时候我就有点用了。因为我在租界里的所谓"工部局（SMC）"学校里上过学，同洋人有过交往。我每次看到那些洋人大兵顾客，就像其他小商贩一样叫他们"Hi， 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Hi，Mr.Roosevelt（嗨，罗斯福先生）"。那些大兵听了高兴，买卖就做成了。
另外，别人做首饰，刻字都写着"永结同心"、"花好月圆"之类旧词，而我就想出许多别出心裁的刻字，比如"妹妹，我爱你"之类。由于上面这类"小动作"，我成了店里比较受重视的学徒，这使我有时间去读一些夜校而没有受到干预。
1947年上海的形势大变动，国民党要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黄金不准买卖。因此这个店就停业了。老板觉得我有用，只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做了佣人，没有薪金，但是有饭吃。这样1948年我就开始念书了。上海有这么一个好处，只要付得起学费，可以上很多学校。我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学分制，两年修90个学分，可以晚上去上课。我没上过高中，语文不行，第一学期的新闻写作课，老师陆诒先生只给了我50分（60分才及格）。
当时只希望做一个摄像记者。我曾经到影楼给模特们拍照，影楼很讲究模特眼睛和头上的光。我想如果没有事情做，到照相馆工作也是可以的。
我生活相当困难，念大学的学费如何缴纳是一个秘密。后来，在交待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交待出曾经给资本家做过假账，靠这个来缴纳学费。因为我学过会计，让我做假账的是一个玻璃工厂的老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玻璃工厂在哪里，他把单子给我，让我做成怎样我就做成怎样。这个职业收入高，而且最让我心动的是，老板还有两个照相机，一个是CONTAX S3，一个是LEICA的，可以自由供我使用，我背着它们在上海街头上游荡，就像一个少爷一样，心里充满得意。
我是很愿意读书的，经常到上海三联书店去买书——1949年我报考三联书店，三联书店没有录取我，没有想到1986年做了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当时并没有想搞创作，而只是要找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小学教师，但是这样的工作我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学历。
我周围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引导我。我常常侍候人们打牌，1947、1948年以后，店的房子空着，每天都要摆牌局，打麻将，来往的人特别多，有国民党人，有土豪劣绅，也有地下共产党员。我就在这样伺候人的生活中，了解到了许多事情。那些共产党人，头天刚从苏北来，穿着很破的衣服，过几天消失了，过些时候再见。他们服饰鲜明，态度轩昂。都是从苏北解放区来上海采购东西的，常买的是：盘尼西林，三十号真空管，机帆船。
我都帮不上忙，但是常常帮他们去买书买杂志。很熟的有虞天石、李俍民等几位。虞天石似乎地位较高，给我取个外号叫"小聪明"，以后他们都这么叫我了。我向虞天石提出，要跟他们走，但是他们劝我不要走，说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当时对共产党印象特别好，因为他们刻苦、正派。记得有一个苏北来的人，总同大老板们打桥牌，可是私下里我看他在拼命研读英文的桥牌手册，提高技巧。这真是"为革命工作而赌博"，我佩服得不得了。
北京：命运的转折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了一年多，1951年初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考校对员。当时报考需要单位的介绍。我的单位，我没有写银楼。那时我们几个同学，自己办了一份油印报纸，叫《学习报》。我填的就是《学习报》。大概成绩还可以，就考上了。在上海风雨飘摇这么多年，我当然巴不得离开上海，于是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出版生涯，时年19岁。
1952、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以后的事情，杨绛写的《洗澡》里有过描述。但在我们小知识分子中不叫"洗澡"，我们叫"忠诚老实"运动，要向党交待自己的历史，要讲自己灵魂深处最坏的事情。
我这时候交待出来我曾经在银楼工作，而且给资本家造过假账。当时情势对我很不利，据说要把我"赶出革命队伍"。但是我运气很好，因为早先学过一些俄语，1951、1952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翻译出版了苏联的出版专业的一些书，其中一本叫《书刊成本核算》，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于是留了下来，并且不久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也不再做校对工作，做领导层的秘书。
1951年三联书店被并到了人民出版社，成为了它的一个编辑部，这样一来，命运又让我和三联书店有关联了，尽管它在刚解放之际没有要我。当时三联书店编辑部有许多有名的编辑，其中有国民党时期的北京市市长何思源，太太是法国人。我们当时有外语问题，就请教他。还有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刘仁静，专门翻译普列汉诺夫著作。最让我受益的是一位朱南铣先生，清华出身，学贯中西，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三联书店的这一段历史，人们颇少言及，为一憾事。
夭折的爱情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很迷恋俄国小说和俄国歌曲———俄罗斯的爱情观是很奇特的，我当然会比较喜欢屠格涅夫。于是天天看屠格涅夫，比如《初恋》、《贵族之家》，不只读中译文，还读原文，很是迷恋啊。
当了秘书之后，我和社里的一位姓胡的女士谈朋友。她生性倔强，喜欢艺术，看重灵魂中的美和不美，她认为一个男孩子，如果参加了政治运动，就是不美了。我现在对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没有弄清楚，也许是自幼丧母，却又聪明敏感，自学画画，身体又不好，总带着些病态，后来调去做了美编。她设计的封面好像也带着这些病态美。
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参加活动不多，但有次是不得不参加的。党支部反对我交她这样的女朋友，所以我再三要求她参加。她勉强同意了，但是提出条件，她必须保持中立。
我在会上发表了批判讲话，她事后对我说，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内心美，而我发现你批判别人时候的灵魂是最丑陋的。但她说这样的话，爱情的因素多过批评的因素。她是为了"美"的缘故放弃了"政治进步"。
当时不参加阶级斗争，和单位和革命青年就有矛盾。她的性格越来越阴郁，而我却越来越受到重用。1958年她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单位给了她一个通知，要求她"退职"，就是辞退了她。她没有了生活来源，身体又特别不好。虽然我要她放心养病，说无论如何都会保障你的生活，但她性格太倔强，也不让我去看她。后来竟然郁郁而终。
在20世纪60年代的党内运动中，我一直以此事做典型，以为自己问心无愧。可她对我这么好，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位女士……我却……
爱护我的党组织一直警告我，让我和她分手。我的所作所为，在名义上是对的、道德的，实际上……在爱情方面，我不懂怎样才讲得很深刻……就不提了吧。
忏悔我的"不美"
我小时候做过伺候人的营生，每天老板的牌局，我是当中最不起眼的人，听他们谈话，我才慢慢知道什么是人生。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观察者，只有拼命吸收，我现在年纪大了，去回顾过去，还是会有很多的收获。
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梦想。太功利太世俗，因此也就是我当年的女朋友说的那样，是一个"不美"的人。太现实了———在学习上，我现用现学，需要什么语言，我就学什么语言。
我至今不明白锻炼身体为什么要到健身房去骑那种模拟的车，徒然地耗费精力。你直接骑车上街去办事不就行了吗？可以骑车去卖菜，还可以省一些钱。
我整整干了50年出版。在《读书》做主编，一做就是10年。后来又提倡再办《万象》，主要是上海的陆灏、俞晓群的精诚合作，才把这杂志做到了今天这地步。
这些年，许多台湾漫画，如《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本》等都是我推荐到内地出版的。又到处帮忙帮闲，把干出版几十年的经验和资源再次整合"出卖"。
我是一个爱"吵闹"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巷到处跑，赴各种饭局，探听各种出版情报。我过去总要查工具书后面的INDEX，现在只要上网用GOOGLE搜索就行了，我简直高兴死了。我还在各个网站潜水，看到有好的文章就打印出来。
可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个老头的忏悔，忏悔自己"不美的一生"。
老了以后，常读基督教的书，发现七宗罪自己实在一宗都不少。一位长辈担心我近来行为嚣张，到处说明我只是辁才小慧之徒，是为评。
我很想概括出，我如何不美。我刚才讲的爱情故事，那些不能够说出的事情，我应该借助小说写出来，我不会写小说，但是还是很想写。
我很奇怪，20岁以前的生活怎么会影响这么深。那时我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小瘪三"。这可能和城市有关系。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正好遇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生活非常枯燥，我在北京无非就是写检讨书，那时的歌也很枯燥。北京的城市文化并没有真正产生。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真的是十分的浪漫甚至是放荡。那时我不懂柴可夫斯基啊，我听的是周璇、白光，那时美丽的女士喜欢穿旗袍，不穿内衣，当时是很时髦的。
我一辈子是在吵闹中度过的，没有安静学习的时候。即使在学习英语时，周围都在放着周璇的歌…… 可能因为有这类不堪的阅历，我现在年过七十，依然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 骑一破旧"永久"，出入酒吧，口说broken English， 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不亦乐乎？
选自《温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