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阶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6 次 更新时间:2013-05-12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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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 (进入专栏)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算起,这一关系已经走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时期。邓小平为了现代化,力主对外开放,开放的方式不仅有引进资金,还包括引进管理方式,逐渐形成改革开放的大潮。第二个阶段是江泽民时期。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两者结合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平台就是加入WTO,加入经济全球化。当时党内外有些人忧心忡忡,但事实证明,这一步是正确的。中国加入WTO以后,成为世界上得益最多的的国家之一,另外一个受益最多的是美国。第三个阶段,是胡锦涛主政时期。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强大起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防范也就来了,各种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提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说,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不争夺领导权和世界霸权。我们还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平发展的中国在强大起来以后,将与世界和谐相处。当然,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是作为一项具体的政策。把和谐世界作为政策是做不到的。

最近几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周边关系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邻海主权争论也趋于明显,一些人据此怀疑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理念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这些都表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讨论,并且好好谋划一下如何使中国更好地和世界融为一体,用世界的资源来发展我们自己,因为和平发展道路最根本的定义,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促进我们发展,通过我们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继续这个对我们根本上有利的局面。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给我们的外交与战略提出了新的课题。十八大政治报告就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问题提出的观点是八个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提法体现了我们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新的考量。例如大家讨论最多的中美关系。双方的利益已经决定了,中国离不开美国,美国也离不开中国。尽管双方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的差异,并带来全球利益上的矛盾,但是大格局是谁都离不开谁。这个大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无非是怎么把它调整到最佳方位上去。十八大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也是一个新的题目,我的理解,这不仅包括中美关系,与俄罗斯等大国也要建立新型关系。

这一新阶段的新意,也突出体现在全方位这一点上。我们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指向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原来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更多针对的是美国、欧洲,而现在,我们不光考虑美国、欧洲的问题,我们还考虑其他的,比如说非洲这一块。这是一个全方位实施的和平发展战略。

我们的开放战略需要调整,开放的范围要向西部推移。如果说以往我们的开放是往东走的话,那么现在往西的方向也在逐渐打开。在这个方向上,有上合组织的国家,有金砖国家,有非洲。此外,还有普遍被忽略的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这个区域值得我们在战略上好好投入与经营。依国别来说,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铁哥们,全天候的朋友。还有斯里兰卡,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打下的友好基础,还有我们最近所做的工作。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与我们存在着边界问题。但我们同印度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我们在与印度主要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在野党的交谈中,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印度是从一个大国的定位来思考世界事务。它要成为大国,不愿意成为附庸,愿意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印度这个大国的理念对我们是有利的。还有孟加拉国,我们也不能忽视。将来,我们的石油通道一定要避开马六甲海峡。可以说,整个开放方向正在发生调整,东部往太平洋去的方向我们要继续做工作,而西进,包括西南方向,则是我们下一步要开拓的新的方向。

以上是描述新阶段下,我们对外开放的若干新方向。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我们应注意把握几个政策上的要点:第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第二,中国崛起之后绝不当头,不挑战国际秩序,但是要同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一起来推进世界秩序的改革。我们绝不挑战世界秩序,但是我们要改革,而且这个改革不只是中国一家要改革,是大家一起改。目前,世界秩序的不适应之处都暴露出来了,不只是中国认为要改,世界都认为要改,中国要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世界秩序的改革问题。第三,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坚持共赢原则,形成更广泛的利益交汇点,扩大利益共同体。可以说,我们从对外开放开始,到加入WTO,走和平发展道路,实际上就是努力形成和扩大各方的利益交汇点。第四,在战略互信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危机预防和控制机制,把危机控制在安全和发展的范围内。国际事务中不可能没有危机,关键是形成危机预防和控制机制。我们要形成利益共同体,也要形成一个利害共同体,利益和利害都是共同的,才是最安全的。第五,通过深化国内改革来引导国际舆论,向世界展示中国强大而可亲、可信的新形象。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中国强大的形象有了,但是离可亲和可信还有距离。毛泽东1950年代说过建立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社会主义,现在还应加上可信这一点。

除了上面这五个需要坚持的政策性问题,我认为还有三个问题是我们在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时要注意的。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走出去的问题。中国要在世界上真正立足,必须把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起来走出去,再加上我们文化也要走出去,为世界人民所接受。今天的世界不再是殖民主义时代,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现在我们走出去虽有国家战略层面的倡导,但实际上还是散着出去的,力量并不集中。当然,现在散出去也有好处,因为人家没有感到威胁。比如说,许多人在谈论资本外逃,我不认为是坏事。该出去就出去,资本出去以后在外面投资,内外联动,最后利润都会回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软实力问题。我曾讲过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成功,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文明的复兴。软实力不是取决于你投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文化被人家认同。文化认同上如果不能做出像样的文章来,只靠办几场演出,送票子请人家来看,是不能成事的。我们离文化软实力,文化强国的路,还有很远。

第三个问题,与前一个相关,是关于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发掘共同的价值观纽带。比如说,金砖国家是我们可以借用的平台,但现在一个非常大的软肋,就是缺少能够长期维护发展的纽带,也就是各方的共同价值观。我们需要研究金砖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上合组织的价值观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冷战后北约的转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北约原来是针对华约存在的集体军事组织,冷战结束后华约不存在了,一段时间内,北约存在的理由似乎也不再存在。但是,美国强调北约是大西洋两岸所有国家共同价值观的组织,这样就把一个军事组织变成了一个价值观组织,凡是挑战他们共同价值观的威胁,北约军队都有权介入。于是,我们在从阿富汗到索马里海域,都能看到北约的介入。它实际上用价值观为北约的存在找到理由。而在我们的国际合作中,很大的短板就是缺少价值观的东西,缺少持久发展的内在纽带。

来源: 《文化纵横》2013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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