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一向注重研究历史，历代王朝都设有史官，并为后人留下了鸿篇巨制的“25史”。民间也有大量历史记述，被统称为“野史”。虽说这些史书所记载的一些故事带有传说演义性质，但人们还是将其归为历史。世世代代中国人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且不说历史本来就传承了许多文化糟粕，毒害着一代又一代人，即便是历史中的精华部分，对不同的人的启发和影响也不尽相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能从历史故事中得到另类启示，从而使人性的恶变本加厉。历史对这些人来说就成了毒药。

人们非常熟悉勾践灭吴、赵氏孤儿以及鸿门宴的故事，无论将勾践放虎归山的吴王夫差、没有杀掉赵氏孤儿的屠岸贾、还是放走了刘邦的项羽，最终都给他们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多年以来，笔者时常在想，这3个类似的经典历史故事为什么都发生在公元前，而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就鲜有发生呢？换句话说，后人从上述故事中到底记取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人们同样熟悉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亲李渊退位。李世民随后登基，并实行“贞观之治”。后人认为唐太宗杀兄逼父是一种自卫行动，对其行为多有袒护。可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唐太宗当时还将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全部杀了。这10个年幼的孩子都是他的亲侄儿。唐太宗之所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灭绝人性的暴行，显然是记取了所谓“历史的教训”，以永绝后患。由此可见，对唐太宗来说，勾践灭吴、赵氏孤儿以及鸿门宴的历史故事如同毒药。

类似的历史故事还有很多，如一些统治者不惜制造冤案，以“谋逆”、“腹诽”和“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开国元勋、爱国功臣，以彻底消除潜在的政治对手，而且动辄就灭门灭族。到明清时期还盛行“文字狱”。后来甚至发展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可见封建统治者“中毒”之深。最不可理喻的是，汉武帝为防止吕后专权的历史重演，在立8岁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后，不惜杀掉其母亲也是他最宠爱的勾弋夫人。这就是著名的杀母留子事件。以后历朝统治者纷纷效仿，后来发展到凡是生育了皇子的宫女，就一律处死。这种野蛮的杀母留子的制度直到北魏时期才被废除。可见一些统治者因服下历史的毒药，已经草木皆兵，陷入严重神经过敏的病态。

受到历史毒害的远不止封建统治者。自古以来读书人受历史的毒害广泛而深远。历代文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屈原、贾宜的遭遇感同身受，于是自古以来自命不凡、怀才不遇的读书人层出不穷。当他们读到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后，不由自主地就把自己当成了诸葛亮（如同诸葛亮当年“每自比管仲、乐毅”一样），以为总有一天会有高人请其出山，助其实现鸿鹄之志。最终却在满腹牢骚中一个个落得穷愁潦倒，如同范进、孔乙己。不过这一类读书人受毒害的性质还不算是最严重的。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经典故事：春秋后期，齐国的太史如实记下了“崔杼弑其君”这一大逆不道的史实，崔杼大怒，将其杀了。其后，史官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因继续坚持如实记载这一段历史，相继被杀。崔杼见史官一个个前赴后继坚持秉笔直书，最终才作罢。这个经典故事赞扬了知识分子唯真求实的精神，成为古代“良史”的典范，非常符合儒家舍身取义的价值观。不过，这同样是公元前的故事，后来类似的故事就鲜有发生。相反，后代不少史官完全堕落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他们以为这样不仅能使自己免遭杀身之祸，还能加官进爵尽享荣华富贵。从《汉书》的编撰者班固以后，文人按统治者的旨意修史渐成常态。其中最突出的是明朝大学者解缙等人受命为永乐皇帝编造历史。他们花了十几年时间修订明太祖《实录》，对明太祖在位时的历史记录进行了大肆窜改，并乘机加入许多对朱棣有利的谎言。永乐5年，朱棣又下令编撰著名的《永乐大典》，名为搜集整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清除不利于自己的史料，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的历史事实。我们今天读这样的历史著作真要睁大眼睛。善于投机的解缙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在46岁那年被锦衣卫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处死——被扒去衣服埋在雪中活活冻死。

解缙作为一名大学者，当然深谙儒家的价值观。他在很年轻时就曾向朱元璋上“万言书”，批评这位开国皇帝朝令夕改，杀人太多。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他还曾与方孝孺等七位名士相约要为建文帝守节。如今血淋淋的现实已经呈现在他面前：大学者方孝孺因不肯效忠于朱棣，不仅其本人被凌迟处死于聚宝门外，还被“诛十族”，连累其亲属、学生共873人被杀。后人已难以准确描述解缙当时的心态。儒家的“威武不能屈”说起来好听，真的去做又谈何容易！再说即使像方孝孺等人那样去做了，还不是一样于事无补。就连骨头最硬的鲁迅也说方孝孺的做法有点“迂”。

二百多年后，明朝灭亡，大学者钱谦益面对入侵的满清统治者，与解缙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有人指责其节操还不如风尘女子柳如是！不过钱谦益的命运要比解缙好得多，他不仅避免了身首异处、家破人亡的灾难，还在花甲之年娶了24岁的才女柳如是，并生有一女，其后又与家人继续享有荣华富贵，其乐融融，一直活了80多岁，着实令人羡慕。陈寅恪先生后来评论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近来有人认为满清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钱谦益降清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不仅避免了无谓的牺牲，还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推理，洪承畴、吴三桂对满清统一全国的贡献更大，而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文天祥、岳飞、屈原倒成了阻碍统一、制造分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罪人了！

曾国藩也是翰林出身，却以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著名。他对晚清政治腐败非常清楚，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曾上书咸丰皇帝，直指其过。曾国藩位高权重之时，中国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清腐朽统治者丧权辱国，不断出卖民族利益。1860年，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曾国藩却置国家危亡、人民苦难于不顾，依然率强大的湘军并勾结洋枪队全力围攻太平军，继续对自己的同胞进行大肆屠杀，致使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锐减。当时的百姓就称他为“曾剃头”、“曾屠户”。他显然无视孟子的忠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其实，满清统治者骨子里对曾国藩并不信任，不断有人指控他勾结太平军。鉴于此，王闿运等人多次游说曾国藩像曹操、赵匡胤那样拥兵反清。鸦片战争后，巨额的战争赔款都以捐税形式转嫁到了民众身上，加之鸦片和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使中国农村出现大批无业饥民，民众普遍怨恨洋人。因此，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就带有反帝的性质。后来各地发生的多起“教案”以及义和团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太平天国后期出现严重内部矛盾，太平军中下级将士中有大量的湖南人，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曾国藩充分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打出反帝爱国的旗帜，还是可能有一番大作为的。曾国藩一定认真权衡过此举的成败得失，大概感到风险太大才不得不放弃。

1864年7月，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为了赢得朝廷的信任，主动裁撤了湘军，并将年仅40岁的弟弟曾国荃“开缺回籍”。从而保住了整个家族的利益。满清政权在洋人与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本来气数已尽，然而，正是由于曾国藩等人的极力效忠，使满清统治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进而签定了更多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中国因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开放发展的机会（因为日本正是在此间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地强盛起来的），并在20世纪上半叶遭到更大的灾难。

有资料说，曾国藩家族后来果然很兴旺，到曾孙辈时就有各类知名人士100多名。以至后来连蒋介石、毛泽东都很崇拜他。近年曾国藩的《家书》一直在全国热销，曾国藩的声望也与日俱增。而关于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爱国志士的书却相对冷落得多。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厌其烦、谆谆教导家人的无非是 “明哲保身”4个字，就是把个人与家族的安危与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曾国藩正是这一套处世哲学的成功实践者。

解缙、钱谦益和曾国藩都是当时顶级知识分子，也是今天公认的文化名人。他们不仅饱读诗书，而且信仰孔孟之道。儒家把“从道不从君”作为其政治原则、道德准则和人生理想，其施政理念则是以“民贵君轻”为核心的“仁政”。他们显然从思想到行动都成了儒家学说的叛逆者。我们今天非常熟悉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解缙、钱谦益和曾国藩为了私利，显然都已抛弃了古代仁人志士舍身取义的价值观与爱国传统。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事业上的成功，而忽视了其道义上的污点。

笔者以为，如果让年轻一代崇尚曾国藩这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味追求个人的成功，却无视公民对国家民族应该承担的道义与责任，这无异于让他们吸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