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与旧政协的宪法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3-04-19 0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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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摘要]在二十世纪的国共两党竞相展开的共和建国大业中,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构成了共同的政治实践理性与建国思想来源,尽管共产党对于阶段论有着别具一格的叙事。在孙中山宪法思想体系中,宪政阶段论是唯一与党国体制有着直接逻辑关联的思想因素,对于落实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至关重要。1931年的约法体制被抗战打乱,但后者却以体制外的方式提供了训政向宪政过渡的政治基础,由此为旧政协的协商制宪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是典型的阶段论概念,置身于“革命—改革—宪政”的逻辑连环之中,成为新的宪政阶段论。阶段论思维在本质上反映了国共两党建国精英的自主品性与实践理性,其思想蕴含与制度遗产对于中国进一步的宪政转型颇具价值。

  

  [关键词] 宪政阶段论,革命,党国体制,训政,政协

  

  引言

  

  2012年是中华民国(“一中各表”的民国版)建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中各表”的新中国版)最为稳定的一部宪法82宪法三十周年,二者均构成中国现代立宪史的重大事件。1912年和1982年前后相跨70年,其间国共两党在复杂的世界历史与国内政治变革脉络中竞相展开“以党建国”的特殊主义(与欧美主流的民主宪政建国路径相对)的现代国家建构事业。1912年民国法统所秉承的最初的《临时约法》与1949年的《共同纲领》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二者在精神理路上更加接近共和主流,但却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即不能适应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的整体价值诉求,也不能有效吸纳、安顿和转化特定阶段相关政治势力的竞争意识和权力诉求,而只能在经历不同的革命与政治剧变之后为更具威权主义和激进主义色彩的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取代。在整体生存与富强的压力之下,革命激进主义逐渐在价值与实践上超脱了共和宪政内蕴的妥协、节制与理性的美德,而一力求新,在政治上导致威权主义,从而为国共两党在宪法上的成熟转型提供了从理论到制度的一系列疑难和困局。而1982宪法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对1954宪法而非1949共同纲领的回归,其威权主义政治遗产并未消遁,尽管其有着相对鲜明的改革创新精神和政治开放结构[1]。

  国共两党在共和建国的立国思想上确实有着诸多共性,比如1931年约法和1954年宪法(包括作为其升级版的1982宪法)中都明确配置着一个“政党国家”(party state)的宪制内核,这一内核构成国共两党各自宪政转型脉络中需要加以严肃对待的根本问题,也是外部性的公民权利运动与司法改革等诉求需要严肃思量的一种宪法上有效的政治存在。这一内核构成了中国现代立宪史上若干宪法文本中的“政治宪法结构”的奠基性原则,是中国现代政治与宪法思想中最具外源性和实践上的彻底性的政治现代性原则。中国宪法中的这一“政治宪法结构”并不具有直接的中国古典政治根源,也不是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制的演化,而是来自于中国近现代“救亡图存”背景下诸种政治思想模式之竞争和中国人民以“革命建国”为主线的政治成熟过程。根据国共党史的主流论述,国共两党的“革命党”建构均受到列宁主义的深刻影响,共同接受了党国体制的基本原则,由此展开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目标的国民大革命,其结果是国共分裂和国民党完成国家统一与党国体制的宪法建构。然而,虽然同受列宁主义影响,但两党之宪政规划存在结构性差异:国民党之接受“党国体制”仅仅限于孙中山“宪政三阶段”之“训政”阶段,具有手段性和阶段性定位,在人民通过地方自治达到政治成熟之后以“宪政”的形式还政于民,最终成就制度化的“人民主权”,回归自由民主的世界主流;共产党之接受“党国体制”则以相对系统完整的列宁主义教义为基础,根本目标在于共产主义而非宪政,后随着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常态政治建构,特别是通过以宪法修正案形式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长期化性质之后,人民主权和宪政国家也成为这一长期阶段在政治结构上应予实现的根本价值,其结构性难题在于如何以人民主权之根本规范来解释和转化中国宪法上的“政治宪法结构”。概言之,国共两党在20世纪上半叶共同选择的“党国体制”是中国人民经由传统王朝政治向现代法理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背后缠绕的是政治变迁的历史理性逻辑和宪政转型的“先进性”命题。所谓的国家构建,就是指中国人民如何以权利为基础“政治地”(politically)组织起来,成为富有德性和理性的、成熟的、制度化的“人民”。

  进一步观察国共两党的差异有利于理解二者之宪政转型在理论与政治条件上的差异性。国民党的主导立国思想尊奉三民主义,这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政治最大范围的现代性政治理论,而共产党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维度在核心教义上优先于其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因此,前者之宪政转型在政治教义上的规范性障碍较少,而后者之宪政转型在政治教义上的规范性障碍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至今未能获得有效的理论清理与改造。不过,1982宪法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总决断为前提,开启的是一个面向常态、融入欧美主流世界的历史进程,其在改革时代主要的理论创新(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化理论,四个宪法修正案中包含的规范性的宪政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和谐社会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理论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方向上更加完全与彻底的进展,其所汲取的主要理论资源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旨,而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西方主流政治理论,这使得经历改革三十年之后,当代中国更加具有中国文明属性和世界主流属性,其在“古今”和“中西”两个历史哲学维度上的思想性调适和制度性改革构成中国“大国崛起”的基本经验。从大历史的脉络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教诲,也非列宁主义实践模式的简单启发,而是中国政治文化精英面对现代性冲击而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思想的一次长距离、复杂时空条件下的创造性发挥,只是所谓的“长技”既非洋务运动初期的“器物”,亦非戊戌变法中的“制度”,同时也不是五四运动中所选择的与西方主流之同质性相对更高的“文化”,而是对西方主流具有对抗性质的、内蕴信仰因素的“主义”。以“主义”作为武器,既是抗击外侮、维护主权的动员依据,也是斩断旧文、内部改造的政治纲领。“主义”之理想性与纯粹性必然导致实践上的严酷性与激进性,这是今日中国宪政转型的宏阔历史背景。然而,改革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如欲进一步崛起为“负责任大国”和自我定义的文明国家,就必须进一步深度调用中国古典和西方主流文明因素,以世界眼光重估中国现代史、宪制结构及其历史合理性。因此,与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宪政转型相比,大陆尽管遭遇严格的规范性障碍,但其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活力依然生机勃勃,其宪政运筹仍有较大的思虑与实践空间。

  不过,大陆之宪政转型毕竟还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还需要在政治教义和宪法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理性运思。作为大陆青年宪政研究者,笔者认为民国宪政史尤其是孙中山的宪政实践学说对于理解中国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其核心为政党国家结构)的生成及其转型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作为更好理解1982宪法的一个背景性因素,笔者拟在本文中对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予以历史和思想脉络的考察和分析,并对作为国民党宪政转型制度性机制的“旧政协”的宪法意义予以剖析。民国宪政之法统在台湾结出硕果,与孙中山这一辈革命者在思想与制度上的殚精竭虑与勉力实践直接相关,而且台湾宪政作为中华民国法统的一种余绪和现代展开,其地方性存在乃是为未来大一统脉络中的中国宪政之成熟结构作经验与价值上的有效储备,其政治生命必将有效融入中国的宪政主脉之中。港澳已经回归,两岸统一成为中国现代宪政演化最为关键的收官之作,其规范性理据有二:一是基于中国民族属性而统一;二是基于宪政共识而统一,这一双重认同系统乃是中华民族最终的政治成熟的理性寄托。

  

  一、孙中山宪法思想体系:规范论、制度论与实践论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宪法思想独具特色。可以说,在晚清的政治思想格局中,代表革命派的孙中山也是比较宪法的重要代表。由于早年投身革命,其海外经历十分丰富,对欧美宪制之了解与理解尽管未必极其深刻,但大体具有相对周全的知识。由于孙中山是革命家,其对宪法思想之理解与运用通常以实践为导向,其宪法思想的实践品格非常突出。

  就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体系而言,大体可以分为规范论、制度论和实践论三个层面。

  规范论以“三民主义”为代表,既是国民党的建党指导思想,也是建国指导方针。根据历史学者王奇生的考证,三民主义的思想架构早在1896—1897年间孙中山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潜心研究时即已初步成形,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际的《民报》发刊词中首度提出。[2]“民族”、“民权”、“民生”三位一体,其中“民族”涉及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这一解放既针对外国列强,也针对满清政府),接近“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是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侵凌背景下政治/文化精英的普遍共识;“民权”则根源于欧美宪政思潮,是孙中山宪法思想的价值内核,但孙中山对“民权”的强调侧重于民主权利(积极自由)的面向,包括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与后世学者倡言的基本权利(消极自由)具有重要差异;“民生”既具有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背景下的“社会权”色彩,更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本政治渊源。申言之,作为孙中山宪法思想之规范论的“三民主义”甚至已经凸显了西方学者在几十年后才提出的“三代人权”的基本结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开展宪政建设的基本思想来源和规范基础。

  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制度论以“五权宪法”为代表,其中的“立法”、“行政”、“司法”的因素来自西方主流宪法理论,而“考试”和“监察”则具有中国传统政制特色。三权分立理论成熟于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至康德而获得形式逻辑上的哲学证明,被解为理性推理过程中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3]。然而,具有形式优美性和理性逻辑基础的“三权分立”也只是现代国家权力的一种“纯粹理性”,属于基础性结构,并不意味着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不可以根据理性治理的功能需要而通过宪法设立常规三权之外的特殊权力,也不意味着传统政制中的权力不可以通过宪法与该种基础结构进行关联和转化。在康德之后,法国政治思想家贡斯当就基于为法国设计一种理性化的立宪君主制的需要而提出了重要的“中立性权力”学说,对欧陆违宪审查模式的理论成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体现了西方经典的“三权分立”学说与中国传统政制因素的某种结合,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未必十分严密,但这种宪法思考的自主性品格是值得肯定的。

  严格来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关于民国宪政的规范思考,而本文关注的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则属于宪法的实践理论,是孙中山在民国宪政迭遭挫折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明显的历史时间逻辑的理论。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国共两党共享的“党国传统”中的代表制难题,具体表现为训政过程中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结构性张力以及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型难题。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是中国20世纪宪法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一分析范畴至今影响着大陆某些重要的公法理论学者,比如对民国宪政史素有研究的许章润教授近来就运用“训政”概念来诊断当下的中国宪政状况,甚至将这一概念进一步细致化了,相继提出“中国步入训政初期”[4]和“中国需赶紧迈向训政‘中期’”[5]。

  纵观孙中山的宪法思想,其中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不可能成为党国体制的直接规范基础,唯有宪政阶段论与党国体制联系密切。因此,探寻中国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思想渊源,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是十分重要的理论分析对象。

  

  二、宪政阶段论的政治背景与宪法形态

  

  孙中山宪政阶段论的提出和中国国民党转向“党国体制”的基本背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认知:一是“宋教仁案”导致国民党由革命党向议会党的转型失败,孙中山开始重新思考政党的组织原则与政治功能;二是列宁主义影响下的国民党改组。

  首先来看国民党转型的失败。在辛亥革命之前,作为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等组织是会党形式的革命组织,缺乏固定的经费来源、严格的组织原则和成熟的思想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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