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牧松: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恩恩怨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8 次 更新时间:2013-04-14 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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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牧松  

  

  庚子事变后,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权势最重,并称为“清末三大总督”,世称袁“不学有术”,张“有学无术”,岑“不学无术”。三人又并称“三屠”,袁以剿杀义和团,故称“屠民”;张以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故称“屠财”;而岑则以喜参劾官吏,则称“屠官”。袁世凯与岑春煊属于水火不能相容的政治死敌,曾因彼此倾轧酿造了一大政治风潮,史称“丁未政潮”,为人们所熟知。而袁世凯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则少有人谈及。

  欲明白袁世凯与张之洞的关系,须对晚清时期的清流、浊流两股政治势力有所认识。同治、光绪年间,政坛以品性不同被划分为“清流”、“浊流”两派。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号称清流的“青牛角”。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弊端是往往不免贪诈,其中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著实绩,而清流常常攻击的目标。中法战争后,清流的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张之洞从清流派中跳出,转而学习洋务,成为继李鸿章等人之后的“洋务殿军”。李鸿章曾经讥诮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李言下所指即张之洞。到庚子事变,李鸿章与张之洞因政见不合,以致相互谩骂起来。李主张联俄,张主张联日,李力持签订辛丑条约,张反对签约。李上奏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有人将此语传入张之洞耳中,张大怒道:“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为此,慈禧不得不下诏为二人调和。

  袁世凯是李鸿章淮军集团的后起之秀,受李影响甚深。袁做事干练明达,但不免权诈,用人重视实际才干,而不喜文人书生,曾谓:“宁用不通之学生,不用虚名之文士。”甲午之战后,李鸿章失势,袁世凯另觅门路,多方钻营,希望能得到编练新军的机会。张之洞这时也帮了他一把,保荐袁世凯为练兵人才,称他“于兵事最为相宜”,可以使他“专意练习兵事”。袁世凯得到小站练兵的机会,奠定了他日后发迹的基础。

  但到庚子事变,袁世凯对张之洞另生意见。当时慈禧与光绪奔逃西安,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局混乱几有亡国之势。其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与下属曹倜品评平乱人才。曹认为李鸿章、刘坤一可以胜任,并言:“李刘而外,惟宫保一人耳。”袁谓:“作搭截题,必有过渡文字。李刘两公为中兴勋旧,予乃新近一人,安能直接而下,必须有过渡文字者,方可贯彻全文。子再思之。”曹稍作停顿,推举张之洞,并言其才大而力果,由京堂擢升督抚,迭膺艰巨,罔不措置裕如,思可作过渡之一人。袁笑而不言。之后袁世凯领衔参劾端王、刚毅等人主战误国,与张之洞产生分歧,方对曹曰:“子犹记前谭论平乱人才乎?毓贤愚昧,以拳匪为义民,揄扬当道,拳匪遂充塞于王公大臣之门,仇鼓之声遍于都下,六国联军深入,卒致两宫不安,仓皇出走。端王、刚毅、赵书翘等,糊涂昏聩,腾笑全球。在使臣受外人刺激,觉悟自在意中;而疆臣中竟无一人识时务者,岂不为外人所讥?予遂通电全国,约会联名参奏,乃不赞成者半,不覆电者又半,只有刘制军即日回电,请主稿会衔。次日李傅相电称:刚、赵等出为督抚,入为枢臣,何以不明事理,一意盲从。至端王足不出户庭,素无经验。折内当严参满汉大臣,带参端王。如同意,请主稿会衔。予即按照电文拟稿以待。予十五岁时,曾由先大夫带领,以世晚之礼见张南皮一次,素佩其才识过人,故复去电促之。迨回电,有‘参端王如大阿哥何’一语,迂哉迂哉!予复电谓:‘事果决裂,国亡且不免,遑顾其他?’南皮乃回电允为列衔。盖参折列名仅四人耳,与子言正相合也。”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继了他的衣钵,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张之洞是既敬重又鄙夷,敬重张是政坛前辈,位高望重,鄙夷的则是张时露书生见解,迂阔不当。但从增强己方政治势力考量,袁世凯此时对张之洞仍竭力结纳。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曾南下汉口,拜会张之洞。袁与张的属下谈论时,就极力赞誉张之洞在湖北规画宏大,称:“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在宴会上,袁、张交谈甚为融洽,宴后,屏退仆从,两人密谈二小时之久,后张之洞因精力不支,昏昏沉沉,倚着桌子竟要睡着了。袁世凯悄然退出,吩咐下人勿惊动张大帅。袁以直隶总督身份,按制度出入辕门必须鸣炮,张为炮声惊醒,急忙追袁,追至下关,两人各致歉意,约定后会有期。

  庚子以后中国政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史称“清末新政”。袁、张在政府官员中属于思想较为开明,努力学习西方的一派,在各自辖区对新政的纵深发展和推广着力最多,北洋新政与湖广新政也都声名卓著,领先于其他各省。两人政治改革趋向相近,时常函电往返,交换意见,取得共识后奏报朝廷。两人又因禀性、经历不同而各有所长,在协商过程中,取长补短,彼此尊重,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良性互动。

  譬如练兵一项,袁世凯因小站练兵起家,最富经验,而张之洞自称“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对袁十分推崇,称“当世武学,敬当推袁”,所以编练新军之事张十分注重向袁请教。后来同入军机,张之洞又问起练兵的秘诀,袁谓:“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而有关文教方面,因张之洞中过探花,翰林出身,而袁世凯则举人都未中,故袁世凯多向张谦逊求教。如废科举,袁世凯以张之洞为“当代文学之宗”,希望由张主稿,张未同意。袁起草后,立即电张,两人会衔上奏,但未能取得中枢赞同。后年袁世凯又起草一份请停科举的奏稿,由张之洞斟酌增减,最终定稿,上奏后得到朝廷批准,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遂告结束。

  但袁世凯与张之洞绝非能和衷共济的同道,两人在表面的合作关系下,掩藏着多重轻重不一的矛盾与纠葛。袁世凯初会张之洞即遭怠慢,已有心结。而次年张之洞为上京城路过保定,拜会袁世凯。袁率领将领官员数以百计,大摆筵宴,隆重招待张之洞,袁本人也是恭恭敬敬执礼。但就在宴席中间,张之洞又倚案垂首,昏昏入眠,隐约还有鼾声。张之洞因为起居无节,习惯于夜间理事,昼间午后睡眠,因此精力无法支撑。但袁世凯以为张之洞故作倨傲,怠慢自己,十分不满。直到数月之后,袁与幕僚忆及此事,犹恨恨不已。后来逢张之洞七十寿辰,袁世凯送寿屏十六幅,命幕僚张一麐作文,张逊之书写。张一麐不解,问同事,同事称:“府主以南皮为文章山斗,善骂人,汝与逊之皆出南皮门下,若以为写作不佳则是自骂其门生也。”张方恍然大悟,同时也慨叹袁世凯在这等交际应酬的小事上也是如此钩心斗角。

  上述诸事尚是小过节,关键是袁、张品性不同,清、浊难以合流。张之洞自命“儒臣”,而袁世凯实为“枭雄”,两人在许多方面都扞格不入。袁世凯善施权术,为操纵朝政,向执掌军机处的奕劻及慈禧太后的亲信太监大量行贿,为清流所不耻,而张之洞清高自许,朝中缺乏奥援,更不屑钻营。袁世凯重视人才,一旦发现即引为己用,并不遗余力向朝廷举荐,故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而张之洞仅只罗致文学名士,褒奖有加,门下政事人才凋零,多碌碌之辈,张亦甚少荐举。袁世凯酷爱揽权,除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务外,还身兼督办政务、练兵、电政、铁路等职务,权倾朝野,尤其是他编练北洋六镇新军,几乎操纵清廷大半兵权。张之洞曾称袁“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表达了自己对袁权力膨胀的担忧。在清流与袁世凯的权力斗争中,张之洞虽未直接出面,但隐约之中仍可见到他的身影。湖北按察使梁鼎芬曾两次参劾袁世凯,谓袁权力过于膨胀,“为我朝二百余年满汉疆臣所未有”,而且党羽众多。梁把袁比拟为有篡权野心的曹操、刘裕。梁鼎芬为张之洞的亲信,善于迎合张之意旨,为张所倚重。梁两参袁世凯,恐怕其中正有张之洞的影响因素,或者至少也反映了张本人对袁的观感。不过当时时局险恶,袁世凯自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慈禧对梁折批复道:“当此时局日棘,乃不察时势之危迫,不谅解任事者之艰苦,总是有意沽名,摭拾空言,肆意弹劾,尤属非是,著传旨申饬。”

  1907年军机处空缺,慈禧以张之洞、袁世凯补入军机处。在袁世凯幕僚张一麐眼中,此时袁、张二人关系相当融洽。袁、张两人初入京,即深相结纳,张之洞与同僚作诗钟,得“蛟断”二字,遂作“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心同”两句,以唐时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比拟自己与袁世凯,期望两人能同心协力,共保清室。在政治主张上,张主张缓进,袁主张急进,只是略微有所不同。但据张氏后人讲,“蛟断”一联是张之洞在入军机以前所作,与朝政全无关系。而另有种种迹象表明,袁、张二人仍品性歧异,心存嫌隙。

  袁世凯除了勤于政事外,别无嗜好,而退朝以后,张之洞每每邀请袁同游海王村。袁虽不喜好闲游,但碍于情面无法推辞。闲游之时,张之洞还时不时地要袁世凯购买一两件古物以为玩赏,袁对于此道素无研究,深以为苦。另据辜鸿铭记载,袁世凯见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语露鄙夷之意。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反唇相讥道:“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张之洞对此什么态度呢?据胡思敬言,也是深为嫉恨。

  但有精明如慈禧的当政者,尚能笼罩得住局面,袁、张两人还不至于彼此倾轧。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病故,政局为之大变。摄政王载沣与皇太后隆裕,要为光绪皇帝报当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告密的一箭之仇,所以在办理完光绪、慈禧的丧事后,就以足疾为由罢黜了袁世凯。在罢黜袁世凯的问题上,张之洞扮演什么角色,有不同说法。一、兔死狐悲,打马驴惊。张、袁皆为前朝重臣,面对新兴政治势力两人休戚与共,故张之洞积极维护袁世凯。载沣主张严惩袁世凯,而张之洞力言:“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得到隆裕认可,张出来对袁谓“回去休息良佳”,袁谢张“世叔成全”。袁离京前,张来送行,叹息道:“行将及我。”袁去,张亦自感其势孤危。二、参与罢黜袁世凯。张之洞与袁世凯品流不同,彼此扞格。载沣罢黜袁世凯,亦与张商议,张以为去袁可大力擢用清流,一展抱负,乐得参与。其子张权泄密于御史赵炳麟,赵复邀陈田共同上疏,参劾袁世凯,对罢黜袁世凯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两说皆有所见,至于实际真伪,尚待史学家进一步考证。

  袁世凯被罢黜后,张之洞在朝中孤立无援,在载沣等亲贵势力面前败下阵来。载沣专用满洲亲贵,以载洵掌管陆军,载涛掌管海军,朝局大坏,张之洞力争以为不可,结果为载沣所申斥。归寓,张之洞顿足槌胸,以致呕血,叹曰:“今始知军机大臣之不可为也。”不久张之洞含恨而终。

  袁世凯退隐林下,声望反而越发高涨,终于会逢辛亥革命之变,东山再起,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1912年,一代文豪章太炎路过武昌,听闻武昌人甚为礼敬张之洞,认为武昌义军所资仗的人材、军械都是张之洞当年所留。到北京后,章太炎把此事说与袁世凯,袁愤愤不平,道:“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并举数例以证明张之过失,又称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是自己所倡议,与张之洞无关。章太炎不赞同袁之诋毁张之洞,认为:“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章遂对袁改观。实则,袁世凯之诋毁张之洞,除了袁之气度偏狭外,袁、张两人的历史过节也是其中重要因素。

  

  来源: 《书屋》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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