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4 次 更新时间:2013-03-31 2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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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内容提要:政党变革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直接原因,外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催化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型,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历史变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创新,在组织建设中稳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提高党内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有效整合各种合法性资源,在渐进调适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执政党建设就是在挑战中生存,在适应中演进的,这种渐进调适过程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调适性的基本立足点,最终通过执政党的转型与重构引导和推动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调适性 执政党建设 政治发展 中国经验

  

  寻求生存和发展是任何社会组织的本能,而增强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动态适应能力是保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政治发展不仅要求政治系统必须具备基本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公共政策的动员实施能力,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要求政治系统积极回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成功地把现代化所产生的新生经济社会力量吸纳进政治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治理能力与调适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异常深刻的变化。作为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和治理功能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成为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

  

  一、中国共产党:解读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关键变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整体而言,作为对中国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的一种理论概括,人们一般是从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自由化、长期而高速的经济发展来总结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的,而对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条件关注不够。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中,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比经济和社会因素要强有力得多。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治推动的结果,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其现代化发展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在的现代化潮流推动的结果。通过转型或重建形成有现代权威的国家力量,并由国家力量引入现代化经济与生产要素,改变旧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在发育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培育起现代经济与社会,与此同时培育和建设现代国家体系,以便保持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协调和统一,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构建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体系是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而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无论怎样的政治改革,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执政党的改革,并且所有关键的政治改革都和执政党的改革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政治发展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与关键。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轴心地位,其发展和变革成为解读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关键变量。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并且体制与制度的多样化加剧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趋势,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其利益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有调查表明,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和富人”、“干部与群众”是差异最大、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两个群体。并认为“10年来获得的好处最多的群体”排在前三位的是国家干部(68.8%)、国有或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60.4%)和私营企业老板(52.3%),而排在最后三位的群体则是农民工(6.7%)、工人(6.8%)和农民(16%)。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从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看,目前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阶层约在23%左右,农业劳动者阶层约在44%左右,城市无业、失业阶层约在5%左右,这三部分阶层总数在72%左右。在利益大分化的时代,各利益群体之间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是客观存在的基本社会现实,对执政党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政策行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方面进行渐进而适度的调整与变革,以不断适应执政环境的深刻变革。在制度大变革和利益大分化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论预测。民主转型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各种社会条件与社会空间,必将使共产党政权稳步走向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崩溃与停滞论则持消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逃脱不了苏东剧变的命运,其内在结构或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变化而必然崩溃、或因其结构性掠夺而使政权处于停滞状态。而持中间态度的调适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本身具有应对环境挑战的调适能力,共产党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能够容纳经济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压力;中共政权既非绝对转向民主国家,也非走向崩溃,而是将延续其体制结构,继续生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风云变幻的环境中有效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主流观点的解释是共产党政权在经济子系统中显著的改革政策成就,经济发展绩效所带来的统治合法性效果能够抵消其他子系统和整个系统某种程度的功能紊乱和权威流失。也有学者把中国体制的生命力归结为经济表现和有效政治控制的结合,以及民族主义的成功运用,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意识形态的不足和民众与“抽象的”政策话语的疏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核心制度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政治社会的相对稳定。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到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8260.2万名党员的超大规模政党,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也是主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途的执政党,对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命运施加着重大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变化和政策举措不仅影响着中国,而且还影响着整个世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对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和挑战都是空前的,但中国共产党深刻吸取了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教训,沉着应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通过积极主动的意识形态创新、制度改革和组织建设,进行着有效的调整和改革,不断提升自身的治国理政能力和应对社会矛盾和转型风险的能力,从而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动荡而复杂的环境中维护了其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其内在机理和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与理性反思。

  

  二、增强执政党调适性:转型中国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主题

  

  对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而言,其关键问题是逐步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执政党和政府的核心历史使命是形成一种能够容纳和应对持续变迁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制度结构。并且,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适,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任何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执政党而言,需要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自身的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时代与经济、社会变化的要求。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和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不断寻求有效的建设战略,合理调整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变革其政策与制度体系,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和政治期望。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高扬革命理想主义旗帜、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逐步转变成更能代表民意与回应民情的现代政党,执政党的现代转型和调适能力的日益增强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主题。

  政党调适性(Party Adaptability)是指政党组织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主要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迅速转型,社会阶层、利益格局、政治文化日益革新且多元分化的条件下,执政党迅速变革内部治理结构和社会治理体制与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以便能够对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当的反应。具体包括政党组织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资源性的输入和输出活动,通过战略与结构的系列变革以有效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提高达成“首要目标”的能力;同时,政党组织通过协调内部组织成员的活动目的,使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以维持组织系统的正常运转。政党适应性具体包括三个层面的问题:(1)政党开放性。具体包括内部开放,保证党内渠道开放畅通;外部开放,不断招募社会精英,向全社会吸纳贤能。如果政党缺乏必要的开放性,就不可能从社会上广纳精英、也不可能迅速回应社会需求,进而迅速陷入萎缩的灭顶之灾。(2)政党回应性。政党回应性有赖于制度化地克服执政党与群众的心理距离,时刻保持对环境的敏感性。(3)开放性和回应性的不断制度化。制度化是行为常规化、理性化与稳定化的过程,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期性,政党的制度化有利于适应性的提高。执政党必须在内部进行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党内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对内外执政环境的适应能力甚至主导能力,以此增强执政党的内部活力和凝聚力,不断扩充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其执政基础和政治合法性。

  迪克森(Bruce Dicson)区分了两种类型的适应性:效能型适应(efficient adaptation)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新的政策行将出台,由此推行组织机构改革,促使意识形态、政策与新的组织形式相吻合,这是政党在与外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所采取的现实主义取向的功能性调整,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政党执政的效能。回应型适应(responsive adaptation)是政党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环境压力时,所做的更为深层次的适应。此类适应性要求远不止于人事和政策调整,而是要求政党精英群体接受的政策不仅仅反映其自身的偏好,更重要的是遵循社会的需求。这种适应性可以看做政党在与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复杂互动中的结构性适应。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战略意味着在继续垄断合法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试图变得更具包容性,吸引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减少对传统支持基础的强调。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改革,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增强了政党-国家体制的适应性,维持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主要是一种效能型的回应。而不断深化党内治理制度创新,加强组织结构调整以提升执政党功能性适应能力,提升国家治理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水平,实现回应型适应将是下一阶段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历史使命。

  德国学者海贝勒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适应”阶段。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呈现出五个基本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演变是一种“收缩”(atrophy)和“调适”(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控制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萎缩和遭到侵蚀,全球化和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多方面交往进一步削弱了党对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创新和组织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萎缩”。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的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中国共产党推行的这些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当下所面临的多重挑战,有效维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瑏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能力建设(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主题,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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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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