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寻路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9 次 更新时间:2013-03-27 17: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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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从二十多年前推崇新权威主义,到如今写《公天下》,吴稼祥始终想解答一个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在求稳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2005年,北航法学院教授高全喜在北大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与法律丛书,本想出版吴稼祥的《果壳里的帝国》,“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那本书改在上海出了。”之后,吴告诉他,自己将写一部压卷之作。

  此后的聚会中,他从未询问好友的写作进展。他知道,“从二十多年前吴稼祥推崇‘新权威主义’,到如今写《公天下》,他始终纠结一个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在求稳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

  20年思考,3年写成。吴稼祥对朋友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这就是《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吴稼祥没为书写序,他一再重复,要低调,要低调。而据该书责编透露,一经面世,中央党校书店一下订购3000本。

  

  新权威主义之争

  

  1980年代,吴稼祥曾是宣传部的一员,后调往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担任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副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秘书长。

  1986年年初,他到上海出差,得知当地青年学子谈论最多的,是精英政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集权作用,是东亚诸国和亨廷顿,“其后,读到青年学者王沪宁的一份报告,力陈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当时竟被误以为有悖民主化进程。”1989年1月,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中说。

  新权威主义不是改革目标,而是改革路径——在文中,他阐述,“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个高难动作尚未有一个社会完成过。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须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又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

  新权威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实际上就是强调经济自由——《新权威纲要》里,他强调,“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市场经济。没有新权威不可能完成市场化,而不完成市场化,便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人类为什么每每在民主的羊头下买来专制的狗肉?关键在于离开了市场。”

  “他的新权威主义被人喻为一种刺刀下的市场经济。”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说。他曾是拥护新权威主义的南派代表人物。

  在他看来,尽管都是新权威主义,南北仍有不同。“南派是站在历史层面上,宏观地认识中国要实现未来民主,需要一个威权体制时期。吴稼祥等北派,更多是从改革策略、改革推行的模式上来看待。”萧功秦说,“身为体制内智囊的一分子,他切身感受到,官僚体系内,要干事往往太难或干不成。所以他希望,外部拥护改革的力量能与体制内改革的领导核心里应外合,对付体制内外反对现代化的势力。”

  《新权威主义述评》像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战争”。吴稼祥在《从新权威到宪政主义》中,列出未完的“围剿者”名单——“说是‘论战’,实际上是‘论’少‘战’多,不少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人与其说是在讨论问题,不如说是在宣泄愤怒,新权威主义者被他们形容为‘德国纳粹’、‘民主的叛徒’、‘鳄鱼的爪牙’、‘过街的老鼠’和‘袖子里藏着铁钩’的阴险之徒,等等。”

  “不过,我当时被骂,心里还美滋滋的,因为我知道所有骂我的人都是我的同道,而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骂的人越多,表明向往民主的人越多(事后看,我过于乐观了,有些人并不是因为信仰而骂)。不知道我是他的同道的人,主要是不知道新权威主义,并非政治规范理论,而是政治改革理论。”

  

  政治必须学会妥协

  

  2000年至2003年,吴稼祥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那时,傅高义从中心主任位子上退下,准备撰写《邓小平时代》。他们每周交谈一次,时间长达半年。

  “研究邓小平共有三重结构。然而,最深层的结构,我没对他讲。”吴稼祥表示,一是担心对方理解不了,二是他不可能全盘托出。

  “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思想是8个字:权力下放,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全权社会过渡到威权社会的主要手段,权力下放就是宪政问题。邓小平改革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功能主义改革。他永远不把终极目标告诉你,好比我是一只猫,我要吃鱼,你给我找去。找鱼过程中会出现问题,但我不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用目标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转型。他提出的目标有两个:祖国统一,建设四化。请问,谁能反对?”他问道。

  在给《邓小平时代》作书评时,他写道,“读完这本巨著,加深了,而不是修改了一直以来我对邓小平的一个印象: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祖国强大到处取经,并甘愿受难的人。”

  “一个男人了解自己的父亲,要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在我最痛苦时,脆弱得像一只蛋壳。可邓小平一生承受了多少苦难,我们算什么?”吴稼祥说。

  在体制内7年后离开,吴稼祥自我回顾,“我经历了从一个绝对主义者向相对主义者、从极端主义者向边际主义者的转变。”

  所以,当新权威主义被指责,他反问:“为什么小说家、杂文家、艺术家和诗人对新权威主义最感义愤?只是因为他们拒绝中间状态,只接受终极关怀……我一直认为,拒绝中间状态的‘两极思维’,是我们这个民族思维习惯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他认为,今天的他只会更注重客观与理性,“政治是什么——我在《一杯沧海》里写过,当你想呐喊时,结果是打了一个哈欠。政治必须学会妥协,绝对不能图痛快。”

  他一直有入仕情怀。虽然他后来从商、写文章,但他不是纯粹钻研学术。他的方向是要为改革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理论贡献。尽管他已知自己不可能再登堂入室。

  相对于草根社会,他更关注体制内上层的运作,他认为这是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他希望寻找一条路,能让这个社会在转型时付出较小的代价。

  “一定意义上,我是在尽一个公民的义务。我曾九死一生,曾经一周里睡不着一分钟,吞下3瓶安眠药,是以前我所在的体制救了我。但不能因此,当它有问题,我就不关心,不指出。”

  

  既要活力,又要稳定,关键是多中心治理

  

  人物周刊:你说过,“公天下”就是公民与地方分享国家主权。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性有多少不能?

  吴稼祥:这是一个怎样设计的问题。我们先谈原理。《公天下》始终围绕一个命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既要具有活力,又要求得稳定,最关键是什么——多中心治理。

  中国政治四千年以来,最大问题即是在稳定与活力中寻找平衡点。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历来从未断过。辛亥革命以后,开始时勉强可以,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不在于思想不行,而是工具不行。多中心治理是一种防滑机制,防止民主化以后的倒退。

  我的推理是,一个国家只要规模扩大,具有规模依赖,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与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称它为霸权铁律。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只要是非民主体制,一定是单中心治理。

  霸权铁律给大国民主化带来了3种困难:民主化前的困难,民主化中的困难,民主化后的困难。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越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就有分裂危险;但如民主化作用力不够,冰山又会将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而且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危险还会小一点,反之则不然。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因为民主化后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原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与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

  人物周刊:书名《公天下》,是否与“天下为公”一致?

  吴稼祥:是一个概念。我之所以起这个书名,有两个考虑:第一,中国是有宪法的。中国宪法的第一个版本类似于孔子的《礼记·礼运》篇,即儒家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公天下,也就是天下为公。儒家对“天下为公”的思想继承,在历史上有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通过“让天下”和“兼天下”来表达“公天下”的理念,最高统治权通过“禅让制”与“单一封建制”解决。另一流派是通过“仁”,即希望最高政权统治者虽占有天下,却能本着性善,让天下人分享、受益。所以“公天下”实际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另外,“公天下”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原来说,到达共产主义以后,国家只会消亡,所有权力归社会所有。这种说法也是一种理想,跟中国老祖先的理想一样。

  人物周刊:多中心治理简单说,即权力下放。如何下放?会遇到怎样的阻碍?

  吴稼祥:多中心治理怎么实现?从最基层民主开始,村级选举。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开始开放是县以下的政权,是从最基层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反对力量最小,效益最大。下面的人选举上面的人,是不会反对的,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这样上访也会销声匿迹。假如把村级选举解决了以后,村官敢对农民不好?马上就被选掉了。这样一来,老百姓欢迎,上面愿意放权这样做,还会遇到什么阻碍?

  

  真正的盛世是国富民强,藏富于民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本书只是政治理论?

  吴稼祥:我曾说过这本书旨在提醒,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要通过政改民主化,防止分裂动乱。书中反复提倡的“多中心治理”,既能防止分裂,也能防止中央集权化。当代世界,几乎没有一个联邦化国家分裂了,反倒是有中央集权的民主国家分裂了,比如大不列颠,先是爱尔兰,现在是北爱尔兰要求独立,威尔士、苏格兰也开始了。

  如前我在演讲中所讲,规律依赖是对霸权铁律的论证,霸权铁律是规模依赖的结果——单中心治理的大规模国家,由于霸权铁律的作用,一定会推动它走向中央集权,即使实现了民主化的超大规模国家,如果中央集权,首脑独裁就是必然趋势,今天的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世界上承认俄罗斯还是民主国家的,越来越少。

  人物周刊:怎么看高全喜提到《公天下》的短板——没有考察清朝历史,尤其是晚清政治。对于所谓的“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在理论层面上的分析论述上,显得较为肤浅与单薄?

  吴稼祥: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这本书肤浅。毫不客气地说,几乎所有能看到的政治学说,我都看了,我对此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任何一部书都有它承载的任务,他说的事情不是我这部书应承担的任务。

  我说过这本书是政治理论。理论是一块刀片,越片面越好,越片面越锋利。一个理论必须讨论一个观点。这部书也不是政治史,晚清跟多中心治理没有任何关系,我在书里的所有的论证都是围绕多中心进行。我论证到康乾之治的时候,已经研究到清王朝在中国最后一批所谓的顶峰。况且,我也不可能做到讨论十分全面。

  人物周刊:你对“盛世”怎么认识?

  吴稼祥:高全喜在文中指出,我对历史上的3个“盛世”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我眼里的“盛世”,是符合政治学原理的治理之道。“盛世”不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对外扩张这些表象特征。按照政治学原理,真正的盛世是国富民强,藏富于民。

  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也都好景不长,昙花一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是小小的几朵美丽浪花而已。这主要是培育它们的条件太稀缺了:不仅需要多中心治理、制度化分权,还不能不提到“哲学家帝王”。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的盛世不同。从纵向上看,现在确实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首先从物质财富来看,从来没有这么丰富。第二,从没像今天这么绝对幸福——我的意思是,现在饿死人的事情没有了。第三,因政见不同就遭杀戮、“文字狱”等迫害现象,较之历史,状况也是最好的。从这些方面而论,称现在的中国是盛世,不是没有道理。

  但横向比较,还谈不上盛世。我们到目前还没跟上文明进步的步伐。按人均产值来算,现在还排在世界八流国家,连二流都算不上,人均产值排在100名以后。从人权角度来说,还不能自由发言。现在的中国不是任何一家的天下,但也没到“公天下”。从未来角度来说,“维稳”的问题不解决,这个国家非常危险,就像山崖上的巨石有可能跌落到山崖下面去。

  

  区分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堕落

  

  人物周刊:十八大以后,你曾说,要突破教条束缚,改革不能走老路。你认为,现在新的教条是什么?

  吴稼祥:我认为,我们要走的世界人类文明不需要区分主义。区分主义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堕落。因为没有办法把握复杂世界,所以才把世界简单化,才搞出主义来。人活着是为了主义么?人活着是为了追求生活的幸福。一定要奉行什么主义,就是人本主义。所有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是多数人的问题,有些是少数人的问题,有些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现在,腐败怎么解决,弱势群体权益为什么得不到维护等等。

  人物周刊:无论是早年推崇“新权威主义”,还是现在打出“公天下”,你一直在确保观点的务实性,这与你的切身经历相关?

  吴稼祥:一些理想主义者根本不顾后果,一意孤行。这个社会分给他们一块肉,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最后给我们带来的痛苦灾难,印象太深刻了。尽管我也有很多理想的东西,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事情。《公天下》谈多中心治理,但它是有路径的,如果做不成也没关系,因为损失较小。付出一点成本,试点实施,不会带来灾难,一旦成功效益就大。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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