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职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 次 更新时间:2013-03-19 08: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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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进入专栏)  

  

  以“大部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机构改革,成为本届“两会”热议的话题,但精简政府机构并不是终极目标,只是手段,改革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如果不专注于此,改革结果或将适得其反,不但走不出机构精简之后再扩张的怪圈,而且还会缔造出权力更大的部门机构,为特权的进一步扩张背书。

  

  政府职能亟需转型

  

  依据时代需求转变政府职能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仍然较多,这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痼疾,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矛盾日益凸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周文彰指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转变政府职能,要将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通过建立有机的“大部制”,提高政府加强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的行政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仍然相对滞后,政府转型升级与改革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迟福林指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问题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当前,政府配置资源、行政干预仍然过多,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突出。

  “这种干预的手段,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了强化,甚至有了常态化的倾向。”迟福林坦言。

  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天职”应该是向社会提供市场充分、有效供给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智能,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当前,由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都集中在政府部门,政府包揽了很多原本应该由市场、企业和公众自身解决的问题,导致了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进一步加剧市场经济的扭曲程度。

  也正是因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而形成的经济“增长主义”,致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问题逐增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本刊顾问)提出,近年来,中央不断向地方放权,在“增长主义”的诱导下,形成了独特的现象,地方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市场主体,并未健全社会组织的自律维权和自协调机制,而是为了竞争,把各类组织都变成变相的经济组织,实际形成了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这样一种体制。

  迟福林表示,中央和地方还是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中央和地方的财税体制很难理顺。其次,地方政府以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资源分配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重要手段,导致地方政府诸如土地财政等等问题。

  “这在带来投资消费失衡、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以及某些严重的腐败问题。”迟福林担忧道。

  诚然,在分税制改革未尽的背景下,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财力和精力用于刺激GDP增长,必然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

  

  转型的步伐

  

  对于政府转型的步伐,迟福林提出了“放权、分权、限权”的六字方针。

  迟福林所说的“放权”,是指政府要向市场放权。当前中国一般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比较高,但资源、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改革相对滞后,应该将这些价格交由市场来调节,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作用;还应该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继续减少行政审批。

  中国审批制改革启动于1998年的深圳,2001年在全国展开,经过六次改革,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全国性行政审批事项,与顶峰时期的4100余项相比,减少了60%。地方已建立县级以上的行政审批大厅4500多个,方便了老百姓。

  但是迟福林指出,尽管审批制改革有很大的进展,但都是权力相对边缘化的改革,审批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行政部门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还有很大的空间和调节的余地。

  周文彰则认为,不仅要减少审批事项,还要减少审批层次,把不必要的办事环节、审批环节取消。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秘书长陈建国在接受《经济导报》采访时同样表示,过大的审批权限不仅仅会影响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更是一块以权谋私,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

  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迟福林表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当由经济总量的导向转向公共服务的导向,逐步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为此,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是极为关键的。”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经济导报》采访时指出,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有很大的帮助,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将是今年改革的重点领域。改革的重点是要继续深化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这两个财政层级扁平化的改革举措,今后将会在中国大部份地区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

  迟福林指出的“分权”,是指以权力有效制约和协调为目标实现政府分权,建立行政范围内的分权体制,以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限权”则指以权力运行公开透明为目标,实现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法定化,有效约束政府自身利益。所以他建议把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政府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大任务。

  

  转型窗口已经开启

  

  政府的转型与改革,不仅关乎行政改革,更是带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

  “十八大以后,是一个改革的窗口期,如果抓住这个窗口期,我们就能够抓住改革的主动权,如果抓不住,政府的改革可能面临着很被动的局面。”迟福林表示,政府的转型改革,对“五位一体”的改革,起着牵动全局的作用,只有把这个关键和重点突破了,我们“五位一体”的改革才会有一个全面的进展,才会破题。

  “政府的改革不仅涉及到经济体制,也涉及到行政体制,更涉及到政治体制,所以,政府的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集中体现,是改革的重点,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来推动。”迟福林表示,政府转型改革不到位,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改革很难有重要的突破,政府不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更多的发挥社会力量,社会管理创新的作用也是难以做到的。

  但迟福林坦言,改革尚有难度,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权力结构的调整,一个部门既管规划,又管很多具体项目的审批,很难转变职能;其次,权力结构的调整涉及到政府自身利益的调整,这很难。

  “总的政府改革是阶段性的突破和渐进式的过程相结合。”迟福林指出,第一,要选中改革的目标,比如说,要把优化权力结构作为重点,这个重点就很重要;第二,对于目前矛盾突出的问题要敢于重点突破和大胆突破;第三,在这个前提下,改革是渐进式的,成熟一件推进一件,由此真正释放出强劲的改革红利。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政府职能?中共十八大报告给出了明确答案:“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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