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艾智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3 次 更新时间:2013-02-25 22: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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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普纳(K.Brunner)、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艾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艾智仁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E.Baldwin)选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Mil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逊(P.A.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森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那时艾智仁在史丹福,而在座听众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么与谁。

  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旁听就成了习惯。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我当然特别关心。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后者毕业于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财务学”,赫氏是开山鼻祖。(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艾智仁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赫氏停下来,把讲义推开,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艾智仁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艾智仁。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在研讨中,艾智仁提出一个观点,愚蠢得难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很多人向他解释,但他老是不明白,坚持己见。我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过了好一会,我见他耽搁时间,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殊不知说到一半,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只有他才是对的。”

  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你与艾智仁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广博,他的范围比较狭窄,但如无底深潭。”于今想来,这是识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话。

  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听到艾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我硕士的成绩好,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师于佛利民门下,但听到艾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但因为要先上艾氏的课,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就改迟了一年。好些同学有意避去艾氏的试题,但有几位却像我一样,明知困难而为之。可以说,在听艾氏的课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二)

  

  一九六三年初,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也不准答话。在大学上课,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但总带着张纸,装模作样地画点什么。艾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专心聆听,一早就走进课室,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坐着,如临大敌。

  第一课,课室坐满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大部分是旁听生。铃声一响,艾智仁进入课室,鸦雀无声。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见他长得高瘦,头发有点斑白,领带打得走了样,西服陈旧,但还算清洁。他向窗外望,笑了几下。“哈,这么多人!我敢打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我想,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没有学生回应。他好像有点尴尬,继续说:“我从来不备课,没有讲义。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天天想,想了那么多年,是不用准备的吧。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解释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你们就会麻烦我。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只有这一份,你们影印后要还我。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你们可以不读。”这样,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跟着大家君子协定,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我们都听说艾智仁对一般读物看不上眼,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秘籍无疑也。

  就这样,他开始讲课了。他说:“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艾氏已匆匆离去。这是第一课。

  每星期三课,每课五十分钟,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都找不到办法。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显然,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过了不久,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艾氏在课室上所说过的话,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和有什么含义。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后来维持了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运用,大有所获。

  一位老一辈的,在几年前上过艾智仁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见我们在“石头”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便安慰我们,说艾氏教统计,从头到尾都在谈赌马,最后大家从赌马中学得统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赌马显然与统计有关,但石头呢?难道我们要胡里胡涂地在石头的问题上花一个学期?

  第五个星期,艾氏进课室时满面笑容,欣然自得,问:“你们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答曰:“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他于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断的事,是武断而又有系统地将数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着谈到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功用理论运作的基本条件,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经济与科学扯不上关系,等等。在五十分钟内,他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使我听得呆了。其见解的精辟,其逻辑的紧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古人说的“学究天人”会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说艾氏学究天人,本来不错,但他那样淡然处之,不渲不染,对重点的刻画挥洒自如,使我觉得他在学问上的深度,我也有机会达到的。从那天起,在敬佩艾氏之余,我有了自信。假若没有经过那四个星期去想石头的如何量度,我不会在五十分钟之内被艾氏说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对福利经济很感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经济的问题。

  学期很快过去了。艾智仁明显地错了一点:他推断学生人数会减少一半,结果并非如此。选修也好、旁听也好,到学期结束时,课室还是满满的。后来有人说,有我们那个小组坐镇,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

  

  (三)

  

  第二个学期,艾智仁一进课室就问:“什么是货币?”这是经济学幼儿班的问题,任何学生都知道答案。但问题由艾智仁提出,大家都知道课本上的答案不管用,无谓自取其“辱”,所以没有谁敢回答半句。艾氏把问题重复,到最后,有一位同学终于大胆地反问了:“什么是货币?”

  “为什么马铃薯不是货币?所有的书本都说马铃薯可以是货币,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社会以马铃薯作货币呢?”他继续发问。这一提点,聪明的选修同学们就有很多意见了。其中有几个表现很不俗的,都读过史德拉(G.J.Stigler)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关于讯息费用与价格差异的文章(后来史氏因该文而获诺贝尔奖),所以立刻从马铃薯携带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问题上谈到价格差异的问题。如是者搞了三个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写写抹抹,为的是证明货币之所以为货币,是由于买卖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小。可惜完满的答案始终得不到。若干年后,艾氏发表了《什么是货币?》,其答案还是有待商榷的。

  艾智仁的教学方法自成一家,要学也学不来。他对课程不整理,讲解时没有大纲,题材与科目不一定有关系,而他提出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往往没有答案。他的本领是提出新的角度来,诱发学生对明显不过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敢肯定自以为“知道”的,再浅显的答案我们也要再次地想,一层层地想下去。他教我们不要放过一个术语的任何意义,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行为。他很随和,说话不多,对自己不认可的理论或观点,他很少痛下批评,在课室上只是轻轻摆手,微微一笑,大家便会意了。对他稍为首肯的文章,我们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找。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每一成见,经过他提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艾智仁所提出的问题都很浅白,像小孩子发问一样。几年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史德拉。他不知我是谁,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他说:“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艾智仁教出来的人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亲热地带着我介绍给其它的长辈。

  在某方面说,艾智仁对学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听生发问,在办公室里往往不接见学生。然而学生们提起他不仅敬重,而且对他很喜爱。这显然是因为,除了不肯给学生多点时间之外,他与任何学生对话都平起平坐,对每个学生的观点他都客观地衡量,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压”其上。给他有力的分析“战”败了的学生,会觉得自己跟艾智仁交过手,纵然惨败也觉得有所收获,且有舒适感。任何辩论,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刻意维护。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谁对谁错于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学说,他是个做梦者,跟他对话好像是感觉到梦的回应。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个忘我的脑子对话。

  在课室上,我只有一次见过艾智仁使一个学生难以下台。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学生回答后,他问:“要跟我打赌吗?”学生说:“我不是赌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对你一元呢,你赌不赌?”“那么我赌。”“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是赌徒吗?”学生无言以对。哄堂大笑之后,艾氏抱歉地解释:“不要说『不赌』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下赌注,几分钟以后的事没有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决定做什么就是一个赌注了。到市场付钱买鸡蛋,我们不能肯定鸡蛋不是坏的,所以买鸡蛋也是下赌注。”话题打开,他又转到投资与风险的问题上,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当年,史丹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艾智仁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艾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艾智仁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思想来去无踪,连大纲也没有的教学方法,虽然同学们都很欣赏,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只适宜于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学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这观点,后来证明是错了。我离开加大多年后,艾氏转为专教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据说听课的学生数以百计,站着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并且,艾氏被年轻的学生选为最佳教授。后来遇到艾智仁,我问及此事,他很开心,津津乐道,说年轻的学生能协助他维持灵活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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