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艾智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7 次 更新时间:2013-02-25 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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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艾智仁(Armen A.Alchian)是我的老师。这个师生关系,经济学行内很多人都知道。较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正式选修过他的课。我是他的旁听生,重复又重复地旁听了五个学期。这个师生关系的发展很有意思,我试把它写出来,希望后学的人能知道某一种教与学的方法是怎样的。

六○年代初期,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在国际上不见经传,但于今回顾,那时其实是如日中天。赫舒拉发(J.Hirshleifer)、普纳(K.Brunner)、艾智仁当时都任职该校,是他们的全盛时期,锋芒毕露,不过,我离开加大之后他们才真正举世知名。跟我一起在研究院就读的好几位同学也是高人一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任职,见到那里有口皆碑的“明星”学生,相比之下,就知道了。如今,这些旧同学都大有建树。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加大的,起先打算读商科,但过了一个学期就转攻经济。在经济系上了几天课,就听到一些研究班的同学谈及艾智仁的事。他们对艾氏肃然起敬,说他如何高深莫测。艾氏当时不教低班,也少在校园走动,我没有机会见到他。然而,关于他的超凡本领,我时有所闻。有一次跟有名的Scoville教授闲谈,说到艾智仁时,我提起听来的有关艾氏出神入化的本领,他笑笑说:“没有如此厉害吧,起码他自己不会同意。但他可能是当世最优秀的价格理论家。”我从小没有偶像,对任何人都不崇拜,但思想对我有很特别的吸引力,听到艾智仁有如天马行空,心焉向往,恨不得立刻可以上他的课。

我是六一年进入研究院的;那时艾智仁到了史丹福大学作客座教授。于是,我的价格理论跟一位从哈佛来的教授(R.E.Baldwin)选修。有一次,另一教授(C.Miller)在课室里谈到知名度的问题,提起艾智仁,他肯定地说:“目前只有行内的高手知道他的本领,但成名应该是迟早的事。”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森穆逊(P.A.Samuelson)到加大演说,听众济济一堂。某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森氏回答说:“且让我教你一些价格理论……”他说着马上停下来张目四顾,改口说:“啊,我说错了,在你们这个地方我怎敢教价格理论呢?”全室大笑!大家东张西望,要找一个人。那时艾智仁在史丹福,而在座听众都知道森氏指的是什么与谁。

选修过的科目是不可以再修的。我在六二年获硕士后,尚要选修的主要科不多,旁听就成了习惯。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重心所在,我当然特别关心。在艾智仁回加大之前,我旁听的主要对象是赫舒拉发。后者毕业于哈佛,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价格理论中他专研投资理论,近二十年来举世商学院大行其道的“财务学”,赫氏是开山鼻祖。(我也旁听过赫氏五个学期,与他的师生关系也有不少可写之处,这是题外话。)

有一次,赫氏教到收入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一位同学举手大声说:“艾智仁说收入是不会影响需求的!”赫氏停下来,把讲义推开,神秘地微笑道:“我不知道艾智仁为什么会说这样愚蠢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很多年前,在兰克公司的一个会议上,我遇到艾智仁。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他。在研讨中,艾智仁提出一个观点,愚蠢得难以置信,所有在座的人都认为他错了。很多人向他解释,但他老是不明白,坚持己见。我想,这个人真是蠢得可怜。过了好一会,我见他耽搁时间,就亲自向他解释为什么他是错了。殊不知说到一半,我突然发觉所有人都错,只有他才是对的。”

后来有机会与赫舒拉发谈起思想的问题,我好奇地问:“你与艾智仁相比如何?”他坦率地回答:“我所知的广博,他的范围比较狭窄,但如无底深潭。”于今想来,这是识英雄、重英雄的衷心话。

以上是我遇到艾智仁之前,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些事情。我心目中认为他不会像传说中那样出神入化,但我知道,能听到艾氏的课是难得的际遇。我硕士的成绩好,本来打算转到芝加哥大学去,拜师于佛利民门下,但听到艾氏快回加大,就打消去意。我本来也打算在六二年考博士试的,但因为要先上艾氏的课,要考他出的博士试卷,就改迟了一年。好些同学有意避去艾氏的试题,但有几位却像我一样,明知困难而为之。可以说,在听艾氏的课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是足够的。

(二)

一九六三年初,我开始旁听艾智仁的课。他有一条众人皆知的规例:旁听生在课堂上不准发问,也不准答话。在大学上课,我是一向不做笔记的,但总带着张纸,装模作样地画点什么。艾氏既然连问也不准问,我就索性连纸笔也不带了,专心聆听,一早就走进课室,找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坐着,如临大敌。

第一课,课室坐满了人——大概有五十多人吧——那差不多是当时整个研究院的学生了,大部分是旁听生。铃声一响,艾智仁进入课室,鸦雀无声。我细看这个传奇人物,见他长得高瘦,头发有点斑白,领带打得走了样,西服陈旧,但还算清洁。他向窗外望,笑了几下。“哈,这么多人!我敢打赌,几星期以后一半的人会不见了。”我想,他是指我们这些旁听生吧。没有学生回应。他好像有点尴尬,继续说:“我从来不备课,没有讲义。从早到晚都在想的问题,天天想,想了那么多年,是不用准备的吧。讲义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明天的想法又有点不同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残旧不堪的纸头,解释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份作参考用的读物表,你们就会麻烦我。这两张读物表是学生几年前逼我编出来的。只有这一份,你们影印后要还我。介绍这些读物只是为了应酬,与我教的不一定有关系,你们可以不读。”这样,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抢着到图书馆去,争先恐后地找那些读物,跟着大家君子协定,作谁先读谁后读的安排。我们都听说艾智仁对一般读物看不上眼,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读的。如今竟然有此读物表,秘籍无疑也。

就这样,他开始讲课了。他说:“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量度的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回应他不会继续,这是大家预先知道的。正式选修的同学此起彼落地提出各个办法,但每个办法都证明不可行。下课的铃声响了,一位同学来不及把话说完,艾氏已匆匆离去。这是第一课。

每星期三课,每课五十分钟,课上都在谈量度石头的重量,都找不到办法。这样就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显然,与经济学似乎无关的事,同学们都认为其中必定大有玄机。过了不久,每次下课后我和几位同学就开会讨论艾氏在课室上所说过的话,要寻求他所指的是什么,和有什么含义。这个课后学生自搞的小组(后来维持了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使我们对价格理论的认识、运用,大有所获。

一位老一辈的,在几年前上过艾智仁教的统计学课的同学,见我们在“石头”的问题上打转时有点心灰意冷,便安慰我们,说艾氏教统计,从头到尾都在谈赌马,最后大家从赌马中学得统计学所有的基本概念。赌马显然与统计有关,但石头呢?难道我们要胡里胡涂地在石头的问题上花一个学期?

第五个星期,艾氏进课室时满面笑容,欣然自得,问:“你们明白了没有?”学生反问:“明白什么?”答曰:“量度石头重量的困难。”他于是指出,量度必定是武断的事,是武断而又有系统地将数字排列、分配、定名。他跟着谈到不同量度系统的局限,功用的含义,功用理论运作的基本条件,量度与推断的关系,客观与价值观的区别,需求定律的重要,福利经济与科学扯不上关系,等等。在五十分钟内,他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使我听得呆了。其见解的精辟,其逻辑的紧密,其哲理的湛深,使我意识到学问是可以这样迷人的。

古人说的“学究天人”会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觉。说艾氏学究天人,本来不错,但他那样淡然处之,不渲不染,对重点的刻画挥洒自如,使我觉得他在学问上的深度,我也有机会达到的。从那天起,在敬佩艾氏之余,我有了自信。假若没有经过那四个星期去想石头的如何量度,我不会在五十分钟之内被艾氏说服的吧。在此之前,我对福利经济很感兴趣,下过不少功夫,但从那天起,我不再涉及福利经济的问题。

学期很快过去了。艾智仁明显地错了一点:他推断学生人数会减少一半,结果并非如此。选修也好、旁听也好,到学期结束时,课室还是满满的。后来有人说,有我们那个小组坐镇,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

(三)

第二个学期,艾智仁一进课室就问:“什么是货币?”这是经济学幼儿班的问题,任何学生都知道答案。但问题由艾智仁提出,大家都知道课本上的答案不管用,无谓自取其“辱”,所以没有谁敢回答半句。艾氏把问题重复,到最后,有一位同学终于大胆地反问了:“什么是货币?”

“为什么马铃薯不是货币?所有的书本都说马铃薯可以是货币,但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社会以马铃薯作货币呢?”他继续发问。这一提点,聪明的选修同学们就有很多意见了。其中有几个表现很不俗的,都读过史德拉(G.J.Stigler)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关于讯息费用与价格差异的文章(后来史氏因该文而获诺贝尔奖),所以立刻从马铃薯携带不便、保存不易、大小不一等问题上谈到价格差异的问题。如是者搞了三个星期,黑板上的方程式此上彼落、写写抹抹,为的是证明货币之所以为货币,是由于买卖之间的价格差异最小。可惜完满的答案始终得不到。若干年后,艾氏发表了《什么是货币?》,其答案还是有待商榷的。

艾智仁的教学方法自成一家,要学也学不来。他对课程不整理,讲解时没有大纲,题材与科目不一定有关系,而他提出的问题,连他自己也往往没有答案。他的本领是提出新的角度来,诱发学生对明显不过的答案要重新思考、衡量。在他的引导下,我们不敢肯定自以为“知道”的,再浅显的答案我们也要再次地想,一层层地想下去。他教我们不要放过一个术语的任何意义,而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释行为。他很随和,说话不多,对自己不认可的理论或观点,他很少痛下批评,在课室上只是轻轻摆手,微微一笑,大家便会意了。对他稍为首肯的文章,我们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找。有这样的感染力,是因为每一成见,经过他提点之后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

艾智仁所提出的问题都很浅白,像小孩子发问一样。几年后——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史德拉。他不知我是谁,在谈话中我向他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他说:“啊,你一定是史提芬,只有艾智仁教出来的人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亲热地带着我介绍给其它的长辈。

在某方面说,艾智仁对学生是很冷淡的。例如他不准旁听生发问,在办公室里往往不接见学生。然而学生们提起他不仅敬重,而且对他很喜爱。这显然是因为,除了不肯给学生多点时间之外,他与任何学生对话都平起平坐,对每个学生的观点他都客观地衡量,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压”其上。给他有力的分析“战”败了的学生,会觉得自己跟艾智仁交过手,纵然惨败也觉得有所收获,且有舒适感。任何辩论,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刻意维护。他追求的只是真理,谁对谁错于他毫不重要。一位同学说,他是个做梦者,跟他对话好像是感觉到梦的回应。我自己的感受是,有如跟一个忘我的脑子对话。

在课室上,我只有一次见过艾智仁使一个学生难以下台。他提出一个问题,那学生回答后,他问:“要跟我打赌吗?”学生说:“我不是赌徒。”“假若我以一千元对你一元呢,你赌不赌?”“那么我赌。”“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不是赌徒吗?”学生无言以对。哄堂大笑之后,艾氏抱歉地解释:“不要说『不赌』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从早到晚都在下赌注,几分钟以后的事没有人可以肯定,而我们决定做什么就是一个赌注了。到市场付钱买鸡蛋,我们不能肯定鸡蛋不是坏的,所以买鸡蛋也是下赌注。”话题打开,他又转到投资与风险的问题上,并且是重要的一课。

当年,史丹福大学有三位极“左”的马克思理论者,都是名家。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主意,邀请了这三位马氏信徒与艾智仁及两位学者,在加州海岸的一个小市镇,一连数天举行辩论会。我没有机会在场当听众,引以为憾。据说艾氏在那次辩论中一反常态,措辞锋利,弄得不欢而散。报道有云:艾智仁在会上不放过对方的任何术语,要求他们解释每一术语的含义,节节进迫,对手实在答不出来,所以就拍案而起了。

思想来去无踪,连大纲也没有的教学方法,虽然同学们都很欣赏,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只适宜于教授研究院中水平高的学生,次等的或低班的就不成。这观点,后来证明是错了。我离开加大多年后,艾氏转为专教大学的一年级学生。据说听课的学生数以百计,站着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并且,艾氏被年轻的学生选为最佳教授。后来遇到艾智仁,我问及此事,他很开心,津津乐道,说年轻的学生能协助他维持灵活的思考,也使他更能明白教学的方法。

(四)

旁听生不能发问——我是不甘于接受这一事实的。我知道从课室到艾智仁的办公室要走几分钟路,于是就打这几分钟路的主意。第三个学期,我选了近门的座位,下课的铃声一响,我随即冲出去,在他身旁一边走一边提出我已准备好的问题。他的回应,是问我有否读过某些有关的文章。我说没有,他就不再多说,急步而去了。

这样,他逼使我在发问之前,先作充分的准备。一想到不懂的难题,我就到图书馆搜集有关的数据,通宵达旦地翻阅,将题目改了又改,发觉尚有不明之处才去问他。他反问有关的读物时,我对答如流,指出每篇文章的缺点,他于是点点头,打开办公室的门,请我进去。由于我对问题下过功夫,无事不登三宝殿,他通常不容易解答我的“质疑”,坐下来想想就总得花一小段时间了。后来我可以在其它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使不少同学羡慕。

有一些问题,我曾与艾智仁研讨过很多次,也有一些直至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的。这些问题都很浅。什么是失业?实质利率从何量度?在有竞争的市场上,为什么买卖双方会讨价还价?为什么香港房地产经纪的佣金比美国的低那么多?为什么在日本的餐室,顾客不给小费?……这些浅题目,在经济学上很重要,因为如果有了一个可取的答案,就可以一般化,推展到很多其它的事情上去。即使今天,任何人能逻辑井然地解答两三个这样的问题,就可见经传了。

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写论文,导师当然是选艾智仁与赫舒拉发。每选一个题目,他们都很高兴,但由于资料不足,自己知难而退。题目于是一改再改,改了好几次后,他们对我有点失望了。六五年夏天,我决定暂时抛开论文,从事摄影六个月。六六年初卷土重来,过了几个月钻图书馆的生涯,在该年四月决定了论文的题目:《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

我苦思三日,写下了十一页纸。那时我在加州的长堤大学任教职,将这十一页初稿寄到加大去,他们订了集会研讨的日期,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五时开会。该日赴加大之会,只见很多教授都在座。我还未发言,他们读到我稿上第一页所作的六个结论,都一致认为我全盘错了。我不知从何说起,而他们大家开始争论,一争就花了个把小时,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不要管那第一页,让我由第二页说起。

第二页花了三个小时,每一句我都要答辩,详加解释,而在座诸君又互相争论不休,真是一塌糊涂。直到晚上快十时了,艾智仁看手表,跑了,其它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一人,继续和我争论。他是经济学行内的一个怪杰,是个天才,但我无心恋战。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多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啼笑皆非,还有什么可说的?

晚上十一时,我心情沉重,到加大邻近的餐室去吃点东西,呆坐了一阵,终于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我是否应将题目放弃。他惊愕地回答:“为什么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在驾车回长堤的路上,我是兴奋的。我隐约地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我“击中”了一些重点。我后来才知道,佃农理论在我之前已有二百年的发展了。我完全没有考查过前贤之见,只以为要解释农业经济,应有一个佃农理论,就自创了出来,殊不知其结论与传统的相反。

早上回到长堤大学办公室,知道艾智仁曾给我电话,我立刻挂回一个给他。他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不用再来,等我在研讨班上跟学生讨论之后才决定好了。”此后,每隔几天,关心的同学就给我通报,说他们找不到什么错处。三个星期过去了,艾智仁给我电话,简单地说:“你可以正式动笔了;要准备用两年的时间。”我说:“一年够了吧。”“通常不够,你不妨试试看。”

论文写不到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的通知,给我一个奖金,要我到那里去。我于是不到一年就将论文赶起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杜玛(E.Domar)教授将我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大的庄逊(D.G.Johnson)教授的。庄逊曾经发表过佃农理论,我在论文中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他确有大将之风,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舒拉发催我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我见论文尚未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期限,赫氏还在问我的申请信寄出没有,就姑且照办了。两天后就收到芝大的电报。原来他们只看一章就定了奖,但要等我的申请信。

那一章,差不多不是我写的!

(五)

听到艾智仁准许我正式执笔写论文,兴奋之极。当时我在长堤大学任教的工作很沉重,每星期要教十二课。一个同事(E.Dvorak,是目前美国西区经济学会的主事人)认为我的论文可大可小,替我紧张起来,在校内任何事情都维护着我,给我很多方便。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再三修改才完成了第一章,是关于理论本身的,大约四十页,寄了给赫舒拉发与艾智仁。过了一个星期,约定时间,就到加大去见他们。

赫氏一见我面就大加赞赏,把文稿交回给我,只见他修改了几处,提出了一些问题。跟着,我兴高采烈地去找艾智仁,他没有说什么,只把文稿交还给我。我一看,几乎哭了出来。艾氏在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作了修改,提出质疑,每页上满满的都是他的字迹,差不多把我稿上的“打”字完全遮盖住了。在整章中,我的每一句他都不放过!

我望着他呆了一阵,说:“我已经修改过好几次的呀!”“那算得什么,我那篇关于功用的文章修改了不下二十次。”我很失望,转身就跑。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细读艾氏的每一个质疑,每一处修改,越看越心惊,越看越佩服。我将他提出的每一点,经过深思后,反复地考虑、“化解”,直到我消化了他的最后一个评语,觉得自己在学识上似乎升了一级,判若两人。一看手表,十七个小时过去了。我想起昨天在艾氏面前的失态,实在尴尬。于是拿起笔写了一封信给他,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抱歉昨天对你没有礼貌。回家后我用了十七个小时细读你的评语,才知道山外有山。我答应你将尽力而为,相信《理论》这一章的第二稿会有进步。”

一个月后,艾智仁看了该章的第二稿,叫我去见他。这次他显得很高兴,将那修改得很少的文稿交还给我。我坐在那里时,他站起来,望着窗外,彷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要苛求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里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读了你的第二稿,将来替你写介绍信时我可以说,你懂得怎样写明朗的文章。”

是的,我是从艾智仁那里学到写明朗的文章。这法门说来甚易:只要有一篇比较深入的、几十页的分析文字写得清楚,以后写任何文章都显得清楚了!困难是,学写的人要找到一个像艾智仁那样的高手,肯不厌其详地替你密密麻麻地下评语——这种际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赫舒拉发与艾智仁的指导下写论文,一年之中我学习到的,比此前在研究院的几年还要多。上课、读书、研讨、考试等都是学习,但没有机会运用。学而不用,自己所学的怎样明白也不能真正地登堂入室。用上了,才会知道哪些理论其妙无穷、得心应手,哪些理论中看不中用。用得多了,就可将五花八门、复杂无比的理论简化。真的,在今天,我听任何经济学者的学术讲话,单看他理论的简单程度与正确性如何,就可以很快地知道他有没有老老实实地对理论的运用下过功夫。我跟老师们学写论文最大的收获,并非理论那一章,而是后来怎样去运用它。

一九六八年,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一年。那时我刚好在芝大,与他有更多的倾谈机会了。某天午餐上谈到一个问题,使我们后来在交易费用与公司组织这个重要的题材上意见分歧。我当时举出下述的例子。假若有两个人要搬运石头下山,各自搬运的话,则每人每次可搬五十磅,加起来是一百磅。但假若二人合作,一起搬运,每次可搬一百二十磅。问题是,二人合作,每人试将一部分重量转移到对方那里去,所以结果会少于一百二十磅。然而,若合作中大家的“卸责”行为使重量低于一百磅,那么他们就会不合作,宁可各自搬运。因此,合作搬运的重量必定是在一百磅与一百二十磅之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这个合作搬运的重量从何而定呢?这也是说,哪一些局限条件能使我们求出合作的均衡点?

这个问题,直至今天还没有答案。后来艾智仁从合作增产与卸责行为的角度,与H.Demsetz在一九七二年联合发表了关于公司组织与经理监管的理论。今天在经济学报上触目皆是的“经理”理论文章,大都是由他们的大作触发而写成的。我和高斯(R.H.Coase)不同意他们的分析,认为以“卸责”为要点是走入歧途。我自己以不同合约的选择来处理同一个问题,要到一九八三年才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

从影响与普及那方面看,目前艾氏(合写)之作比我的强得多。这可能因为他们的文章比我的早出十一年,先拔头筹。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卸责”这个概念有什么用。人当然会卸责,但这只不过是自私行为中的某种表现而已。说人自私,又说卸责,岂不是重复了吗?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个问题上,高斯与艾智仁的贡献是应获诺贝尔奖的。艾氏虽被称为“产权理论之父”,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课室上的口述传统,以及他的学生或朋友把他说过的观点写出来成为文章。他自己当年在产权理论上较少动笔,看来大概是因为高斯在一九六○年奇兵突出,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之作,过不了几年,“高斯定律”就有口皆碑了。艾智仁很大方,对高斯的鸿文极力赞扬,要学生们一读再读。

高斯获诺贝尔奖的机会比艾智仁高。艾氏不介于怀,直言高斯获奖比他更加值得。这一点,他的学生是不会同意的。

(六)

好些朋友要求我写下我求学的事。这可不是因为我书读得好,在学术上有些成就,而是这些朋友知道我在中小学时一败涂地,连升级也有困难。不少人的学术成就比我大得多,但人们对他们的求学经历却没有那样感兴趣。我想,上述的一些朋友有子女,其中有些子女读书不成,或平平无奇,或朋友本身也想知道求学之道,所以就想到我这边来吧。关于求学之道,曾经失败过的人,真的可能比那些从小就考第一的或成绩特优的知道多一点。单知成功,不知失败,对求学的认识似乎没有那么全面。

由于我的经历较为独特,朋友向我问求学之道,应该比问我买什么股票高明得多。一九八四年我为此发表了《读书的方法》与《思考的方法》,很多学生阅读。但朋友们还说写得不够,要我将自已屡败屡战的经历写出来,公诸于世。这差不多要我写自传了,那不成。折衷的办法,是写一些艾智仁和我的有关师生发展的经历,但因为公余时间无多,我只能草草下笔,简略地说了一些。

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认为一个青年是否读书之材,在二十五岁之前难以肯定。我二十三岁才算认真开始读书,七年之后就获得长堤大学的最佳教授奖,但在二十三岁之前,没有谁会说我是读书的材料。不要以为我是个例外。我起码见过四个中学时读书不成的学生,到了大学突飞猛进,变得神乎其技!我的一个姨甥,在香港的中学读得还不错,但进不了香港的大学,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国跟我一起,教了他一点法门,只六年就拿到了博士,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也不要以为美国的大学容易读,比不上香港的。香港与美国学术水平之差别,是毋庸细说的。

除了一些天生下来脑子有缺陷的青年——这些人少之又少,或是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不说外,我们实在不能对任何一个青年下什么读书前途的定论。父母的“家教”,朋友的影响,社会某种气氛的感染,老师的墨守成规,考试的心理威胁,学校的教育制度——这一切,对学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比学生本身的往往不知大多少倍)。数之不尽的天才被抹杀了。但要求学有所成——甚至有大成——是用不着什么天才的。智商高低与学问深浅的关系不大明显,而除了量度低能儿童外,智商本身不代表什么。

我少年时在香港及大陆读书不成,但其它环境却打下了我后来求学的基础。家中兄弟姊妹众多,家里人没有时间管我,让我有很多独自思想的机会。抗战期间逃难,在广西一带虽然生活艰苦,但见到很多不同的事,培养了我的好奇、求知的兴趣。其后在香港的街头巷尾结交了不少奇人异士,有下象棋的,有踢足球的,有唱粤曲的,有打乒乓球的,有打功夫的,有写文章的,有吟诗作对的……。这些“三山五岳”的朋友使我能在多方面发展,脑子变得灵活了。在佛山华英小学读书不成,但有一位吕老师;在湾仔书院不成,但有一位郭老师;在皇仁中学不成,但有一位黄老师——这些老师没有教我什么,但他们没有见我成绩不好而看低我。这使我对自己有了自信。

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脑子灵活,有自信——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得多了。我先到多伦多去补修一些大学预科,其实主要是学英文。语言不能速成,无话可说。一旦语言足可应付,整个中学的什么历史呀,地理呀,数学呀,一发劲,只不过是几个星期的工夫。

以上都是不太难办到的事。比较难的有两点。第一就是求学要有所成,跟做任何事一样,都要下一点决心。对读书毫无兴趣的,须有决心认真读它一两年,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我在多伦多时,某夜躺在床上想着什么,突然决定试一试:究竟真正地读书是怎样的一回事。跟着到了加大,读了两年后,产生兴趣,就不用管什么决心不决心了。在我来说,开始时所需的一点决心,可以招之即至,但有些人可能难以办到。所以我曾经说过,求学与不求学只不过是一念之间。

第二点——最后一点——是最难的了。求学要遇到明师。我屡遇明师,你说奇不奇?艾智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位罢了。

来源: 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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