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试论“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的历史原因与经验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0 次 更新时间:2013-01-29 14: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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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  

  

  【摘要】“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给党、国家、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灾难。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重倒退、误入歧途,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为此试图分析“文革”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的历史原因及表现,这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进而为其提供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原因;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顾名思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的东西,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而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观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奋斗的目标。但是,在我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尽管做了极大的努力,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反而误入歧途,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一、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如下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历史已经证实了此判断的科学性与正确性,这场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样的一场空前“大浩劫”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我认为,主要有国际国内两大历史背景:

  (一)国际背景

  第一,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和平演变”。

  20世纪50年代, 在冷战的环境中, 美国一些政治家在继续推行武装侵略和干涉政策的同时, 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深深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深深地为社会主义前途担忧, 为了维护和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实现一个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毛泽东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此来对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的“和平演变”。

  第二,中苏矛盾,尤其是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名的中苏两党大论战,使中苏两国关系恶化。

   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 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 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 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 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 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 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第三,欧洲社会主义偃旗息鼓,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危机。

  赫鲁晓夫在十二大大会闭幕当天,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由于西方报刊抢先公布了这个秘密报告, 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极大被动和混乱。在一段时间内, 不仅引发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动荡, 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乱和武装冲突, 而且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陷入了困境, 造成许多人脱党、退党。受其影响, 我国也先后发生了数十起罢工、罢课和游行示威等事件。因此, 毛泽东吸取苏联和东欧出现问题的教训, 认为他们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在中国狠抓阶级斗争, 致使我国逐渐走向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误区, 并最终导致“文革”的发生。

  因此, 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 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 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对冷战国际局势的反应, 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缘起的国际背景。

  (二)国内背景

  第一,政治上“反修防修”。

   1959年7月庐山会议,由于纠“左”引发的争执,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随后党内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们,造谣中伤,污蔑彭德怀里通外国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于是“反修防修”被提到政治战略位置上来。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越来越重视同国际上和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于是采取了“四清”“五反”等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但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认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①

  第二,经济上求快发展,形势所谓“一派大好”。

   在经济战线上,强调求快发展。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个方面开展起来。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进入60年代,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6年开始执行“三五计划”。每年召开重要会议都大力宣传国内形势一派大好,人民似乎已经沐浴着共产主义的阳光雨露。

  第三,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泛滥成灾。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左”倾错误开始泛滥,其突出而又典型的事件包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党内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展了八大以来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两种趋向相互渗透和交织,又同时在发展。最终,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以及个人专断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左”倾错误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随着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 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 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局面失控,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第四,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是主观原因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美好的,他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因为在当时中国所处对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这些问题是确实存在的:首先,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毛泽东产生强烈的刺激,使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正面临着修正主义的危机;其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 促使毛泽东提高了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最后,国内不安定因素和部分右派的疯狂进攻, 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资产阶级即将复辟的错觉和忧虑。综合以上的因素,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利重新夺回来。最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由此可见,发动“文革”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观察都是错误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极其片面的。

  二、 “文革”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的历史原因

  在中国已经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时候,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却执迷不悟,兴高采烈地认为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将错误的做法理论化、系统化,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而误入歧途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条化,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

  不可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受到马克思观点的启发,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已经把阶级斗争放在“纲”的位置上。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也由文艺界逐步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对马列主义某些设想和观点的误解和教条化导致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错误的估计和对待,并且继续沿用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方式来处理新时期出现的阶级斗争问题,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左”倾理论不断完善和升级。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观点,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被林彪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理论,是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统领下,毛泽东还为各行各业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针,毛泽东的一些言论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都是脱离实际的空谈,但在当时,却被奉为经典语录,实际上,它已远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

  第二,坚持“一大二公”,反对“唯生产力论”,违背经济发展规律,超越了发展阶段

  “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及实践。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但是,这个方针颠倒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原则。根据列宁观点,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抓的“革命”,则是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革命和生产的对立。而林彪、江青集团则打着“革命”的幌子,制造各种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他们诬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所谓的“唯生产力论”。许多社会主义的正确原则,如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等,一概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除了照搬苏联的模式外,中国没有独特的经济理论,结果,国民经济出现长时间的严重结构失调和地区比例失调,人们的生产热情低落,科技进步难以实现,经济效益大幅下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原本希望通过革命的洗礼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达到“精神变物质”的目的,结果既没有开出灿烂的精神之花,也没有结出丰硕的物质成果。这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的原因之一。

  第二, 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大批判开路,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严重,脱离群众

  社会主义的历史很短暂,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指导我们前进路线的方针政策,我们必须自己去逐步探索。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60年代政治挂帅的空气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地位被林彪、“四人帮“这些别有用心的人捧到了天上,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大批判接连不断,并且交叉反复进行,如批判刘邓陶、批判封资修、批判帝修反等,在此过程中还伴以政治运动,诸如“一打三反”“反四旧”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讲过权威的必要性和领袖人物的重要性,但他们的初衷绝非是为了搞无谓的个人崇拜而是通过树立权威,以便团结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他们虽然也强调过“批判”的重要性,但“绝非是运用“批判”字眼煽动人们的情绪,搞一些恶作剧或闹儿戏式的斗争,而是让人们投身社会革命,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②但当时我国推行的“大批判”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三、从“文革”吸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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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是批判,还是表扬 xiangmo 2013-03-02 12:15:59

  王敏的文章,不知谈了些什么,还应加强学习才对!

是批判,还是表扬 xiangmo 2013-03-02 12:15:47

  王敏的文章,不知谈了些什么,还应加强学习才对!

是批判,还是表扬 xiangmo 2013-03-02 12: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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