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27 次 更新时间:2013-01-02 1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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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进入专栏)  

   

  一

  

  公元前399年春夏之交某一天,雅典城内,当政的民主派组成一个五百零一人的法庭,审理一个特别的案件。被告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此时年已七十,由于他常年活动在市场、体育场、手工作坊等公共场所,许多市民都熟悉他。审理在当天完成,结果是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怪诞的一页,一个人仅仅因为他劝说同胞过更好的生活,就被同胞杀害了。雅典是哲学的圣地,但看来不是哲学家的乐园,出身本邦的哲学家只有两个,苏格拉底被处死,年轻的柏拉图在老师死后逃到了国外。这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一个人宁死不放弃探究人生真理的权利,为哲学殉难,证明了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因为出了苏格拉底,雅典才不愧是哲学的圣地。

  多亏柏拉图的生花妙笔,把当年从审判到执行的整个过程栩栩如生地记述了下来,使我们今天得以领略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哲人风采。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十年,当时二十八岁,审判时在场,还上台试图为老师辩护,法官嫌他年轻把他轰了下来。评家都承认,柏拉图太有文学才华,记述中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他大约早就开始记录老师的言论,据说有一次朗读给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听罢说道:“我的天,这个年轻人给我编了多少故事!”尽管如此,评家又都承认,由于他自己是大哲学家,能够理解老师,他的证词远比色诺芬所提供的可靠。色诺芬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毫无哲学天赋,审判时又不在场,老师死后,深为扣在老师头上的两个罪名苦恼,要替老师洗清,在回忆录中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虔敬守法的平庸之辈。英国学者伯奈特说:“色诺芬为苏格拉底做的辩护实在太成功了,如果苏格拉底真是那个样子,就决不会被判死刑。”英国哲学家罗素仿佛从中吸取了教训,表明态度:“如果需要让人复述我的话,我宁愿选一个懂哲学的我的死敌,而不是一个不懂哲学的我的好友。”不过他倒不必有这个担忧,因为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他却惊人地多产,别人哪里还有复述的机会。

  现在,我们主要依据柏拉图的记述,在若干细节上参考色诺芬的回忆,来察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原告有三人。跳在台前的是无名诗人美勒托,长一根鹰钩鼻,头发细长,胡须稀疏,一看就是个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还有一个无名演说家,名叫莱康。实际主使者是皮匠安尼图斯,一个活跃的政客,终于当上了民主政权二首领之一。他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热心听众,常常因此荒废皮革作业,使他十分恼火。在他政坛得势之后,苏格拉底曾挖苦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让儿子做皮匠了吧。”更使他怀恨在心,遂唆使美勒托提起诉讼。事情的起因看上去小得不能再小,似乎是个别人泄私愤,何以竟能够掀起若大波澜,终于要了苏格拉底的命?

  其实,安尼图斯之流恼恨苏格拉底,多少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情绪。苏格拉底喜在公共场所谈论哲学,内容多为质疑传统的道德、宗教和生活方式,听众又多是像安尼图斯的儿子这样的青年。雅典的市民是很保守的,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恪守本分,继承父业,过安稳日子。像苏格拉底这样整天招一帮青年谈论哲学,不务正业,在他们眼里就已经是败坏青年了,因此,一旦有人告状,他们很容易附和。当然,把一个哲学家——不管是不是苏格拉底——交给几百个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民众去审判,结局反正凶多吉少。

  苏格拉底之处于劣势,还有一层原因,便是在场的审判员们早在年少时就听惯流言,形成了对他的成见。他对此心中有数,所以在申辩一开始就说,那些散布流言的人是更可怕的原告,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无名无姓,把他置于无法对质却又不得不自辩的境地。他说他只知道其中有一个喜剧作家,他未点名,不过谁都明白是指阿里斯托芬。二十四年前,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中把苏格拉底搬上舞台,刻画成一个满口胡诌天体理论的自然哲学家和一个教青年进行可笑诡辩的智者。在观众心目中,前者所为正是不敬神,后者所为正是败坏青年,二者合并成丑化了的苏格拉底形象。真实的苏格拉底恰与二者有别,他把哲学从天上引回了人间,从言辞引向了实质,但观众哪里顾得上分辨。苏格拉底是阿里斯托芬的朋友,当年喜剧上演时,他还去捧场,台上的苏格拉底出场,观众席上的他凑趣地站起来亮相,实在憨得可以。他和阿里斯托芬大约都没有料到,爱看戏不爱动脑子的老百姓会把戏说当真,以讹传讹,添油加醋,终于弄到使他有口莫辩的地步。

  

  二

  

  平心而论,在审判之初,无论三个原告,还是充当判官的民众,都未必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们更希望的结果毋宁是迫使苏格拉底屈服,向大家认错,今后不再聚众谈论哲学,城邦从此清静。可是,苏格拉底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意图,偏不示弱,以他一向的风格从容议论,平淡中带着讥刺,雄辩而又诙谐。这种人格上和智力上的高贵真正激怒了听众,他申辩时,审判席上一阵阵骚动,矛盾越来越激化。

  苏格拉底大约一开始就下定了赴死的决心。美勒托准备起诉的消息传开,有同情者见他毫不在乎,行为无异于往常,便提醒他应该考虑一下如何辩护,他回答:“难道你不认为我一生都在做这件事,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在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吗?”他的确用不着准备,只须在法庭上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就行了。当然,他完全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他比原告和法官更清醒地预见到了结局,审判实质上是遵照他的意志进展的。他胸有成竹,一步步把审判推向高潮,这高潮就是死刑判决。

  按照程序,审判分两段。第一段是原告提出讼词,被告提出辩护,审判员投票表决是否有罪。在这一段,苏格拉底回顾了自己从事街头哲学活动的起因和经历,断言这是神交给他的使命。人们的愤恨本来集中在这件事上,倘若他想过关,至少该稍稍显示灵活的态度,他却一点余地不留,宣布道:“神派我一生从事哲学活动,我却因怕死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决不放弃哲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其职责是不停地叮咬人们,唤醒人们,使人们对专注于钱财和荣誉、不在意智慧和灵魂的生活感到羞愧。

  原则不肯放弃,还有一个方法能够影响判决。按雅典的惯例,被告的妻儿可以到庭恳求轻判,这种做法往往有效。苏格拉底有妻子,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还年幼,但他不让他们到庭。他不屑于为此,讽刺说:“我常见有声望的人受审时做出这种怪状,演这种可怜戏剧,他们是邦国之耻。”

  投票的结果是以二百八十一票比二百二十票宣告他有罪。票数相当接近,说明在场不少人还是同情他的。审判进入第二步,由原告和被告提议各自认为适当的刑罚,审判员进行表决,在二者中择一。美勒托提议判处死刑。苏格拉底说:“我提议用什么刑罚来代替呢?像我这样对城邦有贡献的人,就判我在专门招待功臣和贵宾的国宾馆用餐吧。”说这话是存心气人,接下来他有些无奈地说:我每日讨论道德问题,省察自己和别人,原是于人最有益的事情。可是,一天之内就判决死刑案件,时间太短,我已无法让你们相信一个真理了,这个真理就是“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要逃避死刑,有一个通常的办法,就是自认充分的罚款。只要款额足够大,审判员往往宁愿选择罚款而不是死刑。说到这一层,苏格拉底表示,他没有钱,或许只付得起一个银币。这是事实,他荒废职业,整日与人谈话,又从不收费,怎能不穷。不过,他接着表示,既然在场的柏拉图、克里托等人愿为他担保,劝他认三十个银币,他就认这个数吧。这个数也很小,加上他的口气让人觉得是轻慢法庭,把审判员们有限的同情也消除了。人们终于发现,最省事的办法不是听他的劝反省自己,而是把这个不饶人的家伙处死。

  判决之后,苏格拉底作最后的发言,他说:我缺的不是言辞,而是厚颜无耻,哭哭啼啼,说你们爱听的话。你们习惯看到别人这样,但这种事不配我做。“逃死不难,逃罪恶难,罪恶追人比死快。我又老又钝,所以被跑慢的追上,你们敏捷,所以被跑快的追上。我们各受各的惩罚,合当如此。”然后,又以他特有的反讽委托判官们一件事:“我儿子长大后,如果关注钱财先于德行,没有出息而自以为有出息,请责备他们,一如我之责备你们。”这篇著名辩词用一句无比平静的话结束:“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三

  

  每年的德利阿节,雅典政府要派出朝圣团乘船渡海,去阿波罗诞生地德洛斯祭祀,法律规定朝圣团未返回就不得行刑。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在船出发的第二天进行的,因此他必须在监狱里等候一些日子。趁着船没有回来,让我们就近观察一下这位哲学家,回顾一下他的身世和行状。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奇特长相。虽然他生在雅典,却完全不像是一个希腊人。他有一张扁平脸,一个宽大的狮鼻,两片肥厚的嘴唇。这张脸丑得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一个会看相的异邦人路过雅典,看见了他,当面说他是一个怪物。他有一个大肚子,但身体壮实,与人谈话时总是侧低着头,目光炯炯,像一头公牛。

  他出身贫贱,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子承父业,他自己年轻时也以雕刻为业,据说雅典卫城入口处的美惠女神群像就是他的作品。不过,他对这门行业颇有微词,嘲笑雕刻匠尽力把石块雕刻得像人,在自己身上却不下功夫,结果使自己看上去像是石块而不是人了。为了维持起码的生计,他大约仍不免要雕刻石块,但更多的时候干起了雕刻人的灵魂的行当。在相同的意义上,他还继承了母业,乐于做思想的接生婆。

  不像当时和后来的许多哲学家抱定独身主义,他在婚姻问题上倒是随大流的,而且娶了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克珊西帕为他生有一子,后来,据说是因为战争,雅典人口锐减,当局允许讨小老婆,他又娶法官的女儿密尔多,再得二子。克珊西帕是有名的泼妇,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一次苏格拉底在挨了一顿臭骂之后,克珊西帕又把一盆脏水扣在他的头上,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自嘲道:“我不是说过,克珊西帕的雷声会在雨中结束?”他如此解释与悍妇相处的好处:一旦驯服了烈马,别的马就好对付了;与克珊西帕在一起,他学会了调整自己,从而可以适应任何人。其实他心里明白,和他这样一个不顾家计的人过日子,当妻子的并不容易,所以常常在挨骂后承认骂得有理。他是通情达理的,大儿子忍受不了母亲的坏脾气,向他抱怨,他总是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好言规劝。

  苏格拉底的家境必定十分清贫。他在法庭上说:“多少年来,我抛开自己的一切事务,只为你们忙,不取报酬,我的贫穷就是证据。”这一点无可怀疑。他自称“业余哲学研究者”,与人谈话只是出于爱好,任何人想听就听,自己不要老师的身份,所以也就不收费。当时一班智者靠哲学赚钱,他对此感到震惊,说自称教导德行的人怎么能索取金钱为报酬。他也决不收礼,认为一个人从任何人收取金钱,就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主人,把自己变成了奴隶。对于来自显贵和国王的邀请及礼物,他一概拒绝。一个有钱有势的崇拜者要送他一大块地盖房,他问道:“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为此送给我一整张兽皮,而我竟然接受,岂不可笑?”其实他连鞋子也不需要,无论冬夏都光着脚丫,穿一件破衣。这也许有穷的原因,但更多是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

  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创立犬儒哲学,主张把物质需要减到最低限度,以求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这个思想实际上肇始于苏格拉底。他常说,别人是为了吃而活,他是为了活而吃。他偶尔也出席朋友们的宴会,而且酒量无敌,但平时节制饮食,讨厌大吃大喝。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女巫喀耳刻用巫术把俄底修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他提出歪解:喀耳刻是通过大摆宴席把人变成猪的。有一天,他逛雅典市场,看完后叹道:“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有这么多啊!”智者安提丰问他:“哲学家理应教人以幸福,你却吃最粗陋的食物,穿最褴褛的衣服,岂不是在教人以不幸吗?”他答道:“正相反,一无所需最像神,所需越少越接近于神。”

  不过,他虽然鄙视物质,却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其实二者都是为了做身体的主人,使它既不受物欲牵制,又能应付严酷的环境。每天早晨,他都去体育场锻炼,身体健壮超于常人。雅典流行好几场瘟疫,他是唯一没有被感染的人。他的后半生在长达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参加过三次战役,他的强壮体魄——当然,还有他的勇敢——在战争环境中显出了优势。据当时与他一起参战的青年阿尔基比亚德回忆,他的身体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食品匮乏时比谁都能忍饥,供应充足时又比谁都吃得多。酷寒中,别人皆以毛毡裹身,他却光脚走在冰上。一次战败,全军溃逃,只有他一人从容撤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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