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人都在夸张地谈论“九一一”的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可是，对于我来说，“九一一”不过是以极端的、令人震惊的方式使事情变得更加显豁了而已。与现代传媒的结合，震惊成为了现代的“思考”和“审美”方式，尤其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工业早已经把震惊转变成为了当代审美的最高形式。美国总统用“十字军东征”、“无限正义行动”、“谁不站在我们一边，谁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这种中世纪的语言发动了21世纪的宗教战争。这场新的宗教战争同时又变成了一种21世纪的政治正确，使得“一夜美国人”成了精英们的时髦，成了“文明”的身份标志。似乎非此就会沦为人神共愤的“野蛮人”,并且被排斥于“文明”世界之外。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在“九一一”之后，在无法被彻底垄断和控制、因此相对自由和民主的媒体——互联网上出现了“当世贸大厦倒塌以后，我的视野突然变得开阔起来……”这样的帖子。也是在“九一一”之后，在西方重新有人为殖民主义招魂。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九一一”勾连起已经断裂了的历史记忆之链，使我们的视野重新开阔起来。

在“九一一”的前一天，一位刚刚从英国回国的朋友和我谈论远在南非班德召开的联合国反种族主义大会。班德反种族大会在“九一一”前两天闭幕，美国和以色列退出了反种族大会，西方拒绝了非洲殖民赔偿的要求。我们由班德大会谈到历史和文明的反思，谈到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前途和走向。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半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发生大事了。我追问：什么事情，怎么可能？我从床上爬起来，电视上正在反复播送世贸大厦受到袭击的镜头。

“九一一”重新召唤出来了殖民主义这样一个历史的幽灵，这样一个从历史书写中褪色了的幽灵。殖民主义在现代历史的过程中一直在场；可是，在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中和对于现代历史的理解中，殖民主义却又是经常缺席的。实际上，如果离开殖民主义，一部现代史就会变得不可理解，甚至我们现代的“自我”也会变得不可理解。离开了殖民主义，我们怎么能够理解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怎么可能理解第三世界个人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都是一种建构，都带有“殖民”的痕迹。

王中忱在《殖民空间中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论文中重新探讨了日本现代主义的发生，以及它与殖民主义的关系：“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为什么首先在远离本土的大连发生”？[1]他指出，诸如超现实主义那样一种超乎寻常的、放肆的想象力并不是孤立地、自律地存在于文学之中的；而相反，正是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殖民“越界”之后所带来的。日本现代主义作家的想象力与殖民的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中国大连生活了十五个年头的安西冬卫，“殖民地的主导意识，其实主导了安西‘放肆的想象和杂乱的意象’的秩序。”他指出，“现代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后设”的概念。通过对现代主义文学起源的重新探讨，他的研究颠覆了原先有关现代主义的文学史叙述，说明它与殖民主义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并且指出对于殖民主义历史的回避，“这与其说是无意的疏漏，毋宁说是有意识的搁置。”[2]在《殖民主义冲动与二叶亭四迷之旅》中，通过对埋骨新加坡受到中国文人误解的日本小说家二叶亭四迷的诠释，他提示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了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以及现代化与殖民主义的密切关系：日本和俄罗斯从19世纪开始都按照西方重新来塑造自己，“这两个国家，不仅通过自身的转变，建立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能力，同时，也按照欧美模式，把扩张领土、攫取殖民地作为近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日程。”[3]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所谓“现代”都无法离开殖民主义的问题。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是和殖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殖民化的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随着英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建立了超过其本土自身一百五十多倍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在当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是先有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后，然后到全世界来推广现代化的；相反，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必须以摧毁印度民族工业的基础、把印度纳入英国的国内市场为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工业化等指标来定义和评价现代化，如最近有关机构的中国学者所作的那样。他们搞了一个所谓“现代化进程表”，可是实际上所谓“现代化”没有一个绝对的和固定的标准。“现代”是动态的，难道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和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比今天的中国和印度还要更为“现代”和“现代化”吗？“现代”不是一个可以从具体的时空关系中抽离出来的静止的标准。“现代”首先是东西方关系的一种表述，首先意味着西方对于东方的支配地位。直到19世纪英国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国民产出远远高于欧洲，英国人用来和中国交换的物品唯有在印度种植的鸦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这些到达中国海岸的海盗和鸦片贩子较之几个世纪之前在中国沿海出没的倭寇没有什么区别，而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在澳门已经建立了据点。难道当时的中国人应该把这些带来了梅毒、毒品的海盗和鸦片贩子称为文明的使者吗？

即使从最简单、最普通的日本为什么不可能像德国一样检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亚洲国家侵略的历史尤其是对于朝鲜长期殖民的罪恶这样的问题，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日本的民族性，而必须放置到更深远广阔的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体系中来加以讨论。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二战结束以后迅速重新武装日本，没有像对于德国纳粹的审判那样彻底肃清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美国将日本侵略最大的受害者中国排除在战后谈判和旧金山条约之外，实际上构成了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局面。从根本上来说，作为美国和日本在“远东”和亚洲冲突和决战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基本上替代了战前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结构和势力范围中所充当的角色。这也是后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中国的内战和台湾问题的根本实质。事实上，战后，美国把韩国和日本变成了被占领国。由于殖民主义的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否定过，所以对于殖民主义的根本批判从来就没有真正被提起过，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离开殖民地的历史，怎么可能谈论他们的“现代历史”？离开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怎么可能谈论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东西？

在“五四”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中，胡适强调中国的灾难与帝国主义毫无关系。费正清等有关中国的研究中也一再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和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其内部：“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一误再误，首要的原因不在于外来挑战本身力量的强大，而在于中国作出的反应太软弱”。他们指出，“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以来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4]如果从中国和西方是两种不同的、不可简单地进行比较的文明和价值体系而言，并且由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难以轻易地接受西方文明，以致于中国在现代一败再败而不承认失败。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能直接得出“优胜劣败”和“文明战胜野蛮”的结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野蛮战胜文明的先例。但是不论是胡适，还是费正清等人，都是将中国置于现代化的坐标上来加以审判的。我不排除甚至完全认同中国之所以无法战胜西方是由于中国内部的原因而不是外部的原因这样的解释。但是，如果将中国的问题作为现代问题来看，那么，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灾难和落后主要是或者首先是由西方所带来的，比如我们可以想象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巨大打击。又比如，国民党教育部长蒋梦麟在《新潮》里描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抓壮丁”的情形，“抓壮丁”这种需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不能不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蒋梦麟发现从广东动身的700壮丁到达贵阳后只剩下17人，其余都在死于运转的途中。蒋梦麟说，这并不是特殊的例子，这样的比例“只会多不会少”。这些将要被送往抗日前线的壮丁们被绳子拴着，毫无行动自由，更无逃跑的可能。“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从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没有大便，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5]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战争严重地破坏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日常生活。这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所产生、直到30年代才真正深入到中国内地的“现代性”给中国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压迫性、强制性和残酷性。

从蒋梦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严酷的、生死存亡的对日民族战争中，中国的政府、精英和民众也没有形成“民族主义”的共识。国民党政府由于无法用民族意识把人民统一起来，因此只能用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然而，大话自由主义者却称民族主义是现代中国的一大“病灶”。然而，精英们的这种梦话能够大量印刷，成为人们的“历史常识”。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因此，明显地精英们不是用脑袋在思考，而是用屁股在思考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先后两次受到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一届政府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届政府称“攘外必先安内”。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把阶级的利益放在民族的利益之上。日本如西乡盛隆所说的那样，“将图谋内乱的心思转移到对外而振兴国家的远见”。日本的政界、思想界和知识界形成了普遍的民族主义共识。日本的现代化离不开民族主义（或称国家主义，或称国民主义）的社会动员，离不开对于朝鲜和中国殖民侵略的历史。堀田善卫在《日本的知识》中说：“为了成为亚洲民族主义的先驱或盟友，在19、20世纪的弱肉强食的时代里，除了成为西欧帝国主义者的追随者，保持本国的独立以外，还有什么路可走吗？”[6]而中国，长期没有形成“民族意识”，因此在民族矛盾的压力之下不可避免地激化阶级矛盾。我们如果看一看了国民党的教育部长蒋梦麟笔下被动地卷入民族战争的中国民众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军队是什么样子，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国家没有真正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这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利益漠不相关甚至根本对立的国家，要抵抗日本这样一个以民族主义高度动员的现代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抗战其失败是注定了的。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是由于严重的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使得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方案失败，或者说，从根本上就缺乏这样一个现代性方案。

正如黄仁宇、邹谠等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只有共产党才最终实现了民族的现代动员，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才真正完成了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所提出的“新中国建设”的任务。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以及号称“联合国军”的军事集团的进攻，从而真正确立了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颠覆了有关西方东方、现代传统、进步落后、殖民被殖民的历史和论述。

让我们仔细回味一下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富有象征意义的话语：帝国主义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为了抵消中国革命的冲击，不仅建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反共组织军事同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资源配置。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围绕中国的亚洲的“经济奇迹”怎么可能发生？同时，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中国革命”不是发生在亚洲大陆，而是发生在非洲大陆，那么，“经济奇迹”和“经济起飞”就可能会发生在非洲而不是亚洲，“被遗忘的大陆”就可能会是亚洲而不是非洲。按照大话自由主义者的说法，像中国这样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为了达到自由、民主，为了求得人权，必须先当三百年殖民地。从地图上看以直线分割的非洲大陆，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完全是按照殖民者的意志，而不是按照自然、历史而形成的国家边界，这个最落后、最野蛮的大陆恰恰最不缺少的就是殖民地的经验。

80年代初，钱理群等人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有关“文学现代化”的论述。王瑶追问道：“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7]曾经随着“第三世界”这一新的概念和话语的出现，形成了新的政治空间和历史想象力。伴随着“第三世界”政治的崩解和塌陷，今天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倒退到了巴黎公社之后、一战之前的反动时期。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最为绝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像死亡一样平静的时代；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太平盛世、黄金时代，同时也可能是蕴含着总体危机的不确定的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由于没有得到德国等先进国家工人阶级革命的响应和支援，而不得不“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致命地镶嵌到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一个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严密包围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本身就带有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而“现实社会主义”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有力规范不得不转变为修正主义以适应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社会主义实践不得不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在这些后发展的国家没有建成革命叙事和想象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天堂，但是却有力地实践了民族资产阶级所无法胜任的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大话自由主义者是这样一种知识精英，他们与其说是教条主义的英美自由主义者，不如说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无厘头演员，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概念就像拥有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一样。他们不是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实践放到历史的脉络里来加以理解，不是放到人民现实的、艰巨的斗争过程中来加以理解，相反从一种买办的地位在根本上遮蔽了历史的视野和社会的理解，因此必然地缺乏历史和整体的眼光。当前学术常常有所谓“国际的”与“本土的”的分歧。实际上无所谓国际的或者本土的问题。不仅今天而且自现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而是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的问题。与此同时，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仅仅是国内的而同时是国际的。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和视野，我们的经验和方法。问题是如何找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理解的脉络和历史理解的方法。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规定了民族是最基本的利益单元，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指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样是权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民族国家并不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民族国家无非是民族权力的世俗组织。……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要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端视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后发国家和被压迫阶级为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困难。正如韦伯所说的那样，“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8]韩国汉城大学教授白乐晴指出：“韩国的‘现代文学’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我们的现代文学是在意识到外来势力的侵入并不是给部分地区或部分阶层，而是给全体民族带来侵略之威胁的时候萌生起来的。”[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10]也因此，在这样终结了殖民主义和基本上完成了民族主义的现代性任务这样的意义上，孔庆东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最伟大的白话文。这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洞察。白乐晴在对“民族文学”的持续的思考提出了令人警省的在第一世界之外的当代的“知识的买办化”的问题。在今天，甚至“专业性”实质上会成为“买办性”的代名词。[11]

与此同时，与那些贬斥民族主义，竞相以全球化而夸耀的大话自由主义者所想象的相反，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白乐睛指出：“正如真正的民族文学更是先进的世界文学那样，殖民地形势下的民族主义，同样由于它所面对的斗争对象的国际性特点，只能具有国际主义的特点。”[12]正如孙中山1924年在《大亚洲主义》中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亚洲被压迫民族团结的吁求那样。孙中山看到了俄国革命较之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性。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实际上就是在俄国革命之后“接着讲”：“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民族便很在势力。”[13]章太炎同样批评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文明“文明愈进者，其蹂践人道亦愈甚。”章太炎梦想着中国和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联合：“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使蹂躏他国，相互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14]白乐晴指出，韩国等殖民地的民族文学较之西方的资产阶级市民文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性：“彻底批判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民族文学一个基本的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先进国的文学无论如何也是达不到的境地。”比如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书写了资产阶级创业的神话，塑造了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勤奋精神和坚韧斗志的形象，另一方面公然表现了种族主义和殖民意识。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加缪的《局外人》的主人公没有明确动机的杀人，为作者表达存在主义思想提供了机会。白乐晴指出，一个法国人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无故”杀害了阿拉伯人，从阿拉伯人的立场来看会是完全不同的解读，这是法国殖民统治以来所犯下的无数罪行之一，它尽管没有什么正常的‘理由’，但是也并非特别的冤枉。实际上，白乐晴的解读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从来都是被高妙的存在主义所遮蔽了的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阿拉伯人被“无故”地杀害了？用存在主义来解读，表现了明显的迟钝。[15]联接起断裂了的殖民主义历史记忆之链，重新恢复我们必要的视野，以主体的姿态、批判性地重新解读西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以及东西方现代的历史，也是应该的。

注释：

[1]王中忱《越界与想象》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王中忱《越界与想象》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王中忱《越界与想象》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4]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634-6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5]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26-3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

[6]引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7]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8]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92-93页，三联书店，1997年。

[9]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212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10]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49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11]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59、345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12]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2224-225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13]章太炎《记印度婆耆王纪念会事》，《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上海书店，1992年。

[14]章太炎《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太炎文录》别录卷二，上海书店，1992年。

[15]白乐晴《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220-222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