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越南式政治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8 次 更新时间:2012-12-13 22: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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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 (进入专栏)  

  

  近年来,越南的政治变革屡屡创出新意,引人注目。1980年代,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追随中国,也开始积极寻求变革,社会经济发生巨大转型,堪称原社会主义阵营渐进改革的又一成功样本。但两国道路的差异也可谓巨大。尤其在政治发展方面,越南看上去大大超前。

  如何理解这一超越式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传统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思路,从社会结构的变迁入手,观察新兴社会集团,比如中产阶级、工商企业主阶层如何寻求政治参与,导致权力结构相应变化,也即“从利益结构向权力结构运动”。而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的思路,从上层权力结构本身出发,来观察政治变化。

  我们认为,越南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足以构成政治变革的压力。自1986年仿效中国革新开放以来,越南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融入全球经济,常年保持着6%以上的增长率。一度甚至被列入新兴工业国家的第二梯队。但是迄今为止,越南的城市化率只有30%,工业化水平仍属初级阶段。新兴城市中产人群的数量有限,其组织化水平和舆论动员程度,也都尚未充分发育。在这种条件下,很难相信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导致这一政治变革展开的主要动力。

  而沿着上层权力结构这一路径,我们能够找出理解越南政治变革的关键因素。简而言之,与中国共产党相比,越南共产党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偏弱,其上层权力结构缺乏核心,集中度不够,最高权威呈现扁平化,基本上是一个平等者之间的竞争。其自然的演变,就是导致权力水平分散或者纵向分散。而这两种维度的权力分散,在今天的越南同步出现了。主要展开形式,就是党内高层民主以及大众民主的逐次扩大。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越南现在的情况为此做了反面的注脚。所谓“核心”,即地位略高于其他权力者的最高决策者。“政治核心”的存在有利于权力体制的稳定,这恐怕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真谛吧。但是,越南党目前没有这样的核心。因此,我们认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动因是党内高层权力扩张与分散化的趋向,党内民主反映了高层权力者扩张权力,抑制他人的需求,是民主集中制瓦解的表现。

  近年来越南国内知识分子的活跃,就与权力结构中的这种形态有关。由于权力趋于分散,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竞争激烈,客观上为政治辩论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打开了空间。在这一公开、半公开的思想、学说竞争中,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人说,越南的政策咨询时代已经到来今天,越共的主要政治领导人都拥有各自的智囊团。

  不难设想,外部的影响也会通过这个管道渗透进来。柏拉图就注意到民主引发的“外援”现象。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指出了民主政体内部因政治竞争会引发引入外部资源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风险之一。

  

  “弱王”现象的三个由来

  

  我们初步的研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越南未能实现较为集中的上层权力结构。

  其一,历史原因。越南共产党自创建时期起,就只是国内诸种政治力量之一,是越南进步事业同盟的领导者,但绝非垄断者。这一进步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但始终未步入社会革命的阶段(用中国革命的术语,相当于民族矛盾一直压倒阶级矛盾)。如在反殖民主义时期,先是反法,再是反日,接着又是反法。进入南北对峙阶段,则是漫长的抗美和南方游击战争,以及最后阶段的南方解放战争。在这一长时间的革命战争阶段,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是越南共产党战略的基本原则。祖国阵线,就是这一统一战线策略的体现(成立于1955年,南北统一后又并入了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北方的越南民族、民主及和平力量联盟/越盟)。统一之后,越南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不彻底。反映在社会层面,它没有根本触动南方的天主教势力、庄园主经济基础以及相当数量的华人商业经济。越南共产党允许这些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并非其政治雅量和气度的表现,而更多是受限于实际的社会支配和渗透力。相比之下,中共早期在根据地时期,即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地方政权,具有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完整性,拥有完备的政权形态,并且从小到大,最后覆盖了全国。而越共的独立性、完整性远逊于中共,也缺乏中共那样的强大的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党的内部团结统一性较弱,易受外部影响和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派系的影响。这是越南政治体系以及越共内部集中程度较弱的历史原因。

  其二,地理原因。越南的历史、越南的政治与其地理环境有重要关联。“一条扁担挑着两个箩筐”,是对越南地理的形象比喻。两个“箩筐”,一个是红河平原,一个是湄公河即九龙江平原,是越南主要的经济区,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于这两地。此外,狭长的中部“扁担”也有一定地位。这一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经济活动半径,包括物流半径和管理半径的范围。南北两大平原、两个经济中心形成的物流和管理半径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若加上中部则是一分为三。这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经济结构,使越南在社会资源、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上,长期分为南、北、中三大块。近期又日益出现南北分块的趋势。我们的直觉是,越南共产党里面一定有个“南北党”,两个背景、两个系统。这是地理因素带来的必然影响。

  此外,越南党内也很难形成“山头”与“五湖四海”的平衡。尤其是在没有强大领导集体和杰出领袖的情况下,越共的“五湖四海”很难搞成。长期以来,越共权力阶层基本上是搞三地均衡,北方历来出党的总书记,南方出总理,中部出国家主席或国会主席。近年来,随着南方经济地位上升,南方干部的数量、地位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总理、国家主席都是南方人。现在的总书记也不是核心,不是最高权力者,而是一个“可接受”的人。总理也不是第一把手。实际上,越共以及越南恐怕根本就没有“一把手”。

  其三,时代原因。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全然不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领导人权力地位产生的“合法性”的新变化也成为导致权力分散化的重要原因。关于党内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的“合法性”问题,越南学者的概括是“不比功劳比智慧”。照这个说法,过去的领导之所以是领导,那是因为有“功劳”。所谓功劳就是开创革命和建设的成功道路。就是说,这些领导人是一条道路的探索者,一种体制的创立者,是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反复筛选、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的领袖地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后来者就不同了。创立者与执行者,一个是“在路口”,一个是“在路上”;一个是从无到有,一个是继承发展。

  毫无疑问,现在的越南已经进入“在路上”的阶段。新一代领导人的成长环境、经历都差不多。“功劳”比不出,就要比“智慧”。这样一来,就与以前领导核心的产生办法有了本质区别。“功劳”是历史的、客观的,是既成的事实,按“功劳”排定“座次”,权力结构就稳定下来了。而比“智慧”,那就是一事一议,权力地位是随机的、不固定的。大家意见不统一,就没法做出决定,决定了也不服气。权力结构自然不会稳定。而比智慧的背后,其实就是辩论,包括“反辩”。谁辩论赢了就是谁,谁说服了别人,谁就是真理。

  

  祖国阵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能说明越南政治生活特色的,莫过于祖国阵线。

  这一机构在越南的政治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政治功能,类似中国政治中的政协,但其地位和角色则自有其特色。(在此前的表述中,越南官方明确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改为“政治体系”。这堪称一个标志性的举措,说明在意识形态上,越南党已经不再坚持原有的专政学说,接近于承认国家只是社会不同团体利益竞争的中立平台。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学说的根本变革,也给未来的各派政治力量的多元竞争留下了空间。)

  祖国阵线的组成,包括正式的政党,也包括社会团体、NGO,以及一些外围的党群组织。其功能,除了政协意义上的“界别”代表性,还包括国会代表选举提名推举、组织选举以及组织公共政策辩论、监督政府等等。

  越南共产党是祖国阵线的领导力量,也是其成员之一。在越南学者的一般理解中,这一领导是不出面的、“站在背后的那个人”。通常,越南共产党以祖国阵线来出面,由它协调各种政治力量,目的是最终统一到越南共产党的口径上来。

  祖国阵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参与路径。尽管一些重要的商会并未进入祖国阵线,但就其广泛性而言,是超越了体制内,而延伸到“体制外”。它具有准政权的性质,拥有一些实权。它并不完全是越南共产党的社会触角,以“国家统合主义”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组织。在其运行中,大量存在着谈判、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弹性的机构。

  

  “无为而治”的现代化

  

  与中国相比,越南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国家。这表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这一无为而治的好处是:社会有活力,政府和人民群众目前矛盾比较少——你不管它,自然矛盾少。

  政府汲取能力最能反映这一低限度的政府管理。越南财政收入占比非常低,完全没有达到初步工业化国家的同等水平。汲取能力差的附带结果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不足。对此,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二桥时代、50公里时速”。此次越南调研特意安排了贯穿越南的地面旅行。我们从河内出发,沿越南最主要的南北通道1号公路一直走到胡志明市,行程近2000公里。一路走下来,对越南的基础设施及社会发展水平有了一个直观的、综合的印象。所谓“二桥时代”,在河网地带的城市及公路都要修建桥梁,桥梁的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发展水平,发达程度。比如:我国上海黄浦江上30年来已建了10余座大桥,韩国首尔汉江之上桥梁多达20余座。而越南的城市、道路上目前大多建好第二座桥,当然首都河内和南方胡志明市要好一些。越南的国道基本上相当于我国的二级公路,路况一般还好,但综合下来平均车速只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再快就比较困难了。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越南的整体现代化水平。

  从战后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后发国家都要有个“战略性发展”,就是要政府组织。这一“战略性发展”有四个方面: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初始资本和社会管理等。尤其对于一个现代化起飞阶段的国家而言,没有适度的集中,没有农业剩余的提取,工业化的初始资金很难聚集,后续的发展势头就很难保持。没有理由相信越南能自外于这一规律。源于近代历史和独特的南北地理构造,社会主义并未给越南带来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就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而言,其权力整合程度似乎是不足的。实践和时间将检验一切,我们仍将继续观察越南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杂志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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