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巴勒斯坦人身上绑着炸药冲向以色列人群，他需要有视死如归的勇气，因为他要以自己的死换得更多以色列人的死。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以理智地分析这种自杀性爆炸事件，假设我对他这样的询问：你为什么要以死杀人呢？他会回答：因为仇恨，接着问：你是仇恨你杀死的这些人吗？他可能依然会回答：是的。但我认为，对仇恨作具体的分析，一个人对于杀父者的仇恨肯定发自内心，但此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则与报杀父之仇的人的仇恨不同，他并不认识他要杀死的以色列人，如在另一种假设的历史环境中他可能还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很可爱。他的仇恨是以这样的逻辑演绎成复仇行动的：以色列人占领了我的家园——我仇恨以色列人——那孩子是以色列人——所以我仇恨这孩子——所以我的复仇就是杀死包括这孩子在内的一群以色列人。这样，抽象的“以色列人”就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孩子、青年、老人。也就是说他把发自内心的对“以色列人”的“民族仇恨”转化成为对任何一个个具体的以色列人的仇恨。这种转化的逻辑甚至可以使这样的事件也可能发生——某个巴勒斯坦人把一个以色列妇女刚刚生下的儿童掐死，在这巴勒斯坦人的眼里此婴儿也“代表”了以色列人。可这婴儿没有“自觉”到她是巴勒斯坦人的仇人，作为一个单一的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者，她还没有来得及和世界的任何人（民族、国家）发生具体的关系，她是纯粹纯洁的，但是她作为人——具体的以色列妇女所生的孩子，在那巴勒斯坦人的眼里就要承接“历史的罪责”。但是，那婴儿以被掐死的方式承接“历史罪责”无论如何是太残酷了，是不应该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为什么？回答很简单——因为违反了人道主义。但是，巴勒斯坦人说，以色列人占领我们家园的时候考虑人道主义了吗？他们不人道主义的军事占领之后为什么又要求我们遵守人道主义？此时以色列人翻开《圣经》的《旧约》说，谁说这里是你们的土地，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先早在亚伯拉罕时代不是就居住在这里吗？我们只是“恢复”了本该属于以色列人的国土。巴勒斯坦人还可以争辩，亚伯拉罕也是抢来的领土——这样的争论恐怕要追溯到远古蛮荒，双方将永远无法“证明”谁或什么意义上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当然历史——作为当代人理解并特别深刻地关之于心的历史总是偏向最新的（从时间上说离自己最近的）历史，因为人类对其记忆力最丰富和具体。

任何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大到哺乳类动物如鲸小到微生物细菌都有自己的历史——进化的历史，但是它们没有“自觉”到自己的历史。人类是唯一一种自觉到自己历史的物种，或者说人之为人在于自觉到了自己的历史，人类形成（人类之为人类）的时间一定是他自觉到自己的历史那段时间开始的。当然现代人类的历史概念一般是指自己的记忆力（文字记录）所及的文明史，史前史的追溯——通过考古挖掘原则上是能够揭示人类的早期生活的，但那时的人类的感情的丰富程度以及他们的“历史感”则是越古久越迷离。我想在进化史中当形成中的人类认真地对待死亡的祖先的遗体的时候，历史感就存在了，因为“回忆”恰是历史发源的源头，回忆——依赖于深刻感情的记忆-回忆情结是人类从一般动物类的境域中脱离开来的第一步，这是一种伟大的觉悟——历史觉悟或觉悟历史的开端。对死者（祖先）的记忆-回忆情结也使人类思考死亡，当生命是被“天”夺取——死发生时，记忆-回忆者面对死者，他对天的抱怨的可能性很小，意识到天的不可违逆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假如祖先的死是因为别人的暴力——像动物界频繁发生的，那么复仇——杀死那个杀死祖先的人就和记忆-回忆情结一道发生，就是说觉悟仇恨和觉悟历史一并缘起。

对于“死物”的运动——没有生命的存在者的循环的或重复的事件仅仅表现为时间性而没有历史性——这仅仅就其一面观察，比如月亮围绕地球的运动被人类认为是机械的运动，是表现为时间性而没有历史性的运动，但就另一面，如月亮上的物质的运动，人类也以自己的世界观说月亮在“变老”——一种人类赋予的历史性。当然任何存在者无论是生命的或非生命的存在者他们的存在都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性首先在于时间性。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哲学世界中最基本的两个概念就是存在与时间。何以知道生物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的，原于我们人类以自己的主观观察结果，例如我们杀死一只羔羊，没有受到羊类的报复和抵抗，它们并不“记恨”我们，它们也不记恨我们的祖先对它们祖先的屠杀，他们没有记忆-回忆情结，所以结论是它们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历史。当然传说还是有的，例如印度的某只猴子因为有汽车撞死了他的母亲，于是他隐伏于那条母亲惨死的道路二十年终于等到宿命的司机来临，最终猴子咬断了司机的脖子——但一般来说传说不能纳入人类的证伪性科学体系，人类认为即使较高级的哺乳类动物也没有自觉到自己的历史——动物没有历史。如果把生物的记忆力比作光芒，较高级的动物也是很微弱的毫光，根本无法照亮像暗夜的天空那样广袤的历史。那种存在于基因中的记忆，例如某些动物似乎是先天的惧怕毒蛇，人类对此的解释是“本能”，在我们对“本能”的形成只能作一些想当然的解释时，人类认为本能不是动物的自觉的“历史记忆”而仅仅是它们遗传基因作用于它们大脑的条件反射，它们（动植物和微生物），只有我们人类科学观察的关于它们的进化史，但不属于“它们自己的”历史。

当人类自己自觉的历史开始，复仇的记忆便在历史中通过现实的人类大脑产生和延续。复仇是对朦胧中的某个概念——这概念变的清晰时已经是人类文明较高发展的时期——的渴望，这个概念经过无数次的血腥杀戮而在白骨的闪光中明亮起来，这个概念就是——正义。我推想法律要比正义的概念晚出的多，因为没有正义的概念就无从法律的建立，法律必须是建立在成熟的正义观念的基础上的。让我们设想那个没有法律或弱法律而只有“正义”观念——不管这观念还多么不成熟的历史时期，假如有这样一桩事件：甲（某人）杀了乙，乙的儿子杀死甲是合乎“正义”的；同样甲的儿子再杀死乙的儿子也符合正义。假如“儿子”的诞生像细菌繁殖自身那么容易，并且欲杀人的人总能如愿，这样可以无限地交织着杀下去。但是，繁殖儿子不仅不一定必然成功，而且儿子长大需要时间，而且杀人者不一定能成功，也就是说他符合“正义”的复仇行为可能失败而被杀，从此循环复仇的环节就断了。其次，复仇者为了避免被复仇可以把对方的没有成年的儿子先杀死。也就是说，最终互相仇杀的双方只表现在力量和杀人的智慧的对比，“正义”只是名义，不具有具体的力量。但是，正义的概念也逐渐地丰富起来，杀死未成年人已经不再是“正义”的，他违背了杀人复仇的游戏规则，尽管规则是逐渐明朗的，而且开始明朗的时候可能对违规者只表现在舆论的谴责，不能变成具体的力量。于是社会在舆论的催促中呼唤那具体的力量——这个力量最终是形成法律和执行法律的社会机构。

在今天人类社会法律已经比较健全的地区，“正义”已经有了更加具体而完善的力量，警察、法庭、监狱尽管也往往在某些非常时期被非正义的力量左右，但总体看它具有普遍的裁决和执行“正义”的功能。

但是，目前的世界中的国家与国家或民族与民族之间还是处在没有法律而只有“正义”观念的时期。比如，目前没有一个解决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政府）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判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强大的美国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施加影响，其优势仅仅限于他的强大而不是“世界政府”意义上的权威。联合国只能作“调节人”而不能作为超国家-民族的“世界宪法”的强有力执行者，联合国也不是“世界政府”。当巴以互相使用暴力并互相指责对方是恐怖主义并使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不断升级的时候，不可能有超越的外部力量来裁决。如此巴以双方似乎要永远地冤冤相报，看不出这种仇杀和报复的反复循环如何作为才能停止。我们也不能妄想——让所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失去仇恨的记忆而开始新生活，让人失去记忆必须冒人类（当然是人类的中东部分）退化为没有历史性的生物的危险。

人类如何使自己即不退化为低等的没有自觉历史的生物而又能不致因历史和现实的仇恨转化成非人道主义的恐怖主义行动？——是一个必须思考解决的十分严峻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拯救只能来自于自身，这个套话很适合巴以双方这矛盾的统一体，问题是他们自身有没有非暴力的拯救。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英国人放弃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照搬甘地的方法——用非暴力不合作赶走以色列人其实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以色列人不像英国人有自己从遥远的殖民地而退避回来的英伦三岛。除了现在以色列人占领的这块领土，以色列犹太人没有自己可退的地方。但是制造恐怖事件就能把以色列人赶走让犹太人继续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吗？相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实在是太弱小了，他的其他阿拉伯兄弟又不愿或不能帮忙。恐怖主义的滋生最钟情于弱小但充满仇恨的心灵，但恐怖主义除了它本身因制造罪恶所产生的世人对恐怖主义和罪恶的憎恶和悲愤不会有任何积极的意义。我们是否应该劝说巴勒斯坦人做绝对忍让主义的圣徒？巴勒斯坦人中或许本来就有这样的圣徒，但是要求一个民族的所有人成为圣徒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

当我考虑这令人左右为难的问题，我想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智者辜鸿铭先生，并产生一个想法，如果辜鸿铭先生在世，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智慧以及对世界各种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洞察力，面对目前的中东局势，辜鸿铭先生该有何高见呢？

人是作为自觉历史的历史性存在者。人，当然是指历史上的所有的他们的现在时态的人——人类，但能做这样的理解吗？——中国人把英国人的历史当作“人类”的历史所以也是“自己的”历史，或者反过来英国人以中国人的历史作“人类”的历史因而也是自己的历史。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荒唐的问题，让我们假设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人接待了某个遥远星系的“外星人”，他完全可以拿起一本牛顿的书籍说——这是我们地球人的智慧，“我们”即把地球人做统一体观了。即使不面对外星人，当人类自豪地拿着爱因斯坦的书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他考虑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而自己可能是非犹太人了吗？任何一个具体的单一的人都可以把人类所有的历史当作他自己的，当然“所有”的含义是他所知识的历史范围。所以我可以建议以色列的犹太人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把“人类”的历史当作自己的历史，看在对自我历史性的沉思中能否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例如，中华文明的智慧——中国人自觉的历史传统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沉思的“自己的”历史呢。中国人有什么智慧呢？比如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尽管有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还有阿拉伯人作中介对古希腊科学传统的传承）对其做了推动，但不是直接的推动，现代自然科学主要的贡献者是欧洲文明。面目平板的中国人在上个世纪还有很晦暗的传统——例如女子裹脚，而他引以为骄傲的道德哲学在大哲学家黑格尔看来是“太简单”了，黑格尔说孔子的名声实在难副他本人的智慧。对于人类自觉的历史的地理分布来说中国的历史尽管依然是中国的现实性的“活”的历史，但他和埃及、巴比伦、印度一样属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非现实的过去时态的历史，是迟早被“遗忘”的历史。在对黑格尔先生不辞劳苦地所编造的哲学体系表示敬重的同时，我对于他对中国文明的偏见也不得不要投上一瞥微微的藐视。

当名曰“胖子”和“小男孩儿”的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爱因斯坦博士感到试图通过单一的科学的探索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因此对耶酥、孔子、释迦牟尼表达了由衷的尊敬。

与黑格尔先生躺在陈旧发黄纸页中的哲学不同，孔子的哲学存在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读懂了两千年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就读懂了孔子的哲学。

中国人自觉其历史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是他们永远地把历史理解为他们所存在的世界的现时性。现时性，甚至不是表现在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把匈奴人挡在长城外，而是自知之明的历史感，例如，明白自己不能超越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的野蛮不是自己的耻辱，他的历史感是要把更广阔的地域投上自己历史性的深沉目光，使自己的心胸在对被奴役的忍耐中变的宽博而把自尊的心灵化作质朴的静观在夕阳的余辉中把脚下的泥土涵咏成历史性的诗性文字。苏武牧羊的足迹中看不出哪怕一个复仇的念头，有的是对家乡的思念和不可更改的返回故国的信心。信心，不是骄横的粗野的狂妄而是面对辽阔的大地时所生的悲愁，对自我心灵的面对使其将心比心，更加善待生命，理解生命的来之不易。那种中国人悲哀的目光才是他们历史的河流涌出的真正征服者的征服一切的力量，这力量能熔化野蛮征服者手持的利刃。中国人自觉的历史性粉碎了一切征服者的征服使其变成不自量力的狂妄，他甚至不是鄙视这种表面的、虚假的征服，而是把卑微的征服者的历史变成为一个历史源头的微不足道的支流，使它们不得不纳入中国人记忆的历史，中国人借此拓展了中国人的广阔空间的历史性。只要人类中具体的每一个人必须经过童年长大他就必然感到弱小和无助，而中国人的历史性的历史文本从来就是对弱小和无助者心灵的安慰——不是使他安于狭隘的忍耐而是使他雄强，一种有关天地人神的伟大的话语的整体性意境。面对这样的文本，一旦面对者的心灵有所领悟就必然皈依，当初多尔衮的部下们屠杀扬州百姓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后代提着鸟笼在北京的街头悠闲地溜达了吗，他们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满族文字，这似乎是一个早已经安排好的难逃的宿命，在不知不觉中满族征服者的子孙回归了中国人的历史性。即使匈奴人的白骨没有在地下变成虚无，但要追踪那白骨的主人的曾经的行踪就必须打开司马迁的著作——这就是柔弱胜刚强的本意，柔弱的真实的意义不是自甘柔弱而是对刚强的超越，百万大军的胜利不过拥有了一块地域的统治权，真正的统治则不能永远依靠百万大军，司马迁的一支笔超越了百万大军的历史霸权而形成真正的历史的历史性权威，当然这种权威建筑在中国人心灵历史的现时性的辽阔沃野。

中国人从来不标榜自己是最优秀的，旁观地看任何文明成果都是通过“努力”来的，中国人努力的原动力当然来自于他们历史现时性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又似乎是对人为的“努力”的反动——一种悠闲的从容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缘起即不是激越的宗教情感也不是冰冷的无动于衷，而是辜鸿铭先生所说的“温良”的品格。这种品格不会发生《旧约》中描述的耶和华的诸多奇迹以及《新约》中耶酥死而复活的奇迹，但能产生历史的最伟大的奇迹——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国文明一脉相承，不曾间断。这是中国文明的奇迹，中国人看似“无为”的奇迹。鲜血和白骨当然在历史中是不可避免的，说他们对任何外部入侵都是“无为”而治之显然是误解，但复仇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中是最长久的缺席者，而超越历史的具体，形而上地看又的确好像是“无为而治”的。在一个更大的视野看，应该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奇迹。中国人作为较早地自觉历史的存在者的奇迹还表现在一种更质朴的现时性——在形而上沉思后忘记一切教条而具体地关照一切存在者，对其不进行高贵或卑微的划分，因为中国人即使看待自己也是如此——不是高贵的也不是卑微的而是“平常”的。我们现在看这种历史自我的“平常”观就是其——质朴的天性。我并不谦虚地假设，如果我是辜鸿铭先生，我会沿着辜先生的一以贯之的思路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人讲下面的人和事以示教诲。

首先，什么是“具体地关照一切存在者”呢？或许犹太人和以阿拉伯人都不太清楚日本人在上世纪对中国人民的野蛮屠杀的细节。我讲两个细节，一个是歌中记述的：一个中国男孩儿被迫给日本的一支部队带路，男孩把日本人带进了中国军队的伏击圈，当中国军队的枪声响起的时候，日本军人把男孩的头颅摔碎在石头上；第二个细节是日本占领南京后日本军人的杀人比赛，这个比赛就是两个日本军人手持军刀在“预备——开始”的口令后看看在规定的时间内谁把绑着的中国人砍下的头颅最多，比赛留下了照片。我想我不必再讲更多的细节，按照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报复逻辑，中国人如何对待日本人呢？——二战后我认为不会有任何一个日本人敢到中国旅游。

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日本战败投降后许多日本妇孺被仓促逃跑的日军丢弃了，在我的家乡，人们“逮住”了一个“日本娘儿们”（我家乡河北大城把已婚的成年妇女称作“娘儿们”——毫无贬义），如果任复仇的情绪发泄该如何对待这“日本娘儿们”呢？日本的侵华日军以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日本人的逻辑或许推想——中国人会把我们的女人强奸并杀死。想想日本人把孩子摔死在石头上，把没有反抗力的中国人作杀人比赛的游戏的材料，中国人把日本女人残酷的处理也或许并不是不合情理的。可是，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文明的”欧洲人如果访问中国的农村，他们为中国农民的不太讲卫生的生活习惯会感到惊讶，只有当他们在中国人中生活的足够久才会体会到那使他们心灵得到滋润的原因——中国人的“温良”。这种温良不是日本人排练似的礼仪，而是发自内心的关怀。“日本人”是一个略微抽象的词，中国人面对的始终是具体存在者。当我家乡的村民发现了日本女人，他们没有按照这样的逻辑：日本人摔死了我们的孩子（还有日本人罄竹难书的罪恶）——此日本娘儿们是日本人——所以我们该强奸并杀死这日本娘儿们。我家乡的妇女们看到的不是抽象的“日本人”——那个集合体，而是具体的当下的人——一个孤立无援的需要帮助的人，当一些人鼓动暴力行为，裹着小脚的年长的妇女们简单地说——可是，杀人的日本人并不是这日本人啊。这种逻辑被全村人默认了，质朴的话语“杀人的日本人并不是这日本人”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的逻辑啊，黑格尔的有关民族-国家的形而上学的宏篇巨制在此面前是否显的有些矫揉造作，只有伟大的爱因斯坦的宽厚或能与此相提并论。日本娘儿们活了下来，和我家乡的百姓过着同样的生活，身体和心灵没有遭受任何侮辱，她后来平安地返回了日本。人的天性是近于报复的，但是孔子的哲学经过两千年的潜移默化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孔子说——应该以正直回报怨恶（“以直报怨”）。我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生活的细节中理解这种哲学的，我再说一个经历。在上个世纪中国贫穷的七十年代初，我七、八岁的时候，抓住了一个小偷——一个同样七、八岁的同村的女孩儿，她到我家偷盐，手里拿着破瓢抓盐时被我抓住了，我把她带到我的母亲跟前，母亲摸了一下那孩子的脸说“丫啊，你们家没有盐了吗？”孩子听后哭起来，“来，我给你一些，回家去吧。”母亲拿过破瓢装了半瓢盐把孩子送走了，现在回忆，母亲当时只是忧虑地说：“哎，她家没有盐了”。母亲看到的不是“小偷”而是“偷盐”行为透露的消息——可怜的孩子家里没盐了，或者她的“哎”声中还有更深忧虑——那孩子家更残酷的发展——断粮。——这样温良的天性不是胜过那些自命高深的形而上学的宗教和哲学吗？这样宽厚的人性难道还能被野蛮的征服者征服吗？所以我始终对国人只见到辜鸿铭先生的“怪”而不深入体察他的偏激议论中富藏的真知识实在是错待了中国文明史中罕有的伟大圣者。不是说中国人是完美的，他们之中也有野蛮的专制主义者和危险的罪犯，但总起来看中国人温良的品格是世界文明的精华。历史上欧洲的征服者总是在欧洲大陆被征服者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文明，“旧的”文明（语言、文字、历史）随废墟的清理而被遗忘。埃及的法老幻想自己的灵魂不朽，可他们那没有继承者的历史记忆过早地被封存在金字塔和石碑中，直到拿破仑的军队把那些刻着天书一样的文字的石块带回欧洲才有可能被破译；印度、巴比伦的土地换了多少种“文明”，古国的光荣除了传说只能靠考古学家的挖掘。中国的文字依然存在于现世使中国的历史即是远古的也是现时的，现时，即当下——存在者思其所在的时刻，汉字和他所承载的历史时刻被中国人在具体的诗意的文本中回忆其所在和之所以存在，就像甲骨文的形象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方块汉字闪现一样。如同汉字的笔画依然可以追溯到具体的自然界中的物象，中国人质朴的历史性是他们设身处地地善待一切存在者——自然的和人类的、“活”的（生物、人）或“死”的（物），无须我说的更多，这就是中国人“具体地关照一切存在者”的涵义。——这已经成为中国人自觉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

“具体地关照一切存在者”难道不可以作为人类的自觉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吗？针对平民的“民族仇恨”的暴力发泄是人类自觉的历史性中的历史局限，它的从抽象概念到具体复仇行动的逻辑是对人类自身历史性自觉的异化，我们必须看到人类对自身历史性自觉的这种异化有可能导致使人类民族间失去“正义”理念而坠入无休止的恐怖主义的危险。

在对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历史表示敬意的同时，我要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如是说：——停止仇杀吧，但不是劝你们停止“征服”，但不要崇拜暴力。征服，真正的征服是对暴力的蔑视，对具体生命的关爱，就像伟大的中国人对一切野蛮征服者所作的那样——用自己的品格和文化征服那些现时的和历史的征服者，历史最终会裁决只有真正的温厚善良的人民才能真正拥有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