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鸿飞:惊吓损害、健康损害与精神损害

——以奥地利和瑞士的司法实践为素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7 次 更新时间:2012-11-14 23: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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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鸿飞  

  

  侵权法是发展最快的民法部门,也是民法教义学最难穿越的领域。这是因为:其一,侵权损害赔偿是法定之债,立法者必须依据公正等自然法理念,将其纳入环环相扣、首尾呼应的概念—规则体系,这对立法者的理性不啻为巨大挑战;其二,侵权法涉及无法财产化、市场化的人身利益,故很难如合同法一般,依据纯粹“经济规律”自如地设定规则,它还必须纳入诸多价值,这就有可能使法教义学的演绎与推理难以进行,无法按照数学逻辑构造其内容。因此,民法教义学面临的新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将侵权法的新规则纳入传统体系。

  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从“林玉暖案”涉及的“第三人惊吓损害”出发,以奥地利与瑞士的司法实践为素材,探讨惊吓损害尤其是第三人惊吓损害的一般理论。这既关涉侵权行为的构成与赔偿范围,也关涉身份关系的侵权法定位。二是展示法教义学如何利用既有理论框架,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尤其是如何最大限度实现“价值”(如限制责任扩张与权利保护)与“教义”的兼容。

  

  一、“惊吓损害”的理论界定

  

  侵权法理论对“惊吓损害”(Schocksch?den)的界定,通常从第三人惊吓损害人手。较通行的定义是:“因目击或嗣后闻知损害事故发生的事实,受刺激而导致精神崩溃或休克等情形所遭受的损害。”[1]这种定义明显受英美法影响。其一,它仅指构成精神疾病或生理疾病的惊吓损害,如神经性休克、精神创伤等,排除了只是普通精神损害的惊吓损害。其二,它将引发惊吓的源由限于突发性的、可以目睹的严重人身侵权行为,如希尔斯堡球场惨案等突发灾难、卧轨自杀、恶性交通事故等,同样造成严重人身伤亡的医疗过错等则被排除在外。[2]“惊吓”即这类行为产生的震撼力,它使受害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反应。

  与上述界定不同,冯·巴尔认为,惊吓损害是“介于死者近亲属丧失生活乐趣、歇斯底里反应和严重情况下甚至是精神病之间的一种突然、剧烈的情绪震动。”[3]意即惊吓损害的程度弱于精神疾病,但强于普通精神损害,这又排除了构成疾病的惊吓损害,且过于强调“一时”的精神打击,忽视了长期的精神损害。笔者认为,依传统法教义学的定义方法,惊吓损害的界定无需事先附加价值判断(是否构成法律上的损害或是否可以赔偿),而应直接描述事实本身,故它应包括所有因受惊吓产生的损害。首先,惊吓来源于各类侵权行为(甚至财产侵权行为),而不限于造成严重人身伤亡的侵权行为。如在“林玉暖案”中,被告张某殴打原告林某之子曾某,致其头部受伤倒地,血流满面,林某因惊吓致病,但张某的侵权行为未必严重侵害了曾某的健康权。其次,惊吓损害基本上是精神损害,但也可能是身体健康损害如心脏病发作等,甚至还可能是财产权损害,如母亲目睹孩子遭遇严重交通事故,手中的易碎物品坠地毁损等。最后,它包括受害人本身的惊吓损害与第三人惊吓损害—这是侵权法视域中最重要的惊吓损害,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在“林玉暖案”中,法院认为,张某侵权行为的直接对象是曾某,故曾某的损害是直接损害,林某的损害为间接损害,依据是“损害事故直接引发的损害为直接损害,非直接引发而是由于其他媒介因素的介入引发的损害则为间接损害。”需要讨论的是,林某的损害是否为间接损害?

  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unmittelbarer/mittelbarer Schaden)是为了说明因果关系的一对范畴。两者的区分标准是侵权行为的“力的属性”:前者是侵权行为的力的直接作用后果(不作为侵权是没有出现干预损害进程的力);后者是第一次损害产生的力的作用后果。换言之,前者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后者与第一次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瑞士法上,前者相当于英美法中“近因”产生的损害,后者相当于“远因”,即“远距损害(Fernwirkungsch?den)”,但两者的区分是否完全取决于受害主体、行为与损害的时空距离,则存有疑问。[4]瑞士法院认为,惊吓损害若构成健康权侵害的,为直接损害。[5]奥地利法院则进一步认为,近亲属遭受的所有惊吓损害,无论是否构成健康损害,都是直接损害。[6]从逻辑上说,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几乎无法区分,因它们最终都源于侵权行为,尤其是第三人目睹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很难说不是直接损害,最多可以说,知悉侵权结果而产生的惊吓损害为间接损害。笔者认为,区分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的意义甚微,因为可以为责任成立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所替代。若一定要做区分,也宜依损害是否具有传递性为标准,即第一次损害传递的损害,可界定为间接损害。因人身损害不具有传递性,无法认定为间接损害,故间接损害只能存在于财产损害。因此,“林玉暖案”中原告所受的伤害应为直接损害。

  与此相关的另一对范畴是直接损害与反射损害(direkter und Reflexschaden)。理论上通常不精确区分反射损害与间接损害,但在瑞士法上,它们是与侵权行为违法性相关的范畴:造成直接损害的侵权行为,不仅行为违法(违反了避免侵害他人绝对权的义务),后果也违法(侵害了法律保护的绝对权);在反射损害中,行为不违法(被侵害的权益不在行为规范的保护范围内),但结果违法。瑞士通说认为,死者近亲属抚养费损失(《瑞士债法典》第45条第3款)为财产性反射损害。[7]奥地利法院也认为,它并非死者的而是近亲属的损失。[8]笔者认为,反射损害应界定为:某人死亡或严重受伤时,其近亲属必然遭受的损害。导致这种损害的侵权行为同时侵害了人身权与身份权,由此,反射损害与间接损害的区别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受害人。间接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是受害人本人(如财产被损害后不能使用的损失),也可以是他人(如挖断电缆时,用电企业不能营业的损失);反射损害则只能是与被害人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人。其二,损害类型。间接损害应限于财产损害,但反射损害可以是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奥地利与瑞士法院都没有明确惊吓损害是否为反射损害,但它们都认为惊吓损害不在行为规范的保护范围内。这就与其认定惊吓损害为直接损害存在矛盾。笔者认为,“反射损害”的价值不大,若将近亲属的惊吓损害归结为身份权侵害,则可避免这一矛盾(详见下文)。

  

  二、“惊吓”损害与健康损害

  

  传统侵权法上的健康限于生理健康,不包括精神健康,但医学已将精神健康纳人健康范围。 [9]奥地利与瑞士为处理惊吓损害赔偿问题,都借用医学成果,将健康权扩展为包括精神健康。《奥地利民法典》第1325条规定:“无论何人,侵害他人身体的,都应赔偿受害人的康复费用及其收入损失;若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应赔偿未来的收入损失。应受害人请求,还应赔偿旨在改善受害人状况的、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金(Schmerzengeld)”奥地利法院对该条做了扩张解释,认为侵害健康权是对生命内在进程(inneren Lebensvorg?nge)的侵扰。其逻辑是,生命是有机体的自然进程,身心无法分离,对身体或精神的侵害都会影响生命的自然发展,故侵害健康权包括侵害身体与精神的完整性。《瑞士债法典》对健康权的规定见于其第47条:“侵害他人身体或致人死亡的,法官可以依据具体情形,判决向受害人或死者的近亲属支付合适金额的精神抚慰金(Genugtuung)”瑞士法院也认为,健康是一个整体,包括身体与精神健康两部分。[10]

  惊吓损害何时构成精神健康损害?奥地利法院认为,首先,精神不适如激动、难过、不安等,只是每个人日常都会经历的负面情绪,不构成健康权侵害;其次,侵害健康权无需外在的、可见的身体症状,神经、大脑受损(如失眠、激动等)可以构成健康损害,如恐怖性神经官能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等人;[11]最后,是否需要医生证明已构成公认的精神疾病,并需要医生治疗?有学者认为,奥地利和瑞士采取的是医学标准,德国采取的是法学标准。[12]“法学标准”强调是否构成精神疾病应由法官酌情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奥地利法院并不要求医生证明构成精神疾病,但要求应经医生治疗,即从医生角度判断损害是否对受害人的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标准是:若不经治疗,无法判定精神损害是否会自行消除。[13]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侵害精神健康的惊吓损害(以下简称“精神疾病”)与不构成健康权侵害的惊吓损害(以下简称“精神损害”)往往难以辨别,近亲属类似的损害有时被视为健康权侵害,有时则被视为精神损害。[14]瑞士法也区分精神损害与惊吓损害,但两者的边界同样不确定。[15]

  我国理论与实践亦承认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从已公布的为数不多的判决看,法院通常依据医疗机构的证明来判断是否构成精神健康权侵害。如40多岁的朱某醉酒后与同村村民打闹时,一声大吼致9岁女童罹患“受惊过度致神经功能紊乱”,法院调解结案,被告赔偿医疗费等。[16]笔者认为,精神疾病宜采医学标准—我国目前通用的精神疾病标准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采用法学标准将使精神损害是否构成健康权侵害难以统一。

  在惊吓损害构成健康权侵害时,受害人不同的,赔偿也有差异。惊吓损害的受害人可以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其他目击者、援救人员等,故惊吓损害依其主体可分为两种:一是侵权行为受害人自身的惊吓损害;二是第三人的惊吓损害。

  (一)受害人自身的惊吓损害

  受害人自身遭受惊吓损害,健康受损的,受害人当然应赔偿。瑞士法院认为,以威胁方式使他人陷入恐惧状态(Angstzustand),受害人应赔偿,并不要求一定要构成健康损害才能赔偿,而只要求侵权行为伴随显著的危险,即损害很有可能即时或事后发生。如瑞士联邦法院2004年9月2日判决:夜间入室抢劫者,应赔偿当时在家的母亲精神损害赔偿1万瑞郎,对两个孩子分别赔偿7000与3000瑞郎。[17]奥地利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997年,原告驾驶的汽车与一辆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司机随即倒地,血流不止。原告目睹了惨景,回家后得知摩托车司机死亡。此后出现了头痛、失眠等症状,瘦了10斤,且陷入恐惧、不安中,生活乐趣全无,不敢滑雪、开车。摩托车司机对该起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原告起诉被告的保险公司,要求赔偿精神损害15.4万先令。被告抗辩认为,原告并非死者的近亲属,且身体没有受伤,不符合民法典第1325条的保护目的,故判决其承担责任将不合理地扩大侵权责任。法院认为,原告是直接损害人,其健康权受到了损害,故判决被告赔偿15万先令。[18]

  但是,可以获得赔偿的惊吓损害,必须是因人身侵权行为而不是财产侵权行为所致,如原告目睹其汽车在交通事故中被毁损,起诉要求赔偿其惊吓损害。奥地利法院驳回了其请求,理由是被告无法预见该损害及水闸理论。[19]这一判决隐含了人身权保护优于财产权保护的价值判断:“千金散尽还复来”,但“人死不能复生”,即便最严重的财产侵权行为,也不会使人移情并受严重惊吓损害。

  需要注意的是,英美法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规则之一是“危险区域”,依此区分第一顺位的受害人与第二顺位的受害人。事实上,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很难说是第三人,而往往是侵权行为的直接对象。如甲在校园开枪扫射学生,没被子弹击中的在场学生若受惊吓罹患精神疾病,当然是直接受害人。又如原告与工友骑车回家,同伴遇车祸惨死,原告受刺激精神失常,法院适用公平原则判决被告补偿1500元。[20]但笔者认为,由于原告同样处于侵权行为的作用区域,其精神疾病是侵权行为的直接结果,因而应认定为健康权受损,当然无适用公平责任的余地。

  (二)第三人惊吓损害

  第三人在法律上包括两种:近亲属与近亲属以外的人。

  近亲属以外的人遭遇惊吓损害,通常是因为目睹严重人身侵权行为。它源于人目睹同类受伤,因移情产生的恐惧感。即使已构成精神疾病,两国也均不赔偿,理由有二。

  一是诉诸“诉讼水闸”这一公共政策。因引发惊吓损害的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城市,目击者众,若许可赔偿,不仅将会使法院面临巨大的审判压力,也会使加害人不堪承受赔偿之重,从而引发宪法上的生存保障问题。

  二是诉诸相当因果关系(大陆法)或可预见性(英美法)。认为这类损害是每个人应自己承受的普通生活风险(allgemeine Lebensrisko),与侵权行为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或认为加害人无法预见惊吓损害的发生,正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至于因惊吓而招致重大损害。

  奥地利与瑞士法院都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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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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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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