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碰巧了，近些时候我接连遭遇上好几种和秦始皇有关的作品，它们都是很有水平，很有代表性的，而且观点各不相同，对照着看来，饶有兴味。首先是一部由张天民编剧、阎建纲导演、张丰毅等人主演的三十三集电视连续剧《秦始皇》。在我看来，它可能是我国自有写帝王的电视剧以来拍得最好的一部：它很有艺术性，又和秦始皇的史实最为接近。其次是一篇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宏杰写的随笔《秦始皇的素质和能力》（载于2007年3期《同舟共进》），对秦始皇用人艺术之高超赞叹不已。第三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一篇短文《是打开秦始皇陵的时候了》，他认为现在条件就已成熟，应该马上打开秦陵。诸如此类的说法，不禁使我想起当年我第一次到西安和参观秦始皇陵时的光景，给了我一次“温故而知新”的机会。
有人说，不到西安，不知道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不到北京，不知道五百年的中国近代史。这句话是有点道理的。1985年秋天，我因病接受了胃部手术，出院后由于部队医疗机构的关怀，得到了一张去临潼疗养院的证明，凭它可以到该院住一个多月。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珍贵机会。可是当我在去临潼的路上经过了一座“灞桥”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惊呆了：啊！这个我以为仅在古史和古典诗词中才能读到的地名，居然还是个活着的地名！后来我在疗养院结识了几位病友，每天向医生请了“假”，一道游览了临潼和西安一带的名胜古迹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碑林、茂陵、昭陵、乾陵、霍去病墓、大雁塔、小雁塔、华清池、马嵬驿……之后，我们就什么病也没有了，人人都在累得腿肚子转筋的同时，异口同声地叹为观止：“服了西安了！”的确，西安的魅力是任何别的地方不能比拟的，它就像一部躺在地上的从西周到民国的形象化的史书，任你翻看。在这里，明清以来的文物简直都排不上号，动辄是周秦汉唐宋的古董。我们也没见到多少“文革”破坏痕迹：破坏肯定是有的，但我们都是初来乍到，就有也视而不见。1985年的西安作为旅游城市还处在起步阶段，人为的假古迹还不多，现在我从电视和网上的图片中看到，许多景点业已装修一新。尽管有些仿古的东西未必妥当，但这是人们整整二十年的努力成果，我只能表示尊重。
我们当年所看到的秦始皇陵，可以说是“后项羽时代”原生态的秦始皇陵，也就是说，从公元前206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烧光毁光了秦陵的地面建筑之后两千多年来一直就是的那种样子。不但看不到陵园的内城外城，就连一条像样的墓道、一尊石翁仲也没有，我们见到的只是骊山北麓的一个坐西朝东的（这个朝向也很奇怪：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寝和他们的宫殿一样，都是坐北朝南的）其大无比的坟山，坟顶并不很高（后来查资料，秦陵最初高120米，现存76米）。坟的东侧有一座很毛糙的长条形墓碑，上面歪歪扭扭地题着“秦始皇之陵”几个拙字。我觉得此种景象也许可以说明即使是墓主的故乡人对他也很厌恶和漠视。我们见到的其它帝王陵墓（譬如昭陵、乾陵等）都没有被破坏得这样彻底的。既然这座皇陵没有陵园，当然就不用买门票，其实游客十分稀少，卖门票也卖不出几个钱来。倒是有几位当地农民非常热心地向我们兜售刚刚成熟的石榴，那些石榴树就高高下下地种在皇陵的积土上，长得葱葱郁郁，似乎这陵墓是无人管理的。秦陵上结的石榴硕大鲜艳，绽开的地方露出红宝石般的籽粒，非常诱人。后来我们就直接走到坟顶的长方形平台上（现在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享受到我们当年的“待遇”了），眺望四周山川景色，察看地上残存的砖石遗迹，想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的“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大事毕，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羡”指墓中的神道）可以说，这座皇陵的每一寸土都浸透了奴隶们和刑徒们的鲜血。也许就因为这，陵上长的石榴籽粒才那样地红吧。张五常的文章说：“打开始皇的墓，不仅可在地球上炫耀一下，也间接地公布，中国是个有恃无恐的国家。”鄙人相反地倒十分担心，不但没什么可“炫耀”的，那成千累万的殉葬人的骨架，白森森地指证出了这位暴虐刻毒、骄奢淫逸的大独裁者“有恃无恐”的野蛮，也就足以吓倒世人，使中国人大丢其脸了。
和秦陵的冷落寂寞成为鲜明对比的，是陵东约二公里处的“秦俑博物馆”，那里正在热火朝天地开掘和建设。我们去参观时已经勘探出了三大俑坑（第四号坑即将军俑坑是后来发现的），发掘并整理出了各种兵马俑六千余件，在一号俑坑上建立了极大的展览厅。不论是谁，尽管事先看了有关资料和图片，第一次走进大厅时都不免大吃一惊。关于兵马俑的情况，不用我赘言；但是当时我心里生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似乎还可以说一下。制坯、烧窑和陈列成万个兵马俑（每尊武士俑高一米八五左右，重达三百多公斤）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在施工时是不可能保密的，司马迁（还有他的父亲司马谈）准备写作《史记》的年代距离秦末不到一百年，为何始皇本纪中没有只字提到这件事？司马迁自己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可见他著史是有充分调查研究的，书成之后自己也颇有得意之感，然而还是不免百密一疏。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幸亏司马迁有此一疏，要是他在落笔时对秦兵马俑有所记载，那么二千年来乱世迭见，兵马俑早已被历代的盗贼们盗掘一空，今天想要建立这个蜚声全球、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博物馆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如果更大胆地设想一下，也可能是司马迁为了防人盗取而故意漏记的，是太史公积下的阴骘之一。据近人考证，始皇初葬时，兵马俑不在填埋之列，而是用巨木建大屋覆盖着陈列在外，用以显示其威风气派的。自项羽烧毁了地面建筑之后，多年风沙积土才一层层把兵马俑薄薄地埋了起来，所以如果不逞之徒知道秘密，要盗掘是很容易的。关于兵马俑的制作，电视剧《秦始皇》也有一段很好的描写。这一天，皇上兴冲冲地驾临陶俑作坊视察，看了几个半成品便勃然大怒，抡起棒子边砸边骂：“千人一面！哪里有我大秦武士的威风和杀气？”负责的大工师跪下惶恐谢罪，说自己本来也没见过多少个武士。始皇说：“往后，朕叫将军们每天派一队不同的武士过来，给你们做样子！”因此，我们今天才能见到这些容貌不一，神态各异的雕塑艺术品。这个小故事恐怕只是剧作家的即兴创作，但也是一着妙笔。
这部电视连续剧中末尾三集中拍摄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经过，我以为这是我国历史剧朝着体现历史本来面目方向迈进的一个很大的突破。正如总编剧张天民在两卷本的《秦始皇》（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出版）前言中说的：“‘戏说热’已经在银屏上闹腾好几年了……我总不愿意给下一代人灌输一脑子是非颠倒、荒唐透顶的中国历史。”这是掷地有声的宣言，我等待了多少年也没听到有人这样说过，光是看见一部接一部的跪着打造的帝王剧，光是听见“××格格”嗲声嗲气地喊着“皇阿玛吉祥”。既然要写秦始皇，如果不写他一次次地“大兴兵”灭国擒王的威风光彩，那就不是秦始皇；但如果心存疑惧，不敢写他焚书坑儒的血腥暴行，那当然也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新中国建立以来，涉及到嬴政的影视作品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是张大腕的《英雄》），可是谁也不敢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张天民、阎建纲的电视连续剧《秦始皇》是大胆地首开先例了！不幸的是，这部在2001年12月就完成了的电视剧，匆匆播映一次就被“冷藏”了六年，直到今年才开禁（原因可以理解）。更为不幸的是，总编剧张天民已于2002年春因病英年早逝。虽然一生写了三十多部优秀影视剧本的他已经足以名垂青史，但没能见到收笔之作《秦始皇》的复映，终究是个遗憾。
《秦始皇》不但写了焚书坑儒，而且写得很是精彩（以下根据我观剧的详细记录）。
开头是个喜剧场面。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置酒于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为始皇上寿。仆射周青臣和博士淳于越就分封与郡县的优劣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丞相李斯抓住后者的“师古”一词，猛烈批驳，嬴政却面无怒色、语调平和地说：“今天，天下饱学之士齐聚一堂，朕心甚喜。朕自统一海内以来，多次诏告天下，征天下学士名儒入宫，参与政务。你们在座诸位都学富五车，门人弟子众多，你们是我大秦的荣耀。今天请诸位来，既是为朕庆寿，朕也想借此机会与大家把酒相谈，说天说地，谈古论今。众卿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这样，才不辜负朕对你们的一片苦心哪！大家也不用着急，今天议不完还有明天，明天议不完还有后日，一定要议透！自一统以来，国家的一切政务要事都可以议，都可以批评，不要怕说错，也不要怕争论，各抒己见嘛。我大秦历史上有过商鞅、张仪、范睢、蔡泽，朕希望你们之中有人能超过他们！”
这是一篇情真意切、很有煽动力的动员讲话，于是，口称“臣有话说”争着发言的人越来越多了。嬴政借故外出。几天之后，博士们又来学馆街开会，却发现一大队士兵包围了会场，李斯手持经过始皇认可的诏书，厉声宣读：
“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万民应当遵守。诸生无视大秦律法，于学馆之地借古讽今，惑乱民心，诽谤帝王，结党乱国，意在使法令无威，天下大乱，必受严惩！今大秦皇帝有令：除大秦史书外，其它史记一概收缴焚烧。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要上交各郡守尉杂烧之。严禁私学，欲学者以吏为师。今后有藏书者，议书者，以古非今者，一律斩首！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受黥刑，罚为城旦！”
就这样，一场开始只是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辩论，结果演变成了焚书的悲剧。虽然这次没有杀人，可是焚书的恐怖，比一年后秦始皇坑杀（活埋）方士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引起的震动还要大得多。秦时没有纸张，更没有印刷术，书籍只能抄录在竹简上（帛书太昂贵），因而书籍十分稀少宝贵。一位学者拥有一部书、读通了一经，就可以当博士，得到俸禄或授徒为生。秦始皇素来严苛峻急、动辄杀人，百姓慑于他的淫威，谁也不敢不遵行焚书令，一时把天下民间藏书（儒家及诸子百家的经典）几乎烧尽（不久后项羽焚毁秦宫室，又把宫廷藏书烧掉了）。这就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天下无书，严禁私学，实行彻底的愚民政策，不但儒生博士们要丢掉饭碗，更可怕的是嬴政以前的一切文化遗产很快就要化为乌有了，真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天可怜见，暴秦的统治只维持了短短的十五年，世上熟读而且记得古书的人还没有死绝。所以从陈涉王朝起，经过汉高祖刘邦、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各代，都曾竭力从学者们的头脑中求书。根据《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艺文志》记载，陈涉起义时，他的队伍中就有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他是带着孔子的“礼器”（其中可能包括儒家典籍、乐器和祭祀用品等等）去参加造反的。《诗经》是由鲁人申公和齐人辕固生传下来的。《尚书》是文帝派专人到济南找到九十多岁的老博士伏胜抢救出的。《礼记》传自鲁人高堂生。《易经》传自齐人杨何。《春秋》传自董仲舒。景帝母窦太后酷爱“黄老之术”，《老子》一书的搜求大概是她的功劳。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东巡时，在孔子故宅又得到了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等书。求书工程一直延续到百余年后的汉成帝、哀帝之时。最后搜集到的佚书竟多达“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据《汉书·艺文志》的详细统计）。努力是惊人的，收获也是巨大的，但由于传人记忆力的局限，舛错缺失之处不少，然而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设想暴秦的统治延续了一二百年，读过古书的人全都老死光了，那将会造成怎样的大灾难？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失落了的古代灿烂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美洲文明等等，或由于战争，或由于暴政，或由于天灾，全部或大部都湮没无闻了。中国古文明没有毁在嬴政这个超级恶棍手里，也真是侥幸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易经》、《诗经》、《论语》、《离骚》和老子、孟子、庄子、孙子等等诸位先贤的书，实在可说是如天之福，也不能不感谢当年求书者们的辛劳和苦心孤诣！此外，据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更为深入的分析：“书籍的被焚毁，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的确，自秦始皇把文化专制主义推到了极端，后世统治者视为成例，春秋战国那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假若天不生暴秦，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延续一两千年，那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一定首先爆发于中国，诺贝尔、爱因斯坦一类的人杰也许早就在中国诞生了。
在我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长期受到盲目崇拜的大人物。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往往不加分析地说他有史无前例的伟大功绩：扫平六国，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要打问号的。统一中国的创始人并不是秦始皇，商汤王、周武王都曾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已是战国末期六国中都出现了的事物，是社会的大势所趋。统一中国的假若不是“虎狼之邦”的秦，而是齐国或楚国，结果就会好得多。如果硬要说秦始皇真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功绩”，那么第一就是焚书坑儒，第二就是杀人如麻，第三就是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监狱、大刑场；全体中国人都是为他服役的奴隶、臣妾和罪人。这种享受难道不比当神仙还要惬意得多吗？无怪乎后世的暴君们都把秦始皇作为榜样加以仿效了。
因此，秦始皇虽然早就死了，他的幽魂却变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原发性癌症大肿块，它长久地生在中国社会的肌理之中，留在某些权力者心里，一旦有了适当的条件就会复发，造成极大的祸害。批秦或颂秦于是成为治乱的风向标。在历史上，“秦始皇癌”的小爆发有很多次，大爆发至少有三次：一次是隋炀帝时期，二次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三次是清朝的所谓“康雍乾盛世”。历朝历代有识之士为了防止“秦始皇癌”复发，谴责批判秦政的人从来就没有断过。汉朝贾谊作《过秦论》，指出秦始皇之败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嘲笑他自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晋朝的陶潜作《桃花源记》，以寓言的形式叙述秦国百姓躲避秦的暴政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宁可逃到无人的深山中去讨生活，一逃就是几百年，以至于子孙后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自从有了陶潜这篇文章，“避秦”二字就成了诗人文人常用的一个典故。唐人章碣《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焚书坑儒丝毫不能阻止人民的反抗。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指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扩张皇权。“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秦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获罪于万世”，是分量极重的谴责。到了二月河高唱赞歌的“康雍乾盛世”，大兴文字狱，大杀士人，“秦始皇癌”大发作。可是，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批秦又掀起了一轮新高潮，郭沫若所著的《十批判书》也是其中有力武器之一。
仿佛是历史开玩笑，不到四十年，中国的政治文化形势又风云突变，批秦又一变而为颂秦———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到：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与人辩论过，有人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973年8月，他又给郭沫若写了一首打油诗《七律·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此诗字句有多种不同版本）。同年9月，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说秦始皇好，一派说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此外，他晚年又多次自称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这些对秦始皇一往情深的谈话，并没有经政治局通过，不能视为党中央的决议。但是以他老人家崇高的威望，这些话当然影响极大。一时之间，颂秦大合唱四起，不少史家学者发表了大量吹捧秦始皇的文章，说他是“英明的法家皇帝”。最为可笑的是一篇短文《何来孟姜女哭泣倒长城》，它以考据的方法，证明历史上并无孟姜女其人。总之，“秦始皇癌”第四次大爆发了，中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又经受了一场更大的浩劫，其间许多说法做法都带有嬴政的烙印，而且青出于蓝。
“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又读到张宏杰的《秦始皇的素质和能力》这样全面歌颂秦始皇的文章，我有点担心不是好兆头。文中一些警句，如“秦始皇时代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两千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秦始皇对李斯用人不疑，李斯也鞠躬尽瘁，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际遇也不过如此”。好极了！可是，作者又自相矛盾地写道：“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杀戮的重臣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大秦开国勋臣第一，嬴政自小称之为“仲父”，怎么要杀就杀呢？再说焚书坑儒，秦始皇与被坑的方士儒生也是君臣关系，怎么就把人家坑了呢？文章对此一字不提，可惜了。张五常的文章没有什么理论，只有一股强烈要求马上打开秦陵的蛮劲。他说：“今天科技没有问题了，可以做到应有的保护。”难道今天考古界已经有了神奇的抗氧化的妙法吗？这样的保证我看还是中国科学院来发布为好。
来源: 《随笔》杂志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