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闻博:“并天下”:秦君统一功业的历史定位与政治表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6 次 更新时间:2023-03-19 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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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闻博  

一 问题的提出:“大一统”观念与上古帝王世系建构


秦统一后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模式,无论历史学界抑或考古学界均习惯使用“‘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的表述。相关概括基本符合我们对历史状况的认识。[1]当然,这里“大”主要作为形容词使用。我们习知,历史上“大一统”的较早表述见于《春秋公羊传》: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2]


参考西汉路温舒上言“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3]董仲舒所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4]及王吉“《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5]的阐发,当时用语中,“大”实际均作动词,为尊重、尊大之义。何休注:“统者,始也。揔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6]颜师古注董仲舒语,也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7]周良霄指出“一开始就标明周历的正月,以尊崇一统,即周统。由此可见,正名的用意也就是尊王,即尊奉周天子。孔子《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原是为维护西周模式的周天子权威而服务的”。[8]“‘大一统’一词在本传中虽然只出现一次,但该思想是贯彻全传始终的”,[9]且“《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虽然未必就等于《春秋》的同类思想,但它总是《春秋》中一统思想的发展”。[10]综上言之,儒家所尊大的“一统”,所指较为宽泛,主要是系之于一的涵义。[11]“大一统”这一理念的提出,最初主要在标举以周天子为核心所确立的“天子—诸侯”政治模式,且侧重政治理念与政治文化的层面,即周天子声教“辐射”诸侯与诸侯尊奉王室而“会聚”四周的“一统”。


紧接的问题是,有关周“大一统”认知的出现,是仅属后续发展形成的经学叙述,还是也属于史学叙述?《诗·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12]有“正域彼四方”“肇域彼四海”及“奄有九有”的表述。[13]《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式于九围。……武王载旆……九有有截”,[14]也谈到“海外有截”及“九围”“九有”。[15]《书·盘庚》还见有“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语。[16]而叙说周代,有《诗·周颂·执竞》“奄有四方,斤斤其明”,《书·洛诰》“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书·君奭》“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等内容出现。[17]一般认为,大体自西周初期以来,“天下”用语开始出现;延至东周,相关使用就更显普遍了。[18]学者还指出“‘禹迹’或‘九州’,有出土发现为证,不仅绝不是战国才有的概念,可以上溯于春秋时代,而且还藉商、周二族的史诗和书传可以上溯到更早,显然是一种‘三代’相承的地理概念”。[19]相关情形为理解和把握秦统一后帝国的历史定位与文辞表述,提供了必要参照。[20]


而上古“大一统”帝王世系的逐渐建构,更对秦统一的政治表达产生了直接影响。近代以来,这一问题为古史辨派学者顾颉刚所关注。他在论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时,指出“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21]顾氏就相关问题进行考证的同时,并对战国秦汉人地域观念的扩展与统一意识的产生进行了论说。[22]随着此后简帛文献的出土问世,特别是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的刊布,战国古史传说研究的材料得到有益扩充。裘锡圭、郭永秉由此对相关问题重作审视,并评骘顾氏早年所论,且多予肯定。[23]“在较晚的古史传说中归为黄帝之臣的容成、仓颉等人,在《容成氏》中和‘轩辕氏’并列,都是远古时代先后‘有天下’的古帝王。”[24]此种情形,恰反映出司马迁撰写《史记·五帝本纪》所参据、今收入《大戴礼记》的《帝系》,正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集中反映以黄帝为始祖的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早作品”。[25]“而最早明确表述黄帝、颛顼、帝喾之间的世代关系的,仍然只有《帝系》这篇文献。我们认为这种世代关系应当是配合大一统帝王世系的最终形成而产生的,其形成时间可能也不会早于战国晚期。”[26]这些充实了顾氏的论证,并提供了更精细的认识。李锐近年在前人基础上,认为从古训来看很多古史传说很早即有,周人是选用并统合为古史系统,并指出“周人的古史系统有三次建构,存在三阶段差别”。其中,第三阶段古史系统“是以炎黄为主体的多元系统,可以称为炎黄主体型古史系统。从目前的资料看,其时代序列大体上是黄帝、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周”,时代在平王东迁后的春秋时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姜齐被陈氏所代,炎帝后裔不存,许多人又创建了以黄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27]可以看到,相关问题以往多为古史传说研究者所关注。而所涉材料,实际反映了上古以来的叙事模式与历史记忆。


二 帝王世系背景下“一统”观念在上古史的扩展


集中而系统反映战国后期上古帝王世系的历史叙述,是司马迁采据《五帝德》《帝系》《尚书》等材料编撰而成的《史记》。具体包括下启秦史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诸篇。这里,我们将之纳入相关论述,却采取不同于以往的视角,而更关注此种帝王世系建构作为重要背景对秦统一的历史定位与政治表述的影响。这似乎是以往古史研究者关注及论述不多的一个方面。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黄帝: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28]


本纪记颛顼:


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29]


本纪记帝喾:


帝喾高辛者……修身而天下服。……帝喾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30]


本纪记帝尧时帝舜: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31]


本纪记帝舜:


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32]


本纪记帝舜时禹:


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33]


又,《史记》卷二《夏本纪》记帝舜时,禹治水成功: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34]


上述内容作为不可信据的史料,在以往历史研究中向少用作讨论。然而,若视作秦帝国政治定位及皇帝政治实践的历史背景加以关注,[35]相关叙事所建构的“史实”传统又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五帝本纪》“黄帝”条“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与秦初统一,时任廷尉李斯反对丞相王绾等建议分封诸公子,所言“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36]在叙述模式上颇显近似;又与群臣议帝号所言“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37]可对照联系。而上引“天子”“帝位”“诸侯”“天下”的多次出现,又与《史记》卷二《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38]同书卷三《殷本纪》“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39]及同书卷四《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40]在表述上存在较多一致性。东周建构的五帝政治叙事,与以周代为代表的三代事迹有类似处,呈现某一层面的延续。它们皆属以“天子—诸侯”联结而成的“天下”模式。而此种模式下的政治成功的表述,如黄帝时“诸侯咸来宾从”,“万国和”;帝颛顼时“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天下服。……帝喾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舜时,禹治水成功,“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于是太平治”,特别是帝舜“摄行天子之政”,东巡狩“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及禹完成治水,使“声教讫于四海”,与前引经学叙述中“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的“一统”在政治理念与政治目标上是很近似的。


此外,《五帝本纪》中另一引人注目的叙述,在于这些帝王不仅施政声望广及“天下”“海内”,而且多有远及东西南北四至的巡狩活动及政治举措:


表1 《史记·五帝本纪》所见古帝王巡狩及政治举措表

就实际情形而言,所论自可怀疑。[41]不过,作为东周以来建构形成的古史叙事,却很可能成为统一后君主采取相关政治行为的“历史”参照。[42]学界以往对秦帝国建立后始皇帝五次巡行及汉武帝巡行的研究,多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国家祭祀、地域巡视及执政风格、交通实践等方面来加以评述。[43]然如近年学者指出,“秦皇帝巡游与先古圣王‘巡狩’在形式上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44]这里可以补充的是,“《史记》中有关秦史的记录中称‘巡’、称‘行’、称‘游’”[45]外,《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还记载有:


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46]


明确出现有“巡狩”语,故此种联系可以成立。始皇帝在帝国建立后的系列“巡狩”,并非孤立的开创性举动,应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积极的远距离交通实践背后,包含着对上古帝王政治行为的仿效。而此类政治举措作为秦帝国执政者参考的重要“史实”,也一并构成了商周发展并在春秋战国逐渐重构的“一统”历史图景的要素。此前古史研究者曾使用“大一统帝王世系”的表述。而构建以黄帝为始祖的一以贯之的帝王世系同时,周“大一统”政治理念及政治文化,也被作为五帝以来上古帝王所共有的政治特征。


三 “并天下”:秦超迈前代的用语选择及其内涵


当然,此种“大一统帝王世系”内部又存在阶段性。上古以降,大体为“五帝—三王—五伯”的序列。即便《史记》文本对“五帝”“三王”政治成就的差异,也有委婉表达。五帝、夏、商诸君主基本使用原属天神范畴的“帝”称,而作“帝某”。按“帝”一般用作称呼已死君王。《礼记·曲礼下》云“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47]《大戴礼记·诰志》又云“天子崩,步于四川,代于四山,卒葬曰帝”。[48]清人黄生即言:“三代天子之号称王。然夏自帝启以下俱曰帝某,商则《易》称‘帝乙归妹’,《书》称‘自成汤至于帝乙’。初疑其说,后读《礼记·曲礼》云‘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始解。”[49]裘锡圭进一步指出:“从卜辞看,商王只把死去的父王称为帝,旁系先王从不称帝。”[50]不过是否遵从一般认识,将“帝”理解为“三代称已死的君主”,[51]还可斟酌。《史记》卷三《殷本纪》云:


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52]


司马贞《索隐》:“按:夏、殷天子亦皆称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贬帝号,号之为王,故本纪皆帝,而后总曰‘三王’也。”[53]此与“禅让—革命—争霸”的政治实现方式密切相关,强调了军事争斗下后世王朝政治权威的日益衰微。


那么,秦处在这一“历史叙事”背景下,如何对统一的政治军事成就加以历史定位与政治表达呢?《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云: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隄也。[54]


相较当时流行的偃兵说,此阐述了生民以来即有兵事,战争的由来相当久远。自炎、黄及五帝以来的政治变动,“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古代贤王只主张正义的战争,而从未废止战争。前论秦统一后宣述战争之由,特别使用了“义”“义兵”语。相关思想及用法不见于《商君书》[55]《韩非子》,也非始皇独创,而习见于《吕氏春秋》。秦对兼并战争做合法性包装,强调所为乃“诛暴君而振苦民”,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吕氏春秋》。[56]由此而言,上述论说,从某种意义上尝试消解“五帝—三王—五伯”序列下相关政治军事成就日益倒退的逻辑链条,为秦比肩前代功业提供了理论支持。[57]


秦的统一,首先包含对上古君王,特别是对周室政治成就的继承,如始皇帝语“天下大定”“天下初定”“天下已定”,[58]琅邪刻石“普天之下,抟心揖志”“方伯分职,诸治经易”“皇帝之德,存定四极”等,[59]皆可与上古文献记载及古史叙述相联系。灭六国前,李斯所言“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60]灭六国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廷尉李斯议曰:‘……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61]均明确使用了“一统”语。参考前论,这里的“一统”,包含着接续五帝、三王的政治成就。


然而在此基础上,秦并不满足于承续前代并再次实现“一统”。“秦代周德”[62]之外,更远溯五帝,宣扬帝国成立所具有的跨越式、变革性政治成功。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秦在“大一统”基础上,更强调的乃是“并天下”。《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三处叙及秦统一,实际均书作:


初并天下。[63]


依记事体例,“初〇”强调首次实现。李斯上奏,称“并有天下”。[64]岳麓书院藏秦简提到“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內”(056/1001-1 +1020),[65]秦刻石材料中,泰山刻石有“初并天下……既平天下”,琅邪刻石附记有“兼有天下”“并一海内”,东观刻石有“阐并天下”,碣石刻石有“德并诸侯,初一泰平”,会稽刻石有“平一宇内……皇帝并宇”等。[66]秦铸金人铭文有“初兼天下”,[67]著名的秦度量衡诏版,作“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并天下”且是“皇帝”名号确立的参据。我们还注意到,不仅《史记》其他篇章涉及秦统一时,基本均使用此类用语,[68]而且后世凡论及秦帝国建立一事,也普遍使用“并天下”的表述,[69]相关例证尤多,不复赘举。按秦的统一,实际是在“天子已绝”[70]的情势下,通过攻灭东方诸侯而建立起来的。[71]相较汤武革命以小邦而克大邑,秦的政治军事功绩似乎尚不突出。不过,帝国君臣皆一致认为缔造统一之业的秦君“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72]主要原因恐怕正在于包括前面已提及的这些表述中:“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及琅邪刻石“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莫不受德,各安其宇”,附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73]太史公述撰作《六国年表》缘起“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74]秦以“法令”使政治理念重系于一。[75]更重要的是,秦再造“一统”,突破了五帝以来所谓的“帝—诸侯”政治秩序。“尽并兼天下诸侯”后,又一度“以诸侯为郡县”,确立了较“五帝地方千里”远为突出的成就。而“并天下”最初本重在强调以武力兼并外部诸侯,随着之后对自秦惠文王以降内部政治秩序中“郡县/诸侯”复合模式的正式取消,[76]从而首次实现了君主对所统地域较为单一而有效的直接控制。换言之,秦君统一功业最后得以赶超五帝,不仅在“尽并兼天下诸侯”,还体现在君主与地方政治联结层面的“郡县制”全面彻底推行。“皇帝—郡县”作为新的“天下”政治模式,由此实现了对五帝三王以来“天子—诸侯”政治模式的取代。可以看到,这一发展并非简单线性的前后更替,中间实多曲折,涉及原有内、外部政治秩序的变动。或因此故,在上古史发展脉络下,作为对长久以来“分天下”历史传统的取代与突破,“并天下”而非“大一统”,更能凸显秦统一的军事成就与帝国建立的政治伟绩。


除此之外,另一个问题也呈现出来。“大一统”在系之于一的涵义下,相关政治理念具有包容性:不仅对应周代甚或五帝、夏商时代的“天子—诸侯”政治模式,而且涵盖秦以降的“皇帝—郡县”政治模式。[77]《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言中曾谈到这样的内容,以往似乎少人留意: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78]


末句以“一统”涵括,不仅包括虞、夏,含有商、周,而且是将秦纳入其中一并而言的。换言之,虞夏、商周以德,嬴秦以力,虽依凭途径有异,然在实现“一统”的政治目标上,恰前后相续,构成连续发展的序列。


四 复归“大一统”:汉承秦制到上接周统的再次转变

秦末汹涌的反抗浪潮中,陈胜、项羽、刘邦先后崛起,并由后者再造帝业,完成了又一次统一,所谓“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79]“天下属汉”。[80]田余庆指出,“当渊源于楚的汉王刘邦东向与诸侯盟主楚王项羽交锋之时,他确实是不期而然地居于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地位。客观形势要求居关中的刘邦之楚消灭居关东的项羽之楚,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这又出现了反秦而又不得不承秦的问题,出现了以后的汉承秦制,首先而又最根本的是承秦帝制”,“非承秦不能立汉”。[81]这里可以补充的是,义帝早先被项羽放杀,汉同样是在“天子已绝”的形势下,通过攻灭包括西楚在内的东方诸侯而肇建新功。因此,就所创功业而言,汉帝国一如秦而使用“并天下”。《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记“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82]北京大学藏汉简《苍颉篇》出现“汉兼天下,海内并厕”,[83]时代在西汉武帝时期。流传至今的汉瓦中时见有“汉并天下”的文字。[84]后世并有“秦吞列国,汉并天下”[85]语。不过,李开元研究刘邦集团的发展与汉帝国的建立时也指出,西汉立国之初,刘邦皇权是有限皇权,“在西汉初年,汉帝国是一个在汉朝的政治主导下的有统一的法制的四级制国家联合体”,“这样一种形式和内容的政治体制,是不同于秦始皇所开创的全面郡县制的统一帝国的”。[86]因此,汉“承秦”仍称“并天下”,但“海内为郡县”“皆为郡县”“以诸侯为郡县”的超迈前代之语,无复得见。


日本学界历来关注战国秦汉时期的“天下”观与“大一统”问题。近年,阿部幸信在谷中信一等学者研究基础上,[87]探讨了“天下一统”与汉的“天下安定”,“天下安定”下的秩序特征,以及从“天下安定”到“中国一统”的发展。他指出“尽管司马迁将汉高祖的功业,与秦始皇一样称作‘并天下’,但却从未使用描绘秦代的‘一统’词汇,在这一点,秦与汉正可作为对比。取而代之的是,《史记》在记述汉初朝廷与诸侯王国的整体秩序时,屡屡使用‘天下安定’一词”,“自武帝元朔年间(西元前128-123年)至元封年间(西元前110-105年)前后,汉朝剥夺了诸侯王国名实的独立性,完成‘海内一统’”。[88]稍后,阿部氏又略微修正了相关意见,认为“经历对匈奴战争之前的汉所主导的‘一统’范围,被称为‘中国’”,“武帝封禅后的汉被描摹为‘一统海内’的存在。在以上两种表现有别的‘一统’之间,持续推进的乃是与诸侯王国内诸侯化相关的制度改革……这些措施无疑导致了‘海内一统’局面的出现”。[89]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注意到,相较上古以来的历史传统,汉人观念中的“一统”涵义,恐怕未多更新。陆贾《新语·怀虑》云:“故管仲相桓公,诎节事君,专心一意,身无境外之交,心无欹斜之虑,正其国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诸侯,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失道者诛,秉义者显,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90]王利器注转引《文选》曹植《求自试表》李善注“《尚书大传》曰:‘周公一统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统,谓其统绪”。[91]《说苑·指武》言:“是以《春秋》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华而后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乱世,继先王之体,而强楚称王,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统天下。”[92]《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93],虽比附周制,但从一侧面仍反映出“一统”的内涵。故汉帝国之建立,仍然可称“一统”。[94]至若《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陆贾出使南越,以语赵佗“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95]“统理中国”,《汉书》卷四三《陆贾传》作“统天下,理中国”,[96]相应而不会使用“并天下”一语。


武帝统治时期,西汉进入盛世。汉廷不仅征伐四夷,拓展疆域,而且“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行封禅,改制度。周“大一统”的旧有理念,在儒学复起后反而更得尊崇。武帝时,董仲舒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97]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释《春秋》“王正月”,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98]武帝以来“一统”较“并天下”使用渐多,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史记》史例为《太史公自序》:“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99]“是岁”指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又,《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100]《汉书》较早用例之一为《武帝纪》元朔六年(前123)六月诏“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101]更值得注意的,乃是班固撰《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序文前半部分对前引《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多有参择:


昔《诗》《书》述虞夏之际,舜禹受,积德累功,洽于百姓,摄位行政,考之于天,经数十年,然后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至于汤武,然后放杀。秦起襄公,章文、缪,献、孝、昭、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艰)〔囏〕难也。……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102]


对照之下,内容基本一致,唯文字略有增减。其中,《秦楚之际月表》叙秦之事后,“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句,《异姓诸侯王表》作“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艰)〔囏〕难也”。可以看到,这里删去了“一统”语。而在随后叙秦暴政速亡而汉创未有之奇业后,交代制作体例:“故据汉受命,谱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统,乃以年数。”此较《秦楚之际月表》,结构相近,却又添增有“天下一统”语。东汉初年,儒学思想已占据统治地位。在鼓吹儒学思想的班固等人眼中,虞夏、殷周之后的秦政虽历史影响巨大,或不符合周“大一统”的理念。[103]在主流政治叙述之中,汉才是接续五帝三王之业而实现“一统”的盛朝。[104]


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后,在上古“大一统”古史叙事下欲“功盖五帝”,称“并天下”。它或许不曾想到,“承秦”而复称“并天下”的汉,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不仅转而重视“一统”的政治表达,而且还将秦从这一政治谱系中排除了出去。


汉代以来,“大一统”政治理念相沿不衰,影响深远。而这一理念在早期历史发展中看似明晓,然个中委婉曲折,晦暗不明。相关辨析探讨,或有助于增进对秦统一及帝国建立的认识,也希望能为周秦变革及汉政转变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


[1]关于“专制主义”的主要探讨,参见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48—1667页;甘怀真《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原刊《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4,1996年),收入所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附录”,第381—391页;许兆昌、侯旭东《阎步克著〈乐师与史官〉读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62—165页;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原刊《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增补稿收入《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中西书局,2015年,第310—343页;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述考》,《思与言》第44卷第4期,2006年;王文涛《“专制”不是表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词语》,《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阎步克《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阎步克《中国传统政体问题续谈》;孟彦弘《代后论: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编校附记”,收入所著《出土文献与汉唐典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2—354页;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古代文明》2016年第3期;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经济史论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李振宏《从政治体制角度看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属性》,《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思想史论证》,《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马克垚《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大一统”的主要探讨,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社,1989年;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原刊《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均收入所著《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9-384、305-316页;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1-266页;王子今《权力的黑光》第七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4-164页;李零《两次大一统(上、中、下)》(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4月18日-6月13日),收入所著《我们的中国》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7-75页。


[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65—4766页。


[3]《汉书》卷五一《路温舒传》,第2369页。


[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5]《汉书》卷七二《王吉传》,第3063页。


[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66—4767页。


[7]《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8]周良霄:《皇帝与皇权》第十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9]刘尚慈译注:《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3页。


[10]刘家和:《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第373页。


[11]刘家和引《说文》段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指出“这个‘一统’不是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而是合多(多仍旧在)为一……词义的重心在‘一’。但此‘一’又非简单地合多为一,而是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论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第370—371页。


[12]《毛诗正义》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44页上栏。


[13]其中,“四方”用语在传世文献外,也多见于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献,为当时实际所使用。前人已多指出。


[14]《毛诗正义》卷二〇,[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1—1353页。


[15]相关解释可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春秋地理之部》“九州”条,童书业著、童教英校订:《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0—202页。


[16]《尚书正义》卷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57页。


[17]《毛诗正义》卷一九、《尚书正义》卷一五、卷一六、卷一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70、458、479、495页。


[18]学术史梳理及代表性探讨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考证》第一卷《春秋地理之部》“春秋时人之‘天下’观念”条,童书业著、童教英校订:《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第200页;〔日〕安部健夫《元代史の研究》附录一《中国人の天下觀念——政治思想史的試論》,創文社,1972年,第425—526页;〔日〕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中华书局,2008年;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原刊《燕京学报》新13,2002年),订补稿收入所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第84—135页;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观念》,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甘怀真《“天下”观念的再检讨》,吴展良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第85—110页;甘怀真《天下概念成立的再探索》,《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3—349页;游逸飞《四方、天下、郡国——周秦汉天下观的变革与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2009年。又,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原刊《中州学刊》2006年第4期),收入所著《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9页;《〈汉书〉的海洋纪事》(原刊《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增补稿收入所著《东方海王:秦汉时期齐人的海洋开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6—319页;《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3日11版;《上古地理意识中的“中原”与“四海”》,《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等等。


[19]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原刊《学人》第5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收入《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4页;《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原刊《九州》第一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收入所著《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所著《我们的中国》第四编《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第15页。笔者按,收入文集时文字实有修订。


[20]刘家和对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进行了考述,将商周、春秋战国分别划为萌芽、发展阶段。《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第305—316页。


[21]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原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又刊《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初印于1926年),收入《顾颉刚全集》之《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0年,第202页。相关又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原刊《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1930年,修订稿又刊《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收入《顾颉刚全集》之《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249—306页;《史林杂识初编》“黄帝”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180页;《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2年,第7—11、77—101页。


[22]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原刊《孔德旬刊》第34期,1926年,又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期,1927年),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原刊《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3、4期合刊,1936年),均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第33—41、82—117页;顾颉刚:《周官辨非序——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原刊《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第394—404页。


[23]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原刊《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又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集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收入所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45页;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近期推进及反思又见郭永秉《近年出土战国文献给古史传说研究带来的若干新知与反思》,《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5—247页。


[24]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第221页。


[25]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26页。


[26]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第222页。


[27]参见李锐《上古史研究之反思——兼论周人古史系统的转变与礼制之变化》,《河北学刊》2015年第6期,第67页;李锐《上古史新研——试论两周古史系统的四阶段变化》,《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99、110、112页。


[28]《史记》,第3、6页。


[29]《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1—12页。《大戴礼记·五帝德》作“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文字略有出入。[清]王聘珍著,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页。


[30]《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13—14页。《大戴礼记·五帝德》作“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七,第121页。


[31]《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24、28页;又见同书卷二八《封禅书》,第1355—1356页。此采据《书·尧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尚书正义》卷三(《舜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8页上栏。又,《大戴礼记·五帝德》作“(帝尧)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后且有“其言不贰,其行不回,四海之内,舟舆所至,莫不说夷”。[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七,第121、122页。


[32]《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4页。


[3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3页。《大戴礼记·五帝德》作“(帝舜)南抚交趾、大教,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履四海,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清]王聘珍,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七,第123、124—125页。


[34]《史记》,第77页。


[35]《尧典》的成书问题复杂。顾颉刚因《尧典》有十二州而非九州,初以“取事实于秦制”,后以“武帝时之伪造《尧典》”;陈梦家认为“《尧典》为秦官本尚书”,包括“五载一巡守”等内容,可能是“当时齐、鲁的儒者为了给秦始皇的新制度找文献的根据,局部的修订他们的经文传本”。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32—142、342—348页。然而,《尧典》因有甲骨卜辞所见四方风名,又确实当有特别早的文献来源。依目前战国简出土情况来看,很多过去认为是秦汉以后成书的作品,形成时代还当溯至战国中期左右。故相对于“大一统”“巡守”为秦以后对前代历史书写建构的说法,秦实际继承、发展、延续春秋战国以来相关观念的认识,或更可取。


[3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3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38]《史记》,第82页。


[39]《史记》,第96页。


[40]《史记》,第132、134页。


[41]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相关“‘巡狩’故事反映了交通实践与执政能力的关系。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了的‘巡狩’传说,其实可能部分反映了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王子今:《“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第5页。


[42]黄帝系统的五帝说外,当时还有少皞系统的五帝说,以五帝配五方五色,属于平面系统,比前者更具大一统色彩。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史》2017年第3辑,第23—24页。


[43]最新探讨参见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一、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75—81、179—197页;李凯:《先秦巡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44]王子今:《“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第10页。


[45]王子今:《“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第9页。


[46]《史记》,第2547页。


[47]《礼记正义》卷四,[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28—2729页。


[48][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卷九,第183页。


[49][清]黄生撰,[清]黄承吉合按,包殿淑点校:《字诂义府合按》“三代称帝”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49页。


[50]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原刊《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收入《裘锡圭学术文集》第五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相关问题辨正、补充,又见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李零自选集》,第73页。


[51]《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89年,第707页。


[52]《史记》,第108—109页。


[53]《史记》,第109页。


[54]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七,第157—159、162页。


[55]《商君书·画策》云“昔者昊英之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高亨:《商君书注译》,第136—144页。此言“甲兵不起而王”的神农,较“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黄帝,更显“名尊”,认为战争从无到有,而身处不同时代,实现政治的手段有别。篇末贬斥仁义,并以“不贵义而贵法”作结。上述与《吕氏春秋》所见“义兵”论说,明显有所不同。


[56]相关论说又参见本书第一章。


[57]另有学者从秦统一后宣布六国“暴乱”,斥责对方“倍盟”“畔约”的角度切入,开展论证。参见崔建华《秦统一合理化宣传策略的形成及改进——以初并天下诏为中心的探讨》,《人文杂志》2015年第11期。


[5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239、255页。


[5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页。


[6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0页。


[6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239页。


[6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238页。《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作“今秦变周,水德之时”,第1366页。《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及禹之时……及汤之时……及文王之时……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三,第284页。


[63]《史记》,第220、235、757页。


[6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5、2546页。


[65]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57页。


[6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3、246、250、252、261、262页。


[67]《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卷三一《项籍传》颜注引《三辅黄图》,第4169、1824页。此又见《水经注·河水》。相关资料整理、分析,还可参见李零《翁仲考》,收入所著《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2—46页。


[68]战国末期,探讨秦未来政治实践的用语中,“吞天下”“并天下”大致就已出现。《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章“说秦惠王曰:‘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苏秦曰:‘……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战国策》卷三,第78、81页;《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吕不韦为相……欲以并天下”,第223页。


[69]甚或时代稍早的《战国策·韩三》“或谓韩王曰”章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不与古同”。《战国策》卷二八,第1009页。


[70]《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今世当之矣”;《孟秋纪·振乱》“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一三、卷七,第296、162页。《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引《古史考》“王赧卒后,天下无主四十九年,以岁所在纪之”,第407页下栏。


[71]甘怀真指出,“战国以至西汉(中期),当时人所谓的‘天下’是指战国时的华夏,再加上楚国与秦国”,《“天下”观念的再检讨》,吴展良编:《东亚近世世界观的形成》,第90—91页。晏昌贵认为战国后期“‘天下’即指六国诸侯”,“‘天下’不包括秦国在内”。《秦简“十二郡”考》(原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收入陈伟等著《秦简牍整理与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收入所著《秦简牍地理研究》第一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5—56页。我们认为,“天下”概念随历史发展,前后有所变化。秦统一初所提到的“天下”,主要指包括秦在内的战国七雄等华夏诸国;至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北伐匈奴,南越五岭,“天下”大致扩展至包括北边河南地、南边桂林、南海、象郡等相关新占领区域。


[7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236页。


[7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239、254、245、247页。


[74]《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303页。


[75]《荀子·儒效》“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后杀《诗》《书》……是雅儒者也”。梁启雄:《荀子简释》,第93页。据此,“雅儒近于法家”。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第34页。


[76]战国秦君名号变更与内外部政治秩序的发展,参见本书第三章。


[77]“并天下”偏重事实意义的揭示,“大一统”更偏重理念和文化层面的界定。后者的包容性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名称与所对应功能的疏离。


[78]《史记》,第759页。


[79]《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759页。


[80]《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758页。


[81]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灭楚”问题的探讨》(原刊《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收入所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29页。


[82]《史记》,第2722页。


[83]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释文注释77页。


[84]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考古》1956年第5期,第22页;冉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第二章,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2002年,第67页。冉云艳提到,目前发现的相关瓦当“当心乳钉外有凸弦纹一周,边轮内亦有凸弦纹一周。双线界格将当面分为四区,每区内各饰一字,阳文篆书‘汉并天下’。多为传世品,考古发现较少,仅在汉长安城建章宫遗址出土一件”。因建章宫始筑于武帝太初元年,毁于新莽地皇元年,俞伟超指出“瓦当的年代在武昭之际的可能最大,晚至宣帝以后的可能性极为微小”。


[85]《魏书》卷九五“序”,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1页。


[86]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结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49—250、254页。


[87]〔日〕谷中信一:《戦國時代後期における“大一統”思想の展開》,收入《日本中国学五〇年記念論集》,汲古書院,1998年,又收入《斉地の思想文化展開と古代中国の形成》,汲古書院,2008年,转引自〔日〕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王安泰译,《台大东亚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第65页。


[88]〔日〕阿部幸信:《漢初“郡国制”再考》,《日本秦漢史学会会報》第9号,2008年,第57—65、69—75页;〔日〕阿部幸信:《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第67—70、79—83页。


[89]〔日〕阿部幸信著,徐冲译,吕静校:《汉初天下秩序考论》,《史林挥麈:纪念方诗铭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30—131页。


[90]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页。


[91]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下,第134页。


[92][汉]刘向撰,向宗鲁校注:《说苑校证》卷一五,中华书局,1987年,第369—370页。


[93]《汉书》,第4105页。


[94]依此理解,汉初以来固然可称“一统”,然“并天下”表述习惯是否早至汉初,抑或晚至武帝始多见,反而有待考量。


[95]《史记》,第2698页。


[96]《汉书》,第2112页。


[97]《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98]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185页。


[99]《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5页。


[100]《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1027页。


[10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3页。


[102]《汉书》卷一三《异姓诸侯王表》,第363—364页。


[103]目前所见汉代唯《焦氏易林》对秦使用了“一统”语,《焦氏易林》卷二《大畜之第二十七》“离”卦、《坎之第二十九》“剥”卦、卷四《旅之五十六》“泰”卦,均作“延陵适鲁,观乐太史。车辚白颠,知秦兴起。卒兼其国,一统为主”,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134、261页。后世《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有“及始皇一统,傲视百王”语,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9页。


[104]《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第3319页;《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赞曰:‘……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第1270—1271页;《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太昊帝”条“《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第1012页。而新莽定五德,秦同样被列入闰统。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全集》之《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401—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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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孙闻博著.--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2,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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