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是中国社会理想中的古老价值，也是繁荣的现代社会中重要的当代价值。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感谢你们对邀请我讲述这样一个复杂的主题所表达出的信任，并展示其中蕴藏的考验与机遇。对我个人而言，此次演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你们期望的并不是陈词滥调，而是基于"新形势"的"新构想"。

实际上，我本希望将这场讲演放在四星期之后。那时，我们或许能够在党政领导的交接确认后，展望中国将在何种政治路线中在更多的范围内追寻和谐。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新的路线尚不明确，我才可以在不受干扰地思考，并在这里率直地陈述我的想法。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们渴望怎样的和谐，又是怎样的和谐对中国有益？

每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眼前都会浮现出十年之前参访中国的圣山--泰山时偶遇的一对青年夫妻之事。他们虔诚地将红色的缎带系在树枝上，祈愿快乐与和谐的情景依旧栩栩如生。很可惜，我并未能询问他们，他们所寻询的究竟是何种快乐与和谐。

故而，当了解到杰拉德?勒莫斯（GerardLemos)教授正在从事的研究时，我格外兴奋与好奇。勒莫斯教授是城市与聚落规划方面的权威，他近年来开始研究重庆，并希望通过这座城市，了解中国民众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愿望。除却充分观察学校、社区以及工作场所，他在征得当局同意之后，于文庙、道观和寺庙等地设置"许愿树"，以供人们公开而匿名地表达自身的希望与忧虑。

这场实验得出了什么？它显示以往的乐观情绪正在逐渐消失；许多民众正为焦虑所折磨，并渴望自由安定已久。许愿树记录下来的现实的忧虑中，有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对父母、祖父母，尤其是对孩子自身的影响，有入城务工，有不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有高昂的教育费用，也有来自失业的威胁。不过，在某些地方和区域政府经常被证明充斥着不作为以及腐败之后，这里的人民又能期盼什么呢？

我不清楚你们是否会同意该研究的如下结论："当肉身的饥饿渐渐消退，精神的饥渴却慢慢升起。人民正在内化这种焦虑和愤怒，他们的内心充斥着对生命意义、自我价值的怀疑，这也被称为'社会失范'(IHT,10.9.2012)。"换句话说，相对于人们所祈愿的和谐，一种危险的"社会失范"日益凸显，这是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缺乏社会联系和社会价值，也"缺乏社会伦理并进一步导致道德败坏"。

以上说辞是否过于夸张？最近一起谋杀和腐败丑闻已经为党政高层敲响警钟，这起丑闻将中国一位前领导人及其夫人牵涉其中。在2012年4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中，中国总理温家宝警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他还补充："中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IHT,17.4.2012)

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要如何得到保障？是通过更多的法律？但当法律本身受到质疑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并无意义。是建设通过更多的警署和法院？但当公安、司法系统和军队也开始出现腐败倾向，这样的行为同样没有意义。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它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各个角落。我想到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由环法自行车赛的美国人冠军精心策划的系列性作弊，他至今仍不悔改；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法国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性泛滥事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社会失范以及道德败坏？我们应该如何促进和谐？

回归宗教是否是解决途径？宗教是否能够重建和谐？中国政府对多元宗教的容忍，甚至从某些方面对宗教的扶持，无疑是可喜的进步。同时，为了可持续的发展，中国需要三到四亿有宗教信仰的人群（据新华社2007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但严峻的现实是，当一些人寻求道教传统的庇护时，另一些人正在追寻佛教的传统，或者又有另一群人皈依于基督教或其他传统。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达到和谐？同时，还有些人对于反日的民族主义表现出了宗教般的热诚；有些人想回归原本的毛泽东主义，但还有些人更愿意在物质和消费中寻找快乐。我们也不能忘记在社会中还有一个数目可观的--且以青少年为主--的群体：他们或赌博成瘾，或嗜酒成性，或迷恋色情，或将自杀作为最终归宿。如何在不同信仰、不同观点的人之间构建起和谐的关系，将会是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任务。

因为类似的原因，不同的伦理体系对于重建和谐依旧作用甚微。这些伦理体系很难在一个自我认同出现危机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传统伦理亦不仅仅是儒家伦理，他还将佛教和道教的伦理包含其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儒家伦理都不能作为全中国的代表。但它确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他的影响远远超作为国族意义上的中国的疆域。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当今世界，即使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也必须以具备全球视野。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科技以及沟通方式全球化的影响。这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成就，但世界性的危机也随之而来：气候和能源危机，金融和经济危机，债务和政府危机，无一不足。这些皆非天灾，而是人祸。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这种可以克服任何此种类别的危机、或者一举消除所有危机的灵丹妙药。显而易见，呼吁一种拥有共同基础的核心伦理、人性伦理、或者世界伦理，自然也不能提供能将所有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现成药方。但是这种世界伦理的理念仍然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寻求答案的努力：只要它在全球化世界的诸多危机中能提供一种能涉一切生活领域--无论领域之巨细，无论关涉者之长幼--都有可能获益的伦理导向框架（世界性的与国家的）以及某种类型的道德指南。

在西方，普世人权观念的成形是在18世纪之后，得益于美国与法国的革命；而迟至1948年，这些权利才由联合国大会公布，进而成为对所有国家产生约束力。在东方，或者说在中国，尤其源于圣人孔子的贡献，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已经见诸文献。他们与个人对社会和国家责任互为表里，此理念的两大基本原则，也是世界伦理的基础：其一是人性原则："每个人都应得到人性的对待，而不应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其二是推己及人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今天的民众来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意识形态或一些宗教传统显得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世界伦理绝非人造的"超级结构"，绝不是一种"人为抽象的世界一体化伦理精神"。它尊重由宗教或哲学方式奠基的道德文化的多样性，并且绝不压制那些善意的拥有不同见解的人们。它的根基是不同民族的古老智慧和基本的生活原则，这些智慧与原则自人类与动物世界揖别之日开始，就塑造了最原始的人类，并且从诸种文化的不同宗教与伦理传统以及习惯法之中积淀而成。

在世界上最具多元性的地域能够发展出相似的价值规范并非偶然。这些规范集中在四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领域。

首先是保护生命的原则：除了某些特例（战争、酷刑），禁止如宰杀动物般屠杀人类。

保护两性之间关系的原则：比如，澳洲原住民阿波里津人的婚嫁礼仪至今都远远较现代社会居民的仪式繁复。

保护财产的原则：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大变革之后，除了猎人、渔夫和采集果实者之外，定居的农民和畜牧者也越来越多，因此产生了对于土地和私有财产的需求。

促进真实的原则：特别是在成熟的文明和宗教里，真实性与可信赖性的特质越来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同样，人们由于特定的人性品质而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赞誉（"荣誉"），也日益彰显其其意义。

这四个视角是正确理解世界伦理理念的基础。伦理原则和价值不需传授或者强加于人。与之相反，伦理态度蕴藏与人类本性之中及其进化过程之中，故而人们对于和谐共存的意识，只需被重新唤醒。

世界伦理完全符合2012年北京论坛的主题。它希望以共有的，关注全人类福祉的基本伦理价值、规范和态度为基础，促成各宗教、文明之间的和平，并为"文明和谐"以及"共同繁荣"服务。

对于一个举办于北京的论坛，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拥有共同基础的人文主义的伦理理念意味着，古代中国的智慧正以特殊的方式，呈现为现代的伦理精神。此种理念并非西方的舶来品，也并非外界强加的异质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此种理念反而可以被视为蕴含在古老传统中的道德遗产的再次醒觉。

今天，人们正寻求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价值，我们可以描述为"同"，即多元文化的共同之处。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都需要对此引起重视。值得注意，"同"并不意味着宗教的"统一"或者文化的"融合"。与之相反，不同宗教和文化的独特性理应被坚守，而任何试图将之统一的倾向都应被避免。经由这样的路径，世界伦理理念会将成为"大同"理想的助力；而这种"大同"理想，亟需在全球文化、全球政治以及全球经济语境中得到张扬。在对世界伦理的关注中，中国的古老智慧将被再次唤醒！

此种再次唤醒的过程已经持续颇久。1997年9月10日至12日，首届"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研讨会在北京大觉寺举行，共有24名学者参与。会议宣言中，与会者确认中国传统伦理强调"和而不同"。这份声明将之认定为构成世界伦理核心价值和基础的组成部分。

与会者们强调，认识和接受多元性是"世界伦理"的必备特质，也确是其前提之一。故此，秉持不同观念和从事不同实践的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才可能在精神层面上平等交流。

此次会议也讨论了"天道"、"仁慈"、"中庸"等一系列概念，以使世界伦理的表述具有中国特色。同时，这些理念还可以使"世界伦理"在精神和价值上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当"仁者人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关于"仁"和"恕"的两项世界伦理的基本原则来自于古老的中国的教义时，这种权威性尤其突出。

世界伦理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观念是一个起点，而非最终目标。我们依旧需要在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继续对话并取得共识。与会者们还表示，希望"全球伦理的视野在将来会得到充分发展、宣传和实践，以助于维护民族或国家间的，地区性或国际性的道德秩序的建立"。

他们的期许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一种"世界伦理"的视野不断取得进步，并开展了宗教、政治和科学间不同视角的比较。4年之后，第二届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大会于2001年10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各个大学和机构的学者。此次会议认肯了第一次会议的成果，并申明中国学术界已经对世界伦理的主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承认其必要性和紧急性。这些学者认为，人类今天面临的无数令人担忧的趋势和问题都具有一个伦理的维度。诸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加剧的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等21世纪初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根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源于世界伦理的缺乏。

第二次会议发表了一个完全支持《世界伦理宣言》（Chicago,1993）的声明，倡议了对世界伦理更多的学术及新闻支持。参会者在讨论了诸多有争议性的问题后最终同意了以下几条重要的共同点：

1）两项基本人性原则是："每个人都应得到人性的对待"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四项不可动摇的律令是：

一、非暴力和尊重生命

二、团结与公正的经济秩序

三、宽容与信实性

四、两性间的权利平等和伴侣关系

根据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与会者们表达了他们的以世界文化和谐共处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基石的信心。这份宣言简要介绍了来自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多元观点和核心理念，并以此确认了四项不可动摇的律令。中国传统伦理尤其强调家庭，并将家庭视为社会的基础。故而，在"五常"之中，有三项关乎家庭。

一个问题自然由此产生：这些关于伦理价值、规范和态度的言论如何在现实中产生意义？在结尾处，我希望简要的回答。即，他们提供了一种基础，以帮助信任的成长。我不清楚将当今中国称为"低信任社会"是否合适。人们论证，作为传统上相互信任的乡村和家族机构已经被摧毁，而新的、基于法制和司法独立的新结构还未建立。毋庸置疑，许多实例可以反驳这种主张。

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当人民相信他人不会欺骗自己、偷盗他们的财物、对自身施以暴力，或当冲突来临时进行清算，他们才能够享受信任的快乐。只有当两性之间将对方视为伙伴时，他们才能够享受信任的快乐。对生命的尊重，对财产的保护，对真实的尊重以及两性间的伴侣关系，将是一条适宜于全人类的共存之道的基石。即使是幼童，也需要在诚实、信任和依赖的基础上学习语言的应用和达成社会化。也是以伦理标准为基础，人们在家庭、学校以及工作场所的共处才变得可能。只有以此为基础，共同的和谐与繁荣才能在现实中实现。

最后，我祝愿此次北京论坛圆满成功！来源：孔汉思11月2日在北京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