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 赵玉增: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转型时期和谐理念的司法体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4-11-13 19: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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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赵玉增  

   [摘要] 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时期凸显利益多元化特征,而和谐社会的司法建构,应当在保证争讼主体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以整体性观念衡量利益纷争。对话的法律论证模式从程序上保证了多元主体参与法律决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但是,只有平等的对话与协商难以有效解决纠纷,法律决定是在对话式法律论证的基础上,依据融贯的司法信念进行整体衡量的结果。

   [关键词] 社会转型 利益多元 法律论证 融贯论 和谐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步入多变的社会转型时代,从封建专制到现代民族国家、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每一步发展无不是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家与社会的一元格局逐步被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所取代,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必然带来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社会矛盾也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在这样一个多元时代背景下,当前政治道德中的和谐理念如何在司法层面得以体现?现代司法理论中的法律论证模式以强调整体观的融贯性为衡量标准,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可能的途径。

   一、社会转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对于社会转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付子堂从转型时期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角度,认为中国正踏上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漫漫征途。 马长山则强调"社会整体转型",整个中国社会实现着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从伦理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一体同质社会到多元异质社会、从集权规划社会到市场自主社会等等的转换。 也有学者在费孝通将社会类型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社会转型也就意味着法理社会对礼俗社会的取代"。 从学者们的认识来看,彼此之间的见解不尽相同,笔者认为,这些不同的观点并无对错之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视角透视这个正在变化着的社会,有的是从某个视角对当前社会变迁的解读,有的是从整体上概括整个社会的变迁。从某个角度来讲,当前整个社会的变迁,莫不是以经济制度的变化为基础,因此,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是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根源。可以说我国的社会转型始于经济转型,也由经济改革主导,与现今社会变化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是始于1993年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的发展从计划到市场,从行政主导到经济自由,极大调动了个体对经济发展的参与积极性。在微观上表现为个体利益的增加以及个体权利观念的觉醒;宏观上的表现,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以及经济总量的增加:中国经济近10多年来每年都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2004年达到136500亿元。影响社会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全球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之间的交往愈来愈密切,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导致其他领域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政治、文化以及法律都展现着全球化的趋势。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适宜于国家与社会一元化关系的生存。这种一元化关系是一种国家优先、社会丧失独立空间的发展模式,国家为先的价值观念必然钳制个体利益的生存空间,因此,计划经济时代是个体利益诉求被忽视的时代。而市场经济孕育了经济成分的多元和利益主体的分化,促使国家与社会逐步走向二元分离,社会主体的结构逐渐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 社会主体逐渐脱离国家观念的影响,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个体利益观念开始觉醒,维护个人权利、实现个人利益的诉求逐步高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不仅使整个社会呈现百家竞争、百花齐放的欣欣向荣局面,而且对于我们习法者也是个利好的消息。从西方法治实践来看,法治社会形成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所产生的市民社会之基础上,当前中国的利益多元格局,不正是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一个奠基吗?传统上以"礼"和"俗"为主的调整手段,正逐步转向主要依赖于法律的调整。另外,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滚滚洪流,国外利益集团迅速渗入国内社会,全球化使中国经历着"由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的转变,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更加复杂,这必将影响对之进行调控的社会规则的转变,"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社会结构、主体交往行为方式的转型,这些转型必然意味着规范它的社会规则的转型,而社会规则的转型,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就是法律的转型。"

   在享受社会转型带来的益处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体制的不成熟甚至失误,中国在利益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经济利益的怪胎--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是我国在市场发育程度低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不良现象,他们在成本相同甚或低下的情况下,能够攫取远远高于市场机制下其他经营主体所能获得的利润;而且,他们能够利用原有特权和新控制力,形成极强的投机性和排他的不正当竞争能力,这对于崇尚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强有力的破坏性因素。另外,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其他社会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社会公正体系失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成为严重问题等等。由此可见,社会整体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增长更加稳定,反而由于对经济发展的偏重导致对社会平衡和社会公正的忽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负面效应极大地阻碍了法治社会的生成,同时也给法律对社会的调控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

   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全球化的进展,促使当前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化。需要思考的是,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治社会,使法律能够有效调控由多元主体竞争所产生的纠纷、并有效解决因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从而在微观层面践行和谐理念?

   利益多元以及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从管理模式向对话模式转变。市场经济管理模式下,由于社会的迅速分化,形成各个利益集团和阶层。主体的多元必然产生竞争,市场模式下利益主体的生存方式如同自然环境下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一般,强者生存、弱者消亡,如果只考虑某一个或某几个利益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话,单纯依赖市场的调节足可以完成这一任务。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生存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生存,发展是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为实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并达致彼此间的和谐共处,各利益主体必须依赖法治实行对话式的纠纷解决模式,通过相互间的妥协与让步实现利益共享。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当存在,会形成不同利益集团或阶层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失衡,如果这种失衡状态得不到及时调整,弱势群体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弱,强势群体则越来越强,后者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会不断增长,极容易形成两极分化。毋庸讳言,两极社会是一个危险、断裂的社会,各利益集团或阶层之间、尤其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相互之间难以实现有效沟通与妥协。如前所述的贫富分化、失业、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都显示出中国正走向社会断裂与失衡的危险边缘。对于社会的失衡状态,单纯依赖市场调控是行不通的,因为单纯的市场机制是一种自然竞争机制;依赖过去管理型法律调控也是难以奏效的,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具有较多影响国家决策的能力。要缓解市场机制不完善带来的阶层认同危机、及时消除弱势群体的社会不满情绪,必须建立对话的法治模式,以法律调控各利益群体并使之形成良好的利益妥协和互动发展。

   二、多元利益纠纷的司法解决:对话模式的法律论证

   对话的法治模式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制度建构中立法层面的对话和纠纷解决中司法层面的对话。对于立法层面对话机制的确立 ,已超出本文主题范围,在此不予过多讨论,我们主要关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司法对话模式,在微观层面寻求实践和谐理念的可能性。

   解释学上常讲的一句话是"文本制定出来作者便死亡了",这句话置于法律领域就诞生出如下的意义:法律一经制定,其意义便凝固在文本之中,因此才有了法律的制定始终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困境。社会转型时期,新生社会关系的大量产生并急剧变化,并且,强调主体间对话的全民公决式立法过程推迟了法律文本完成的时间,更是凸显法律的滞后性。若强求法院适用明显滞后于社会情势的法律规定解决纠纷,显属不适当之举,且难以有效解决纠纷,转型时期法院政治功能的增强则体现了法院面对纠纷骤增时的较强应对能力。

   现代司法活动的功能不仅是有效解决纠纷,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功能。"现代司法活动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首先表现在国家和社会,或政府官员与公民的关系方面。现代司法活动与历史上的司法活动相比,其重要意义不在于其纯法律功能的变化,--实际上诸如解释法律和惩戒犯罪方面的基本功能方面可以说是亘古未变的,而在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嬗变。法律和司法机关在历史上曾长期是用来对付民众的,而现在也可以对付政府和官员并保护公民的权利。" 相对于政府和官员来讲,公民显然属于弱势群体,法院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反映了司法对不均衡地占有资源的社会群体进行利益平衡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认同危机。当然,这只是从官员与公民相对关系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司法活动的政治意义,延伸开来,对于缓解既得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群体的紧张关系,现代司法模式也有较强的应对能力。现代司法模式以多元主体间的沟通与对话为基础,一方面弥补了法律文本对社会关系急剧变化的滞后性之不足,另一方面作为法律商谈理论的典型代表,其对话特征为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调提供了可能途径。

   从理论上讲,法律论证的模式有对话、修辞和逻辑之分,而对话则是法律论证的基本形式。 对话,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学理论,或称论辩术。在古希腊时期,论辩术就被当作一种专门的技艺传授,主要应用于公众集会场合和法庭上。俗话说,道理越辩越明,在古希腊时期,论辩行为即被当作发现真理、展现智慧的一种方式。从现代法治理念的角度讲,如果把古希腊时期当作法治理论发韧的源头,那么,对话之于法治的意义则在于给予论辩者一个平等参与、表达自己意见的程序性权利,这对于司法公正尤为重要。现今的法社会学研究则表明,法律决定是个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的过程,而并非法官的单独行为。 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浪潮主宰人类社会的背景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已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多元的主体必然表达多元的利益,尤其是在司法场景中,处于纷争之中的当事人会尽最大努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以之影响法官的决定。如此一来,"司法场域是一个围绕直接利害相关人的直接冲突转化为由法律规制的法律职业者通过代理行为进行的辩论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 有了对话式的论辩,司法决定不再是法官单独执行法律权威的产物,而是经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而形成的结果。"事实上,法律解释决不仅仅是法官考虑为判决提供法律基础的单独行为,判决至少就其起源而言,与法律和理性无关。法官既不是作为一个小心翼翼地、忠实地适用规则的解释者来行事(如同伽达默尔相信的那样),也不是作为受'具体化的方法'的严格演绎所束缚的逻辑学家来行事(如同Motulsky宣称的那样),法律显示在判决中的实践内容是拥有不同等的技术性技巧和社会影响的法律职业者之间进行符号争夺的产物。"

哲学解释学为法律决定过程的对话性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伽达默尔在理解、解释、对话等诸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解释学哲学体系,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在解释学经验中,文本之于读者或读者之于文本都不是自言自语的"独白",不是说教,不是耳提面命,而是倾听与交谈、理解和交流,对话使解释成为一个问答过程。" 当哲学上把理解、解释看作不同观点之间交流、对话过程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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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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