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6 次 更新时间:2012-11-06 0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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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摘 要: 生活世界有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 “精神生活”。能够长期延续的生活,在这三个维度上积累,形成传统。生活世界外生的或内生的变动,也依这三个维度分解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变动。与传统相冲突的变动,只要足够强烈就可使传统持续演变。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是变动与传统的持续冲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可表述为适合市场经济的 “小世界”网络结构的扩展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机会、财富和权力在人群当中的 “幂律”分布,从而引发普遍的正义诉求——表现为大众对 “公平”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在精神生活的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在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的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的演变为情感主导的。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

  

  关键词: 基本问题; 正义; 心性

  

  一个 “问题” ,首先,它的英文是 “an issue” ( 常译为 “议题”) ,而不是 “a problem” ( 常译为 “问题”) 。其次,它由下列三个条件界定了它的基本性质: ( 1) 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内发生并等待求解,越是基本的议题,越令人困惑且长久地挥之不去; ( 2) 求解问题的路径不唯一且存在至少两条同等重要但相互冲突的路径; ( 3) 在发生这一问题的情境内,受这一问题困扰的人们不断积累和寻求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传统。

  据此,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应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不去的议题,当中国人试图求解这一议题时,立即陷入两难困境,因为存在着同等重要但有根本冲突的不同政治路线。为生存而不得不奋起求解这一议题的中国人的努力,于是沉积为关于基本问题的本土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这样的传统,主导了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似乎仍在主导目前和未来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目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许多困扰。这些困扰可依照下述三个维度加以排列: ( 1)物质生活的维度; ( 2) 社会生活的维度; ( 3) 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 ( 物质生活的维度) ,或许那时多数中国人因此而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 “为富不仁”和 “官商勾结” ,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 ( 社会生活的维度) 。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 ( 精神生活的维度) 。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从而成为一场总体危机。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 “正义”———在这一观念最原始的意义上。

  我们生活体验里关于正义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被称为 “正义感”。我们的感觉,佛家列举 “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前面的五种在人类是专业化了的,有 “感官” ,其感觉称为 “官觉”。五种官觉之外, “意”是第六识,称为 “意识” ,它的感官,在英文称为 “mind” ,在中文称为“心”。可是英文有 “heart” ,对应的解剖结构称为 “心”。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主 “意”的 “官”就成为一个问题。为了更迅速地从事物外部认识它,笔者可以找到演化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根据来说明我们的任何感觉都有而且必要地有一些模糊性。于是,任何感觉都可能变得更清晰,这一过程称为“分析”。例如,我们要让语言变得更清晰,就施行 “语言分析”。基于这一方法的哲学,就称为 “分析哲学”。所以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分析哲学家,本意很可能是要让他自己感觉中的世界变得更清晰。

  我们的正义感,也是可以分析的。半世纪前,分析正义感②的时候,人们常引罗尔斯的正义论或“以公平为表现的正义” [3]。其实,罗尔斯的分析框架有太强的逻辑假设 ( 只适合于每一个人已经具有自由精神与民主精神的社会) 。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阿罗的方法来表达人们的偏好,这就远比罗尔斯 ( 最初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确立的) 的预期效用理论的方法有更弱的逻辑假设从而有更强的解释力 ( 不仅适合于民主社会) 。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里确立的 “偏好”表示,也是当代经济学规范理论的开端。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观察和体验,我们常说某社会甲比某社会乙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 借用阿罗的分析框架 ( 分析的逻辑与演化的历史是不相容的) ,我们每一个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验,原则上,可将这一社会的全部逻辑可能状态依照这些状态在我们感受中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在谈及 “价值”( value) 时,小密尔给出 “utility”( 效用) 的定义: “importance felt”( 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真可谓精辟。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效用的更现代表达是 “偏好” ,即事物或状态的重要性排序。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之后,当然可以有关于这一社会各种可能状态的排序。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足够体验之后,一个人,当然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偏好,称为他关于社会甲的偏好和关于社会乙的偏好。此处,有必要更清晰地界定 “偏好”。由此,又引出演化论的视角。

  遵循阿罗的 “偏好”表示方法,我们假设 ( 偏好的 “完备性”) ,一个人可以将世界的全部可能状态,依照他感受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并且这一排序不能呈现循环 ( 偏好的 “非循环性”) ,因为循环意味着自相矛盾,而自相矛盾的排序使人不知所措。于是,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重要性排序的向量,其中的每一分量对应着世界的可能状态的一个等价类 ( 循环可视为等价) 。理性的个人,总是希望实现他的重要性排序里位置较高的那些等价状态,并且据此参与 “社会选择”过程,投入资源,以期实现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讨论社会选择的机制问题,我们就不必讨论社会选择的各种 “不可能性”和 “可能性”定理。这时,我们可以说的就是: 每一个人排序里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依赖于这些生活方式在其他人排序里的位置。一个等价状态类是 “帕累托改善” ,若它在每一个人的排序里都有高于现状的位置。如果存在帕累托改善③的状态类,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正义问题就是: 为何不能实现由这一类状态表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成员的更好生活? 关于上述的最简单正义问题,经过反复思考,我们不难明白,它的清晰解答要求我们界定 “世界的可能状态”这一观念。如果在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排序向量里,世界的可能状态包括了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那么,例如通过 “交换”可能达到的状态,意味着潜在的帕累托改善。一旦允许个人的重要性排序里包含潜在帕累托改善,我们知道,社会选择就可能出现循环 ( 即允许 “后悔”) 。如果世界的可能状态不包括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则每一个人加以排序的,可称为 “静态”排序。在静态的世界里,怎样定义 “可能状态”?

  如果一个人从完全静态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任一可能状态,要么是已经实现了的,要么是潜在可实现的。任一潜在可实现的状态,要么由他想象中的诸种努力可以实现,要么在他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实现。换句话说,任何潜在可实现的状态,对他而言有成本 ( 努力的代价或等待的代价)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仅对已实现的状态加以排序,又根据这一排序里各状态的位置,通过以某一状态 “交换”另一状态来改善他的生活,并在不能有所改善时停在某一均衡状态里。在阿罗阐述的社会选择理论的逻辑框架中,一个人不仅对已实现的状态而且对潜在可实现的状态加以排序。任一潜在可实现状态,要么等待一段时间才可自然实现,要么借助某种社会选择机制才可实现。若不考虑时间 ( 历史与逻辑不相容) ,那么,阿罗指出,我们可以假设,每一个人在全部逻辑可能的社会选择机制的集合上有一个重要性排序。于是,每一社会成员可努力争取实现他想象中较好的社会选择机制,然后,借助实现了的社会选择机制来争取实现他想象中较好的状态。依此类推,阿罗指出,可以无穷递归到最高的选择层次,即布坎南所谓 “立宪”层次。在立宪层次,社会必须选择 “宪法”本身,即在全体逻辑可能的宪法的集合上的个人排序与社会选择。

  以上所述,遵循彻底的理性选择思路。我们可以定义: 在这一逻辑框架里每一个人从可能状态层次到立宪层次的完全理性选择 ( 即永不后悔的选择) 所需要的信息,称为 “完备信息”。事实上,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要求完备信息。不仅如此,一项信息,要么有意义却不被理解,要么有意义且已被理解。只有已被理解的信息才对理性选择有所帮助。理解了的信息,称为 “知识”。由阿罗确立的“社会选择理论” ,要求完备的知识。

  可是,对任一个体或任一群体而言,知识,只能是 “过程” ,它不能完备。知识过程与个体或群体在生命过程中的感悟不可分离,这一不可分离的过程,它的基础是生命感悟,笔者称之为 “怀特海三段论” [4]: 在有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有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生命只在生命过程中获得感悟或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这是因为,首先,在重要性诸多感受中最重要的感受称为 “死亡” ,并且不能感受死亡的便不是生命。其次,生命在向着死亡的生存中感受到具有重要性的全部知识,以 “更好的生活”为准则,并且与现状相比而言更好的生活必是 “未来的”因而是包含不确定性的 ( 有时间就有不确定性) 。最后,由奈特明确定义的 “不确定性” ,是无法预见的和不可重复的,即柏格森阐述的 “创化论”过程,这一过程只在它之内而不在它之外呈现关于它的知识。

  这样看来,我们要描述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不借助演化社会理论是不可能的。演化学说源于 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传统的道德哲学情感学派,代表人物是休谟和斯密。现代关于演化社会的道德理论和知识理论,源于哈耶克和波普。幸福、正义、仁慈和谨慎,苏格兰启蒙时期的道德哲学家们探讨这些情感的功能、协调、演化原理。一个社会,在演化视角下,没有最佳状态,只有潜在改善状态。并且,每一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潜在改善,相对于现状而言,不假设完备知识,只假设 “局部”知识 ( local knowledge) 。局部的知识,就是在特定情境 ( 局部) 之内关于潜在改善状态的知识。

  例如,在特定 “社会网络”的某一局部,可以有 “囚徒困境”博弈。在二人随机相遇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有 “合作”策略与 “不合作”策略。如果这一局部之内多数人在这样的博弈中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与多数人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局部相比,这一 “局部社会”的全体成员的福利很可能得到改善,这一改善可以是帕累托改善。虽然,这样的帕累托改善很难是稳定的。在 “囚徒困境”博弈中,背叛合作可获得比合作更高的个体收益。因此,合作策略的维持,依赖于合作或背叛合作的信息在局部社会里的传播方式。在 “乡土中国” [5-6],也即 “熟人社会”里,背叛合作的信息迅速传播,一次背叛所得的收益很容易被长期不再有合作者的损失完全抵消。故而,乡土社会里,合作是常态。在现代社会,信息在局部网络的传播方式千差万别,很可能不利于合作策略的延续。事实上,现代社会结构未必能使生活方式的潜在改善成为现实。

  何谓 “社会结构” ? 韦伯描述了三个维度,其一是经济维度; 其二是政治维度; 其三是价值诉求维度。韦伯描述的政治维度,曼又分离为两个维度: 军事的和政治的。根据曼的历史考察,首先,社会权力有四重来源: 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其次,不存在脱离上述四重权力网络的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社会”[7]。

  韦伯的框架和曼的框架,或多或少可以相互表达。不仅如此,开篇引入的 “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框架,与韦伯的和曼的框架,也可以相互表达。

  我们设想,每一特定社会,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维度,各有一些权力网络。曼指出,这些权力网络相互之间或有重叠,但不失为社会分析的标度。例如,当我们分析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权力网络时,我们在 “政治经济学”领域内; 又例如,当我们分析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权力网络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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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丁丁的文章永远那么晦涩 一哥 2012-11-10 18:22:49

  读的累。文章其实也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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