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志:哲学的专政

——《希腊政治理论》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1 次 更新时间:2012-10-17 1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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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志  

  

  【摘要】本文力图阐释柏拉图“理想国”体系的基本内涵,并揭示柏拉图在建构“理想国”体系时所用得逻辑方法。具体说来,第一部分阐述了柏拉图思想展开的逻辑基础;第二部分叙述了柏拉图思想体系产生的背景;第三部分分析了“理想国”的制度内容;第四部分综合比较了柏拉图“理想国”体系与黑格尔“伦理”体系的异同。

  

  【关键词】柏拉图 心灵类型 理想国 黑格尔

  

  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

  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一

  

  我们离柏拉图其实并不遥远。

  就哲学研究的原则来说,在两千五百多年里,柏拉图始终是站在属于最为深刻的那一行列里。或许,只有像黑格尔这样位数不多的几位大师,才能真正与柏拉图比肩。

  对哲学进行了一些研究之后我们或许会体认到,有什么样的心灵(mind/spirit)类型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论,有什么样的心灵类型就会有什么样的存在论,有什么样的心灵类型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论偏好。哲学研究不应当一开始就扎进知识论、存在论、价值论等里边去探求某种确定真理,而是应当首先确定心灵类型的划分,在心灵类型的划分基础上再去相应地探究其知识论、存在论、价值论等。哲学史上这么多的纠纷,某种程度上或许源于哲学家们舍离了心灵类型这一起点,从某些偶然经验出发直接去探求知识论、存在论等次一级的问题,然后把探求得到的本来只是属于某一单一心灵类型的知识论、存在论等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属于所有心灵的知识论、存在论。

  借助“多声道”的辩证法,柏拉图不仅找到了“心灵类型”这一哲学的起点,而且为相关的心灵类型编排一种逻辑意义上的谱系。谱系化的心灵类型使柏拉图和所有的相对主义者区别开来了。当有人说黑格尔是典型的希腊人时,或许就是在说黑格尔通过《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彻底探究各种各样的心灵类型或精神结构,并把这些心灵类型或精神结构依照逻辑上的彻底性(absoluteness)程度进行编排。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眼中,心灵类型之间确实存在等级差别——在黑格尔那里他们充当各不相同的辩证逻辑环节(moments),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共时存在的。

  尽管在等级或逻辑中是具有等差的,不同心灵类型在现实中具有共时性这一情况,在纯粹哲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中关系极大。在纯粹哲学研究中,它意味着不同哲学之间“只有深浅、没有对错”(叶秀山先生语),探究肤浅心灵类型的哲学,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错的、不可信的,而仅仅只是说他所把握的内容属于较为肤浅的心灵类型而已;同样,探究深刻心灵的哲学,也不意味着它具有排他性的正确性,而仅仅意味着他把握的是一种深刻心灵的存在形态罢了。而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把握了较深刻心灵类型的政治哲学不能依据自己的立场主张一种垄断性的政治生活形态,因为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对其他心灵类型的合法的政治生活权利的剥夺。

  我们首先把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体系与相邻形态的一些思想体系做些比较。

  柏拉图的这种哲学(家)专政的共产主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共产主义仅仅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措施,为了行文的便利,我们这儿用“共产主义”这个术语指代“理想国”的整个体系设计。),和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之间,距离一点儿也不遥远。

  这三种政治形态理论所共同具有的一个特点,是让所有人都实现其价值、获得其应当的位置。就此而言,这三种政治理论形态是朝向公共目的的、大公无私的,它们同任何以统治者私人欲望和利益为目的的统治形态形成了区别。

  而它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也是具有致命重要性的差异——在于:

  就柏拉图的共产主义而言,它首先是明确了各种心灵类型的差别,在区别的基础上,由最具深刻性的哲人心灵所属的群体依据心灵类型的差别对各类心灵群体进行强制性安排。如果说正义就是各得其所的话,柏拉图共产主义是正义的,问题只在于它实现正义的方式——剥夺了哲人群体之外其他群体追寻正义、选择正义的权利。这种共产主义,虽然在实质上是正义的,但在现代眼光的审视下,剥夺其他群体选择自我归属的权利无异于奴役。柏拉图这种由特定权威依据实体正义原则强制分配社会地位的做法,也是所有父权制政体通常所实施的。

  就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而言,它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心性类型人群之间的协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形式法制下的阶级合作。形式法制首先悬置了心灵类型的差别——形式法制是悬置阶级的差别,而非泯除这种差别;然后,各种心性品类的人群在形式法制之下体现出平等性,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有限的相互承认。形式法制下有限的相互承认之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上,比如,一个农夫用他的面包去和一个艺术家的油画进行交换,通过交换,农夫依赖油画的获得实现了自我价值,而艺术家则通过获得面包实现了自我价值——双方彼此在对方那里获得了有限的“映现”、实现。这里的“有限的”是一个重要因素。形式主义的市民社会,能且只能使人们实现“有限的”自我实现,在农夫和艺术家的这场交换中,双方可能都是带着点自我嘲讽的态度来看待这场交易的,农夫本来应该使自己实现得更彻底些,可是他仅仅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在一幅油画里,同样,艺术家本来也应该使自己实现得更彻底些,可是他也仅仅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在一提面包里;双方可能都有“明珠暗投”的感觉。形式法制永远只能使人们的价值得到有限的、部分的实现,只能使人们获得有限的、部分的自由。

  就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而言,它是一种人人彻底自我实现、人们之间彼此彻底相互映现、人与人之间绝对相互承认的政治形态。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不再现实地、消极地接受各种心灵类型共时存在、各种阶级共时存在的状况,他致力于把所有心灵类型都改造、发展成为最深刻的哲人心灵,进而使所有人都成为绝对自由的人。为此,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是一个与阶级共和国不同的形态,它在形成自我的过程中必然要消灭绝对自由的阶级之外的所有其它阶级。在具备相同心灵的人们之间,这种理论形态不再满足于形式平等,也不再满足于人们之间的有限的相互承认;它追求一种主客体之间绝对的、彻底的相互映现,“我即我们、我们即我”,“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其他所有人实现自由的条件”,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彼此彻底的相互承认,他们的内涵彼此透明、形成一张没有任何遮蔽的中介同一的关联之网。在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视域中,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虽然取得了形式平等,具备了成员之间相互承认的基本平台(自由的市场机制),但成员间的承认是有限的、偶然的,成员间的关联关系是浑浊的、不透明的、“庸俗的”(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语)。为此,以人的价值作为着眼点,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高良心。

  现在我们把这三种政治理论形态做一些比较。

  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主体间交流机制,而后者具有形式自由的、以形式法制为具体形态的主体间交流机制。柏拉图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各种心灵类型的群体之间依照其本质固定在他们所应在的位置上,群体之间总体上是分隔开的。这与柏拉图所处的农业时代之背景有极大关系,我们知道,柏拉图是在农业时代的背景下进行他的哲学运思的。根据黑格尔的理论,农业时代的人们,其打交道的对象是直接的外部客体,如农作物、牲畜等,他们沉沦于外在的客体中,为此养成了一种直接的、无人际间反思的人格特征。在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中,人际间的交流、尤其是阶级间的交流,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人们只需要各司其职、把自己的精力投放到自己所司的客体性职务中,就能得到价值实现了,农民种好粮食、士兵守卫好国家、而统治者,尽管要协调这些不同阶级,但也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客体性事务来实施。柏拉图共产主义下的人们都在埋头司职,彼此之间不存在太多交流,似乎被一种鸦雀无声的沉默气氛笼罩着。而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则是以工商业为基础产业的。在工商业中,人们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然要经过市场、经过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此,主体间的交流、人际间的彼此反思和映现就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保障性机制了。柏拉图共产主义下的人们是通过自我技艺的施展实现价值的,而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中的人们则是要通过市场、通过把技艺的结晶转化为商品并出售出去才能实现价值。市民必然要依赖于他人才能实现自我,要在他人之中获得自己的实现与价值承认。从感官上看,和柏拉图共产主义的普遍沉默相比,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显得即杂乱、又喧哗。

  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与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相比,差异有二。其一是,前者属于心灵类型不同的群体之间合作的一种制度,即各阶级在形式法制下相互协调的制度,而后者是绝对自由的一个阶级内部的协调合作制度。其二是,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目标能且只能实现有限的、偶然的主体间相互承认,即人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自由,而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则力图实现彻底的、绝对的、普遍的主体间相互承认,即实现主体间绝对而普遍的自由。我们先来看前一个差异。市民社会本质是一种在形式法制基础上悬置了心灵类型差异及阶级差异的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形式法制为各阶级的协调与交流提供了制度平台;在形式法制之外,各个阶级仍然可以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只要它们不和形式法制相抵触。而共产主义,则是一种其他肤浅阶级都消灭了的、由绝对自由阶级单独组成的团体。在绝对自由的团体里,人们依照着绝对自由阶级自己的交流方式相互交流、彼此承认。至于其以什么样的具体方式实现交流和相互承认,黑格尔、马克思等哲人并没有给以说明,倒是在基督教和儒学这些同样最终致力于追求人与人之间绝对相互承认的形态里,我们能窥到共产主义的一些踪迹,比如说基督教的博爱、儒学的仁心仁性、民胞与物等。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差异。市民社会在形式法制下追求到的相互承认只能使有限的,具体说来就是,主体在客体中,仅仅只能实现部分的映现,黑格尔在《逻辑学》“概念论”中所描述的那些不完全判断和不完全推理的形态,表明的就是市民社会中这种主体间的有限承认。从机制的层面看,不完全的相互承认主要体现在以形式平等、形式自愿、形式公平和主观价值论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上。绝对自由理论家(如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最集中的批判就是洞穿这种形式自由的机制,指出其实质的不自由,具体说来就是用客观价值论(把社会劳动时间看做价值基础)批判主观价值论(以交易者形式自由的主观估价作为价值基础),指出主观价值论的形式机制其实掩盖了“剩余价值”的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就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层面来说,“剩

  余价值”就是绝对自由与形式自由之间的等差;只有把剩余价值包括进去,形式自由才能进展到绝对自由。为此,在形式自由理论家眼中平等自由的社会,在绝对自由理论家眼中则看到了形式自由掩盖之下对自由的遮蔽、剥削和社会奴役。

  我们用图表的形式来把这三种政治理论形态的异同标示出来:

  

  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

  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

  

  柏拉图共产主义 相同处为都二者是阶级协调的共和国;不同处为前者没有主体间交流机制,而后者具有主体间交流机制 不同处为前者是阶级共和国,而后者是单一阶级的社会;前者是特定权威专政下的阶级协调,后者是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前者没有主体间交流机制,后者具有主体间交流机制

  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

  ——

  不同处为前者是阶级共和国,后者是单一阶级社会;前者为形式自由的机制,追求有限自由;后者为绝对自由的机制,追求绝对自由。

  对柏拉图的思想之进行了分析之后,我们再来总体回顾一下。尽管说柏拉图的理论和现代的形式自由的市民社会理论、绝对自由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致命的差异性,但它们在基础起点上是有共同点的,这种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从心灵类型——在政治学上表现为阶级——出发来考虑自由的实现问题和具体体制的建构问题。

  心灵类型的问题是纯粹哲学研究、政治哲学研究和政治实践不可回避、必须处理的问题。人类是一个由不同心性类型群体组成的总体,心灵类型的问题是一切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协调好,人类才可能得到和平与最大可能性的自由。

  我们对政治哲学和公法学的研究,可能需要深入到心灵类型这一基底上;从这一基底出发,才能把很多问题分析清楚。

  我们在真理探索之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一段之后,抬头一看,柏拉图在前方卓然耸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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