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志: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平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16-08-16 23: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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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志  

   中国有至少三千年的政治文明史。在汉代,它就已经产生相当可观的政治经验了;汉代以后的各朝,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制度实践上,都有现成的、丰富的资源可以利用。[1]然而,1840年以来,中国的外在处境发生了范式变迁,原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变成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国由传统时代的天朝上国,变成现代性背景下民族国家。对于晚清中国来说,这一转变是激烈的。时人所感受到的,恰如一个孩子被人从“摇篮”中揪起,扔到了陌生的野地里那般。

   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程,就是传统中国在现代性处境中挣扎求生、自我重塑的历程。今日回顾,这段历程显得惊心动魄、纷繁复杂。然而,带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细细审视,我们又能够从中感受到相当的教训,汲取相当多的经验。当代中国依然处于现代性演进之中,诸多政治、法律的议题依然还需要审慎探索。重温近代历史中那些关键时刻,看看历史中人的忧思、关切和努力,亦算是一种“温故知新”、返本开宏。或许,前贤的智慧能给今日的我们提供某些启迪。

   面对晚清局势,梁启超算是“先知先觉”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康有为的熏陶教化下,对中国的状况、世界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知{1}(P.15-20)。梁启超以“立宪”作为处理时代问题的总纲领,在不同阶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本文集中审视梁启超在武昌起义期间(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的立宪努力,并力图通过这一透视,去进一步认知梁启超立宪思想的内涵。

   武昌起义如一声惊雷,打破了晚清时代沉闷的政治局面,革命党人的势力正式挤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地带,由满族亲贵所主导的清政府面临根本危机,北洋势力蠢蠢欲动……作为立宪派核心人物的梁启超、康有为也深深感到局势之变已是天翻地覆。他们原来的筹划已经不敷应对了,必须调整方案,才能跟上高速旋转的时势涡旋。概括说来,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这四个月的“非常政治”时刻中,[2]梁启超围绕立宪主题,根据形势变迁,策划并部分实施了三种政治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初期,他力图策动宫廷政变,拥护立宪阵营中的皇族亲贵载涛重组内阁、召开国会、抚慰革命党。随着形势变迁,此方案已不可行,梁启超于是策划第二个方案,发表以“虚君共和”为主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并以此为纲领,派出人马与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各大政治力量联络,意图向他们推广这一折中性方案,把清政府、革命党人和其他地方政治力量纳入到“虚君共和”的道路上来。这一斡旋努力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梁启超于是又展开第三个方案,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接近,准备分别从政治军事与舆论两个方面共同遏制南方激进势力。

   在四个月里,梁启超的三次筹划,都是以立宪为宗旨。他既不赞同清政府的保守顽固,又不支持革命党人的激进冒险。他所追求的乃是一种中庸之道。而此道的要义,在于寻求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所保守者,是整体的政治秩序、国家领土和民族主权;所变革者,是政府体制、官民关系和国家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生存能力。

   梁启超一生中,直接经历的且具有宪制意义的政治时刻有四个,一是戊戌变法(1898),二是辛亥周旋(1911),三是组党辅袁(1912-1913),四是护国运动(1915-1916)。这四个时刻中的活动,都是他的立宪理念在具体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展开。在这里,我们集中阐释他的“辛亥周旋”这一“立宪时刻”。

  

一、立宪的主旨: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均衡

  

   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行至今日,大体上使中国获得了主权的巩固和领土的完整,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权力的核心地带。以今日的位置回看100多年前武昌起义时的历史,我们会感到,可能梁启超等立宪主义者,对当时中国的国际处境之理解,是同辈人中较为深刻的。

   梁启超的立宪立场,既不同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因为这种守旧立场,只能耗散中国挣扎求生的契机,坐待灭亡;也不同于激进的南方革命派,因为革命派力图重新奠定政治基础,断裂式地再造政治体系。他所追求的,是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恰恰是这种对政治的分寸感,体现出梁启超在理解中国处境时的高人一筹。

   如果说康有为坚持君主立宪,混杂着政治义理与帝王知遇的复杂元素——他的儒家圣人情怀使他很难在政治实践中摆脱“君为臣纲”的伦理意识,“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对他的赏识与重用则进一步强化了他对清王朝君统的情感忠诚。梁启超则没有这种传统伦理和个体情感层面的约束,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激进共和,所持的理由都是国家公义层面的。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康有为是清王朝的忠臣,而梁启超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由于梁是在如此身份下反对激进主义的,所以他的理念就更值得我们细细追究。

   概括说来,梁启超立宪思想的主旨,是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均衡。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第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何以要“变革”,“变革”的内容是什么?第三,保守与变革的均衡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它包含着哪些更深刻的内涵?下面对这三个问题展开细致分析。

  

   (一)何以要“保守”,“保守”的内容是什么?

   政治建构的方案与政治体的处境总是密切关联,处境构成了方案选择的制约性要素。在1840年之前,中国总体上处于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中国是“天下体系”的中心,是自足的东亚文明的核心。在这种条件下,历史上各朝在开国时一般不用特别关心中国之外的要素。哪怕偶然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也可以在稳固政治根基之后,从容出军、北击夷狄,光复大漠,汉朝、唐朝、明朝在这点上表现得特别典型。中原文明对于边疆势力、化外势力,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为此,推翻旧朝、另立新朝,几乎就不怎么需要考虑中国之外的因素,外在环境对于中国来说,是安全和恒定的。[3]

   然而,1840年以来,中国的外部处境发生变化,“世界体系”取代“天下体系”,中国已处于现代性潮流和欧美强权的压力之下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建构方案,就须充分考虑语境变迁这一要素了。康有为在武昌起义发生时,就充分阐释了由旧制骤然转向新制所蕴含的危险:

   今各省军队皆变……政府请援兵于外国,以与革命新起之军战;革命军兵械不足,顾畏多方,又请兵于外国而酬于地;鹬蚌相争,终为外人受渔人之利而已……夫使若刘项、李窦、朱陈相争之世,甚至如洪、杨、韦、萧、冯、石相杀之时,皆无外国列强之窥视,譬如二夫搏斗,无论谁为胜负,不过楚人失弓,而楚人得弓,皆中国自主之,不足计也。今列强之军舰陆兵,凭轼观战,宁能待刘、项之数年相拒于荥阳、成皋,李窦之数年相持于洛口,朱陈之数年相持于长江耶?{2}(P.654-565)

   武昌起义之时,恰是列强虎视、见缝插针之时。梁启超也多次表达过类似的忧虑,立宪主义者对这一处境显得非常敏锐。

   梁启超在思考中国政治问题时,现代性的国际处境始终是一个关键要素。他深刻地意识到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在外部环境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对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对比一下,同是硕学鸿儒的革命党人章太炎,对此问题就缺乏梁启超那样的敏感性。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信里写到:

   清帝犹在,而蒙古已宣告独立,是虽存清帝之号,未足羁制蒙古也……本部之地大于日本七倍有余,日本尤足以自强,况中国本部乎?要之,兵强财盛,本部足以雄视世界……共和政体既就,蒙古必无恶感……俄人能运动蒙古人,汉人亦能运动蒙古,岂在持清帝之虚名以招致之乎?{3}(P.374)

   对于弱国在强权时代的艰难处境和所面临的危险,一直处于在野状态、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革命党人,似乎缺乏真切的理解。

   现代性潮流中列强环伺的险恶处境,是梁启超“保守”的根本理由。时势比人强,民主共和极美极佳,但价值优越是一回事,实践中能否达致又是一回事。那么,在梁启超立宪观念中,“保守”的内涵有哪些呢?细细分析,约有三个层面。其一,保障基本秩序不破裂。之所以要采用“虚君立宪”,在政治体系中延续君位,关键一点就在于君主的存在代表着基本秩序的存续。君主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凝聚力,是政治秩序的象征。“人心惟危”,保留此定心锤,就是在国民内心保留一种秩序感和安全感。其二,维持领土不分裂。一直到清代,中国才真正把西藏、蒙古与中央朝廷的关系稳固下来。这种关系又主要是依赖西藏、蒙古政治(宗教)领袖与清朝皇帝的君臣关系支撑的。[4]为此,维系君位,对于维护西藏与蒙古地区的领土安全有着深刻的意义。一旦皇纲解钮、皇位灭失,藏蒙地区与中央的关系就会在英国、俄国的窥伺下出现危机。其三,为议会民主政治的运转消除障碍。梁启超考察了墨西哥、拉美等总统共和制的状况后,看到了总统共和制在这些国家造成了无尽的兵争与混乱,就深刻意识到在后发国家中贸然展开共和政治所存在的风险。由于共和政治的规矩还没有树立和巩固起来,一旦没有了君主这一秩序象征,政客之间争心大起,会为了总统之位诉诸一切手段,以丛林法则的形式展开竞争。如果能保留君主并虚之,则在总体秩序之下,政治竞争限于国会的层次,人性中的那种极端欲望就会有所节制,就不会有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民主政治也容易走上轨道。

  

   (二)何以要“变革”,“变革”的内容是什么?

   革新政体、通达官民、救亡图存,一直是梁启超努力的目标。然而,自戊戌变法以来,晚清政局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但每一次变化,都没能使政治危机缓解。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年轻的载沣监国摄政,成为清政府实质上的最高掌权人。载沣掌权后,进一步加强所谓中央集权,将“预备立宪”中“大权统于朝廷”的理念在人事问题上付诸实施。[5]细细看去,晚清的中央政府权威流失,加强中央集权的思路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缺乏政治智慧的载沣,却将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过程变成了排斥汉族政治势力、强化满族亲贵势力的自我狭隘化过程。中央集权的强化需要夯实中央权威,但载沣的人事布置却使得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1911年“皇族内阁”的出现,使清政府彻底变成一个势单力孤的满族亲贵政府。[6]

   梁启超对此看在眼里,心中的失望与愤怒不可言表。他在武昌起义期间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写道:“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自甘取亡,而更贻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之较者。而无如始终不悟,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4}(P.27-46)亲贵集团这种颟顸自私、坐待国亡的蠢行,使梁启超求变之心,愈加激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相当程度上把它视为一个政治革新的契机,期望借武昌起义的压力,策划宫廷政变,力图使亲贵集团中的开明分子载涛出任总理、重组内阁、召开国会,并诛杀引起南方激变的盛宣怀以安抚革命势力,进而将革命危机扭转为立宪契机。

   细究梁启超立宪思想中的“变革”,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更为深邃的内涵。比较而言,南方革命党人的政治变革,受民族情感驱动,它内核里是一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变革;而梁启超的政治变革,是以政治实效为主,是一场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变革。政治民主化偏重于价值理念,政治现代化偏重于功利实效,二者构成了革命党人与立宪主义者之间微妙而重要的差别。

回看历史,革命党人几乎是从体制外兴起的力量,他们在理解政治问题时,更多受西方价值理念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先验价值气息。康有为在这点上就看得很准,说革命党人“动于情感而缺乏通识”{2}(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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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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