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经济法理论之创新与应用

——30年回顾与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 次 更新时间:2012-10-11 1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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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30年来一直存在两条发展演变主线索。以“国家调节说”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法学者,不同意“大经济法观点”,他们按照“市场(调节机制)、国家职能与法律同步演变”逻辑思路,创立了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既具有严密的逻辑自洽性,又符合100多年来各国国家职能和法律的实际,并对当代经济、社会,特别是中国当前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法学人在继续坚持理论创新的同时,要向社会广为传播先进的经济法思想,加强理论的应用,使之充分发挥对于社会实践,对于我国当前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 经济法理论;创新;应用30年

  

  一、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引进与创新

  

  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是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才兴起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法学已经60年,而经济法学却只有30年,改革开放之前没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学许多学科都大致经历了恢复、引进、创新三个阶段,而经济法学却只有引进、创新两个环节。

  在经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国家的航向,决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要加强法制建设。正是在此背景下学者们从国外引进了经济法知识和理论。当时由于人们对引进所持的态度上的差异,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向,主要是对此前国家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当时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意义及发展方向认识上的差异,使中国经济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出现重大分歧,形成不同的研究发展路线。

  当时法学界出现了关于经济法的各种观点和主张,这被称为“经济法诸论”。其中一直延续下来并产生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大经济法观点”及其后来的演变;二是“国家调节说”的形成和发展。它们构成30年来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发展演变的两条主线。经济法理论观点发生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在如何对待引进,如何分析认识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上发生的分歧。

  国外的经济法研究早于中国六、七十年,各国学者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但当年中国许多学者对前苏联以拉普捷夫为代表的学者所主张的“纵横说”情有独钟,原因在于前苏联的经济体制与中国情况最为接近。拉普捷夫主张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横向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因为他当时看到的是国家事实上在“统制”着几乎全部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国也是长期如此,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经济体制基本上仍然是计划经济,市场因素才开始萌发,学者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改革的方向和最终目标,所以全盘接受了拉普捷夫的“大经济法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非常容易被社会包括国家管理层所接受。加之当时国家迫切需要搞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并误以为经济法就是“经济法规”或“经济法制”(当时国家还没有民法、商法),因而对于刚刚兴起的经济法研究给予了热情支持,推动了对经济法学科的研究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在中国法学大家庭中,经济法虽然是后生,但当年却是如此轰轰烈烈地诞生,受到社会和国家如此礼遇,这恐怕在古今中外各学科发展史上都极为罕见!但是,当时盛行一时的那种“大经济法观点”却是很不合理的。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但经济关系种类繁多,更为大量的基础性的经济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经济关系”)需要民法商法等部门法来调整。国家的“经济法制”或“经济法规”,其中虽然包括经济法,但绝不仅限于它。经济法作为规范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活动的法律规范,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法律部门,应当十分重视对它的研究,也应当“热”起来,但将“经济法热”视为“经济法制建设热潮”则是误解,有夸大不实的泡沫,有“虚热”成分。虚热是不能持久的。短短几年过后,这种“大经济法观点”就因屡屡受到严重挑战而逐渐修正更新,缩小了其调整对象范围的主张,使其理论后来逐渐趋于对经济法应有本质的揭示。

  促使“大经济法观点”逐步发生转变的重要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1986年我国颁布了《民法通则》;二是1992年国家决定经济体制要逐步改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规定是天经地义和毋容置疑的,但这同当时的“大经济法”观点直接冲突。持“大经济法”观点的人困惑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沉寂下来,“经济法热”第一次降温了。[1]

  1992年国家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要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鉴于市场经济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机制,民商法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法律。国家经济职能要由原来统管逐步转变为国家调节;国家调节应当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不能管得过多过宽过死。经济法所规范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活动的范围不能过大,它要充分尊重民商法的基础性法律调整作用,而不能把应由民商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纳入经济法范畴。这些情况对“大经济法”观点又一次构成挑战,并且这一回是致命性的。人们再度陷入迷茫,学者中一些人又开始“更新观念”,修补自己的理论,以维持各自原有理论体系框架;更多人,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则深切认识到必须进行彻底反思,重新探寻经济法的真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另外一些观点,特别是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国家调节说”的经济法理论开始受到注意,并迅速传播。自此,中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终于逐渐摆脱了老是在“大经济法”思维框架内寻求自我修补的怪圈,这些观点推进了经济法理论的创新。

  持“国家调节说”的学者较全面地考察了国外经济法各种主要理论及各国社会经济与法律情况,分析了各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深刻社会根源,认为经济法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必然有其特殊的不同于原来民商法和传统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任务、价值和功能等等;否则,如果它仅仅“抢占”既有的别的部门法如民商法等的“地盘”,那它就没有产生和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的经济法著作—《国民经济的法律调整》[2]指出:“社会经济关系事实上存在两种类型:有些是居民与居民(包括民间组织)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另外有些则是……由于国家干预管理经济活动而发生的,其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关系。”[3]前类经济关系由民商法调整;“经济法它只调整……以国家为一方主体的那些经济关系”。[4]国家对经济管理的方式应当主要是“参与”、“指导、干预”,即进行国家“调节”。[5]经济法就是对这些国家调节、管理活动进行法律规范。该书旗帜鲜明地反对“大经济法观点”,明确指出:“在我国法学界有些同志把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看得太广,把一些应适用民法原则调整的经济活动也当作经济法的调整对象”。[6]

  该书并分析了“大经济法观点”产生的根源,指出:“有些同志之所以把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看得太大,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民法在调整国民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忽视,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体制的认识有关。由于我国过去长时间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以至使人们形成一个较深的印象,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本应就是如此。近几年来,我国虽然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发展方向,也不是很快就被人们所认识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进行,相信在这方面的看法会逐渐趋于一致的。”[7]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国民经济的法律调整》一书中已经包含了“国家调节说”经济法理论的各种基本理论观点,是“国家调节说”的发端。其后,特别是以1993年出版的另一部专著《经济法基础理论》及其后来的几个版本,[8]则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地论述了经济法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建立了经济法学科的理论体系,标志“国家调节说”理论的成熟。2008年该书第4版[9]则把许多经济法理论问题推向了更深层次。

  《经济法基础理论》出版以后,立即引起学界高度重视,被全国许多高校采用作为经济法专业本科和研究生教材,几年中发行量超过10万册,2001年还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图书”。《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多篇书评,给予了很高评价。[10]该书所建立的“国家调节说”(人们又成为“三三理论”)迅速成为我国经济法学的主导学说之一,为推进我国经济法理论创新作了贡献。

  

  二、关于经济法研究的逻辑起点与进路

  

  回顾中国30年(以及从世界范围说100年)以来经济法研究情况,学者们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进路存在差异,主要可分为三种情况:

  有些人将经济法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国家职能活动中,中国许多学者更是从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现实背景下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出发,认为国家需要全面管理国民经济,而法律应当是国家经济管理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们对经济法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法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它的调整对象包括几乎所有的各种经济关系。这就走了“大经济法”之路。

  有些人将经济法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市场”中,但这只是他们在分析西方国家情况时所不得不承认的,他们看到了那里的市场演变引起国家经济职能变化,并进而引起经济法的出现;而当他们分析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情况时却认为前面的结论不适用,因为中国经济法发生原因看来显然不属于为了“克服市场缺陷”。所以其经济法理论是“二元化”、“两张皮”。但这样一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所必然出现的国家经济职能和经济法这种现象(新事物)就没有了普遍性,只有特殊性,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另外,这些人即使在分析西方国家市场时也往往存在片面性,他们只看到了垄断的弊端而未能全面揭示市场的缺陷,承认反垄断的必要而未能全面论述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因此其经济法观点就是:经济法是(或主要是)反垄断法。

  第三种情况是以“国家调节说”为代表的经济法研究逻辑起点和进路,它不同于前面二者,其特点是:首先,它以市场(社会经济关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且对市场作了深刻、全面分析;其次,它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变总趋势的高度,从分析市场的历史演变入手,揭示市场(及其调节机制)、国家职能与法律同步演变一般规律,[11]并且注意到世界普遍性规律与各国的特殊性的辨证关系,世界历史发展总潮流同处于该总潮流中各国、各模块的关系。运用分析与归纳的方法,既通过对各具体国家情况的分析,发现基本共性,归纳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各国国家经济职能及经济法发生发展的普遍特征和规律,又指出了各国(各类型国家)国家职能和经济法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特殊性不违背普遍性,普遍性寓于各特殊性之中。

  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经济法尤其如此。马克思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2]市场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研究经济法不能不从分析考察市场入手,即以它为逻辑起点。“国家调节说”发现,自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在各国形成统一市场以后,市场的发展演变至今已经历三个阶段,即自由竞争市场、社会化市场和国际化市场。市场的调节机制也先后经由“一元化”(即市场调节)进入“二元化”(即除市场调节外,还出现国家调节),再进入“三元化”(即除了市场调节和各国的国家调节以外,还出现国际调节)。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产社会化的背景下,当市场进入“社会化市场”阶段时,随着国家调节的出现,国家的一种新的职能即国家经济调节连同规范国家调节之法经济法便应运而生。

  在自由竞争市场阶段,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调节机制足以有效地调节着经济结构和运行。其实市场并非万能,一直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只不过在自由市场阶段并未显露和造成大的后果。而生产社会化和进入“社会化市场”以后,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出现垄断和其他新情况,使市场缺陷显露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例如,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社会矛盾加剧,并引起政治动荡等等。这使人们感觉到似乎“市场失灵”了,仅依靠市场调节这一种机制已经不足以调节经济,而需要有另外的新的调节机制—国家调节于是出现。

  当初起码有三种人看到了在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并愈演愈烈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分别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述三种方案虽然有重大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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