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评中国当前宪政大论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60 次 更新时间:2013-06-19 22: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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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多俊 (进入专栏)  

  

  一、引言

  

  当前中国大陆正兴起关于宪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酝酿已久。此次引爆点是2013年5月21日中共权威杂志《求是》下属的《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发表杨姓女学者一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文章,该作者将“宪政”与“人民民主”列为对立概念,前者代表西方,姓资;后者是中国现行的制度,姓社。该作者认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该文被称为向中国国内宪政派学者宣战的檄文。

  此文打了头阵,接着,众多中共党的喉舌纷纷发文助阵: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次日发表社论,提出中国要宪法不要宪政,因为宪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中共中央另一份理论期刊《党建》5月30日刊载署名“郑志学”题为《认清“宪政”的本质》的文章。该文认为“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把“宪政”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此外还有《解放军报》也发文跟进,宣称“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面对中共党媒抛出一篇篇充满火药味的批判宪政的“重头”文章,联系到同时期盛传的中央“七不讲”、“九号文件”和关于高校“十六条”,人们不禁感到一股寒意,年纪大一些的人更容易想起1957年那个春夏之交气候的突变。然而这仍然阻挡不了少数“蛇儿们”继续“出洞”。一时间连篇累牍主张宪政的文章出台,同反宪政派观点针锋相对。只是后者的文章很难找到报刊发表,好在是网络时代了,网上尚可发表。于是中国网络上迅速掀起反宪政(简称“反宪派”)同主张宪政(简称“护宪派”)的舆论对峙。

  这场论战从其开始就主要不是理论问题之争,而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色彩。然而通观各派论述,也确实有些属于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本文拟对论战中几个方面问题说点意见。

  

  二、关于宪政的本源与时代特征:宪政到底姓什么?

  

  论战中,反宪派人士之如此诟病宪政,所声称的一个最重要理由是宪政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姓资。护宪派中许多人(社宪派)则说宪政姓社。本文就从宪政到底姓什么谈起。

  水有源,树有根。人类的姓氏是由其最早使用该姓氏的先祖确定和一代代传下来的。凡同属一姓氏的宗亲,其后虽然各支脉、家族、个人的种种情况各异,但体内都具有共同的某些基因。同理,我们要了解宪政是什么,姓什么,也必须寻根索源,考察其最早的产生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表现形态,并探寻其各种历史形态所共同包含的最基本的共同特性,即“基因”。

  宪政民主政治虽然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乃至今天欧美国家,已经颇为发达、完备了,但它显然不是资本主义时期才产生的,历史上宪政民主政治也显然不只资产阶级宪政一种类型。例如早在公元前4、5世纪的雅典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出现了宪政民主制度实践和当时许多思想家们的宪政理念和理论学说。对此,古今中外研究宪政的学者和他们的著作都是认同的,人们并将其称为古代(古典)宪政民主而同其后各种宪政民主制度相并列。

  人类社会早期出现宪政民主政治模式,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早期才更容易出现这种民主政治。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公权力刚刚从民间社会分离、异化出来,人们在思考和摸索如何安排和处理国家公权力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建立更加理想的政治生活模式,实行恰当的政体问题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如何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体的力量进行自治。既要建立相对独立行使公权力的机构,又要尽量保证后者能够充分反映民意,为民众服务,受民众监督。早期社会人民往往更加不能容忍公权力长期或固定地落入某特定的个别或少数人之手实行独裁专制,不会允许公权力过多侵犯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人民要能广泛参与公共管理事务。人民同公权力部门的上述关系必须有明确约定,因而需要制定法律,依法而治。人人都须遵守法律。要建立有权威的司法机关。以上这些做法就是一种宪政民主政治秩序。

  古代雅典、罗马时期的宪政民主政体构造和运行的实际情况,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稀缺,后人已很难透彻了解,但还是可以从当时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和残留下来的其他一些史料,以及此后各个时期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窥见端倪。对于古希腊的宪政民主,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有许多论述。亚里斯多德甚至明确提出和使用了“宪法”、“宪政”、“立宪政体”、“城邦宪政”等概念,对宪政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对古代城邦宪政进行设计。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当时已经和正在实际运行的政治制度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据说他曾经让他的学生参与搜集和汇编150多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其中一部分是关于雅典的。那些资料多已散失,直到1891年考古发掘了其中一部《雅典政制》。《雅典政制》以及其他大量学术著作已经使历史学家们对雅典政制体制结构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对于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政体,也有当时思想家如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曾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的著作及其他一些史料(如《十二铜表法》)向后人提供了当时罗马民主共和政体概貌。

  对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宪政民主的各种基本特征,古今学者们有各种表述,但有着基本共同点。简言之,主要包含:认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主体的地位;保障人民自由和权利;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过程(选举机构、议决大事、制定法律,司法审判等);公权力任职人员的任期制(非终身制);权力多元主义;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含人民的监督制约与国家各权力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等。

  古希腊、罗马这种宪政民主(作为一种类型或起码作为后世宪政民主的雏形),后来虽然被中断 ,但宪政民主制度的种子并未完全灭绝,即使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欧洲有些地方如威尼斯、荷兰,仍曾见到宪政民主制度种子的萌发。再稍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宪政民主终于蓬勃兴起,日益完善发达起来。

  现代欧美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具有许多新特点,但显然继承着古代希腊、罗马宪政民主的基因,保持着其基本特征。甚至后世的许多“时代特色”也都是由古代政体基因衍生发展而成的。例如,其中关于“人民”的概念,古希腊、罗马时期范围较小(当时奴隶和外来民是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民主主义宪政,则起码在法律(形式)上扩大了人民范围,除了少数国家开始一段时间仍把“黑奴”排除在外,多数是承认普适性的。再到后来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宪政时期,则更采取一系列社会化政策从实际上保障各阶层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对国家治理广泛参与权。可见无论古今哪一种宪政民主,起码都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就是认可(一定范围)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其自由和权利,让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国家公权力部门的产生、设置和运行需要遵循人民的意愿,为人民服务,接受监督;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需要接受人民选举,并且有一定任期,不是他们想执政就能执政,想执政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的。

  即使欧美国家现代宪政民主体制所实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索其根源也同古代宪政制度相关,那就是国家公权力的多元化和互相制衡。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曾指出:“一切政体中都有三个要素:其一为议事职能部分,它主要考虑城邦的一般公务;其二为行政职能部分……其三为司法职能部分”。他虽然并未认为这三种职能应该分别由三家不同机构行使,却让我们看到了后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及西方宪政所实际奉行的分权制衡制度的历史基因。

  以上事例不仅说明宪政民主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模式,它有着悠远的历史,不是资本主义时期才突然冒出来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多种宪政民主类型,各种类型都具有基本的共同点即基因,而且表明即使就各种类型宪政的时代特色而言,后面的也可以从前面的找到其历史原型。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反宪派人士所谓宪政姓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便是站不住脚的,谬误的。宪政民主并不姓资。如果沿着中国一些人传统习惯,硬要给宪政“赐姓”,那它也只能是姓“民主政治”,或简称姓“民主”。

  当然,反宪派之所以反对在我国实行宪政,还有认识论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这方面留待本文第四部分论及。

  

  三、“社宪派”的尴尬:何种社会主义同宪政兼容?

  

  在当前论战中,有所谓“社宪派”,即主张宪政民主可以姓社,我国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我国法学界一些知名的宪法学者多属此类。读其文章,虽有许多无可非议的常识性的论点,但也有一些论述似是而非,很难自圆其说,经不起仔细推敲。因而论战中颇显苍白无力。其原因有二:一是认识论问题;二是其他问题。本节先说认识问题。

  人们谈论“社会主义宪政”,首先应当明确他们这里所指是什么样(哪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诚然,有些社会主义是可以同宪政民主兼容的;而有些社会主义则同宪政民主尖锐对立,如水火之不容。

  人们应当知悉,所谓社会主义,原有多种多样。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列举和批判的就有:封建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即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第二共产国际,后来也分裂成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暴力的、专政的社会主义两大派别,互相尖锐对立。

  民主社会主义摈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主张通过议会斗争等非暴力手段,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民主宪政。通过长期努力,他们的这种思想主张影响逐步扩大,后来北欧乃至更多国家政治制度逐渐朝着这种方向发展,或与之趋近。

  其实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主张也发生过变化。晚年在目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制公司蓬勃兴起等新事物后,欣喜地看到了通过和平而非暴力革命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彼岸的可能性。认为股份制即为这种过渡的桥梁。 晚年马克思的这些新思索,支持着伯恩斯坦民主社会主义主张。

  但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左”派,却始终坚持马克思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坚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为了能够迅速地在俄国掀起革命和夺取政权,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他提出“一国胜利论”);他们大骂伯恩斯坦们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只是由于后来俄国革命成功了,列宁和“列宁主义”在国际共运中才脱颖而出,成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它后来被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们奉为圭臬。这种专政、专制的社会主义因此得以延续数十年之久。虽然上世纪90年代前苏东国家纷纷解体改制,而在中国却至今仍得到维持。

  在坚持暴力、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来谈论实行宪政民主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社会主义同宪政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不符,本文前述宪政民主必须具备的如人民主体地位、人权、人民对国家治理广泛参与、权力多元化和权力制衡等等本质属性,在这里都很难实现。构成现代宪政民主的一些基本制度,如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军队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制度等等,不可能在不改变专制社会主义制度情况下得以实现。

  这一点,其实“社宪派”内心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学者,多年研究宪法学的大学问家,这点常识怎么不知道呢?问题是他们有苦难言。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把话挑明,说了大实话,就会得罪执政当局:你们怎么反对我们党执政,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呀?年纪大些的中国大陆老知识分子都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是最最严重的罪名啊!过去人们为此吃过多少苦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那就换一种说法,说缓和些,让当局能够勉强接受得了,或起码不至于危及自身吧。然而这当然其立论就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自圆其说了。

  在这方面,反而那些反宪派人士倒显得“实在”得多。也许我们应当承认如反宪派人士所说:“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确实“不属于社会主义”。 至于他们所说的“”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这话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主张宪政,也并不一定要“取消”中共党的执政,“颠覆”中共政权。宪政民主秩序只是要求谁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最终需要接受人民的挑选,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应当由他们决定,而不能由某些人、某个政党自己说了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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