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十年一觉精英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9 次 更新时间:2012-10-06 21: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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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  

  

  2009年元旦,拙著《中国站起来》出版。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本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书,有的人见我书中还谈到国家利益问题,更是不能容忍,那意思好像国家利益就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有统治集团才会、才应该关心国家利益。他们纷纷将我命名为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甚至不断有人用充满困惑的眼光问我:你的思想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似乎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慨。

  这个问题要从两面讲,一面是我对社会内部不同阶层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另一面才是对于国际社会强国与弱国之间、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我首先关注的,恰好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在我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之前,我其实颇有点像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那种状态,对中国社会的强权及其文化权力保持批判的锋芒。不过我实在不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者,我宁愿将我这种倾向命名为底层主义倾向,因为我是站在底层立场,对强势群体的文化权力予以质疑。底层主义倾向只是我杜撰的一个词,翻译成学界流行词,就是民粹主义倾向。

  一年以来人们已经给我扣上了好些“主义”的帽子,我这里又自称有民粹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真是找死啊。最近不断有贤达人士声称,必须高度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的倾向,好像这两个主义都是洪水猛兽,比殖民强权、甚至比他们天天诅咒的专制集权更加十恶不赦。那世界上什么主义才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呢?当然是那些诅咒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所要推广的主义啰,那才是春风雨露,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啊。

  

  我为什么瞧不起母亲的宗教信仰

  

  我母亲是江西省鄱阳湖北岸山区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乡村女性,一生喜欢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乡村的所有文化习俗都在破除之列。母亲当然不敢在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于是多次结伴到十几里路之外的荒丘野谷求神拜佛,那个地方原有一座蛇王庙,后来庙宇被毁,但是据说灵验依旧。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蛇王庙求过仙丹。我发现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菩萨塑像之类,当然更没有庙宇。因为庙宇在政治运动中被拆除,香客们就到那个废墟上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

  后来读书生涯中,那些研究中国宗教的精英学者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并立互补的国家,我据此将我母亲的宗教,理解为佛教。因为她自己把自己的宗教行为,称为拜菩萨,而“菩萨”,不就是佛经中翻译过来的词语吗?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我前去为她们拍照片。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头。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以及这尊韦陀菩萨。我估计还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或者弥勒菩萨,否则这尊韦驮菩萨就不会出现,他只能做佛教诸佛菩萨的护法使者,而不应该做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这些复杂的问题,我母亲不甚清楚。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也被人丢在什么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因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只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肯定是佛教徒。母亲虽然年轻时拜过观音菩萨,可是自我记事以来,她没有一次有机会祭拜观音菩萨,所拜全是诸如老嘎嘎、土地神、蛇王等等民间神祗,这些神祗跟佛教八辈子不沾边。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跟鲁迅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们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鲁迅小说《祥林嫂》中,叙事人对祥林嫂捐门槛是那样蔑视、鄙视;《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对于村里人的葬礼仪式,更是怀着刻骨仇恨。我像鲁迅笔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常常针对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这些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

  

  迷信:我母亲对自己信仰的命名

  

  我年轻的时候,先是在高校学习“汉语言文学”,后来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我自以为很有文化,回到村里老是居高临下地打量村里的习俗和仪式,对母亲烧香拜佛也颇不以为然,甚至曾经想对母亲的宗教信仰产生某种影响和引导。

  那时候我想引导母亲皈依基督教,尽管我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文化上对基督教怀有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副委员长。1957年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村里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倒是这些教徒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

  那一两年之内,我多次劝我母亲参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礼拜活动。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滋滋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不能去,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我久久惊讶于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迷信”一词。她的信仰和她对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性的,而是必将持续终生。

  母亲七岁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在外地谋生,从此不再回乡。外婆既无田地,也没住房,靠给地主富农打散工养大我的母亲和舅舅。母亲长大以后,辞掉了一家富贵子弟的婚事,她对外婆说:他家那么富有,我们家这么穷,我们拿什么做礼物,跟他们结亲往来?他来半斤,我们对得起八两吗?再说,我是穷人的女儿,到他家只能坐一辈子矮凳,何苦来?不如嫁个跟我们一样的穷人家,心里放松。

  母亲选择了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无依无靠,也无田地也无房子。母亲嫁过来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七次。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工作队分给她的。所以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除了爷娘,毛主席就是她最亲的人。我母亲来北京探亲的时候,到哪里玩她都不乐意,她舍不得我花钱。只有毛主席纪念堂,是她主动提出要去看的。排队的时候,她看见有卖花的,又提出要买花送给毛主席。母亲一辈子都踏踏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办事。只有一件事,她不愿意听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遭到我母亲内心的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对毛主席颇有点阳奉阴违。

  在毛主席的恩德和威名面前,母亲无条件接受毛主席的教化,一步步后退,一步步放弃自己的文化,信奉毛主席的文化。可是退到最后,退到拜菩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无法再退了,这是她的底线,即使因此违背毛主席指示,她也必须坚持这个底线。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她放弃的其他一切,她都心甘情愿地放弃,觉得那些东西确实不正当,应该放弃。唯有拜菩萨,她觉得这是正当的信仰,毛主席要她放弃这么正当的信仰,她不想服从。

  可是,即使是在这件敢于违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亲也无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无法在话语权上维护自己信仰和文化的正当性。她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个精英群体出于歧视而给予的命名——迷信,她一面坚贞地维护这种信仰的正当性,一面用精英群体、强势圈子的话语权对自己信仰的正当性予以否定。

  为什么在毛泽东和我母亲之间,就一个拜菩萨问题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母亲在坚决捍卫信仰正当性的同时,却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种力量对于她的信仰的歧视性命名?此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底层人在最为坚贞、决不妥协的信仰问题上,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整个命运中,还有一点不被支配的成分吗?

  

  课堂上为什么不讲我母亲的宗教

  

  还有,我作为父母的儿子,他们费尽一切努力,供我读了一肚子饱书。我在父母面前敢于以饱学之士自居,可是我却既不愿意理解和尊重父母的精神世界,也不屑于了解一下他们心中的神灵。相反,在我母亲与精英群体之间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产生分歧时,我实际上不是站在母亲一边,而是站在精英群体一边的。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不但错解了母亲的信仰,而且敢于背叛并批判她的信仰?

  我的错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那几年我不断追问的问题。实际上我是在为我的错误寻找客观原因。

  关于对我母亲宗教身份的错误理解,这跟我的教育资源有关。我从上小学开始,课堂上应该学什么,既不是我自己的安排,也不是我父母的安排,甚至也不是我老师的安排,而一直是由政府安排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教育权力,都由政府掌握,教育资源的安排,也只能由政府决定。

  什么是政府?政府就是由政治精英小圈子,联合文化精英小圈子,共同组成的一个统治圈子。这个统治圈子在划定教育资源时,只对精英小圈子的文化感兴趣,一心要确定精英小圈子文化的权威性,让它成为衡定万物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确立,只有精英群体小圈子的文化具有正当性,其他群体的文化都不具有正当性,都在被改造、被同化、被消灭之列。统治圈子用这种文化权力的普及,来巩固政治权力和权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有中国文化精英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到了民国时期,这种质疑发展为果断的否定和坚决的抛弃,他们一心要凭借那些用枪炮打垮中国的种族的文化来作为统治万民的工具。

  五千年来积累的一切中国文化,从孔孟老庄,到管仲商鞅;从观音弥勒,到妈祖关张,都顷刻间失去了正当性,都被列为封建迷信,都在“被改造、被同化、被消灭之列”。

  我母亲信奉的神灵,无论是观音菩萨,还是关羽张飞,还是土地神,还是老嘎嘎,都被定性为“封建迷信”,课堂上哪有时间讲我母亲的宗教啊?

  教育的过程,就是让被统治阶级的子弟,学习统治阶级的文化、知识、价值观、生活方式,训练他们用统治阶级的立场、角度看问题,训练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训练他们按照统治阶级的需求实行社会控制和教化,自觉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当然,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中那些教化有成的学子,也有一定的回报,那就是把你纳入统治集团的边缘圈子,让你衣食无忧,还给你各种荣誉称号,让你享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尊荣。

  一个熟练掌握了统治阶级的知识和价值观的人,只有进入统治集团的边缘圈子之后,才能更好地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更好地为统治集团服务。

  所以,任何社会的统治集团,它的核心圈子通常不会改变,但是它的边缘圈子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流动性,理论上必须让所有的被统治者子弟,通过艰苦的学习和磨练,都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边缘圈子,这样才能充分焕发被统治阶级的创造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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