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

——汪曾祺小说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9 次 更新时间:2015-10-14 21:09:07

进入专题: 汪曾祺   小说  

摩罗  

   汪曾祺是文革后文学中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虽然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但对他的美学气质的概括、对他的作品的审美价值的肯定、对他的文学影响和文学史意义的重视,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在这些意义上,汪曾祺成了文学研究中最具有共识、最没有异议的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这种共识规范着文学界对汪曾祺的文学财富的感知方式和接受方式,也规范着对他的新的作品和成就的期待。

   这种批评模式曾经拥有足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它在肯定汪曾祺的文学成就、文学个性、文学史意义上,在将中国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和一切非文学因素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任何模式一旦形成,即具有封闭性,它将在封闭中自我生长直至走向僵死。而且,对对象的概括必定妨碍着人们对对象的丰富性的认识与感知。我们对于汪曾祺作品的感知模式的形成,使得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对与模式不合的异质因素采取省略的、排斥的态度,对其文学创作和美学风格的新发展也会反应迟钝甚至无动于衷。例如,在九十年代的汪曾祺小说中,沉溺于恬静温馨、陶醉于田园牧歌的气息越来越少,直面人间之冷酷、人生之荒寒、正视苦难、悲悯天下的美学气质渐渐明显起来。这些因素正是业已存在的汪曾祺研究模式所无法包容的,批评界和研究界对这些发展变化至今依然漠视而沉默。到了这一步,我们不得不对旧的批评模式进行某一程度的质疑,不得不在新的批评实践中对这一旧的模式作某一程度的突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想换个角度打量一下汪曾祺,将眼光投向那些较少被人注意的东西。从这些东西中,我们将可以看出汪曾祺的另一面,这一面与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一面看似矛盾,实为互补。两面兼顾才能阐释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汪曾祺。而且,汪曾祺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悲凉意绪和悲剧意识,由于较为轻淡而一直不被批评界所注意。恰是这种被漠视的因素在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从而使汪曾祺的小说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缺乏这方面的考察,就会对汪曾祺的精神高度和文学成就估价不足。

     平淡中的奇崛与骚动

   汪曾祺小说《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总是坐在鞋匠铺里,悉心观察着满街各色人物。“他那从眼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汪曾祺很像这位高大头,为人为文皆然。这段文字可说是夫子自道。唯其不露声色,乃平淡。唯其彬彬有礼,乃温馨。但是,这段话的但书极为重要,它引导我们去关注汪曾祺小说的另一面。那与平淡与温馨不一样的一面,是奇崛、锋利、骚动、挣扎,甚至还有一点作者直抒胸臆的嘲弄与愤恨。

   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而言,汪曾祺的许多小说并不象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一片和谐,而是潜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大多数时候,汪曾祺都以息事宁人之心,化解这些矛盾,以维持他所追求的和谐与平淡。有时实在控制不住,这些矛盾就会冲突起来,使和谐与平淡受到挑战。那些与环境不和谐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小人物,而且是安守本分的小人物。汪曾祺的小说人物都是卑微而且自甘卑微的人,他们对环境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审视与批判。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平平安安的生存。然而,就是这种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与他们的环境构成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他们不得不承受着环境所加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摧迫与凌辱。

   高大头、朱雪桥(《皮凤三楦房子》)、陶虎臣、王瘦吾(《岁寒三友》)、沈源(《寂寞和温暖》)、高北溟、高雪(《徙》)等人物,无论是市井平民,还是读书人,都是无野心、无恶欲的善良人。他们全都勤劳于本行、无取于他人。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因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点资金为恩师印一本文集,沈源不过是希望有权利从事她的农业科学研究,此外为父亲立一块墓碑。然而他们这么小的愿望也得不到外界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全都遭到失败。王瘦吾的生意被更有贪心的人挤垮,高北溟被恶人解职,沈源被打成右派分子,连给父亲奔丧的权利也没有。高大头的房产被剥夺,怎么也要不回来,高雪想外出求学而不得,最后抑郁而死。在人物与环境的矛盾中,人物是彻底的被动者、弱小者,环境总是主动地、蛮横地剥夺人物、蹂躏人物。汪曾祺总是避免把人物逼上绝路。他的息事宁人之心不但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但一个作家的现实体验会在进入本文时顽强地自我生长,最终挣脱作家的主观控制而自我呈现。小说中那些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是作者怎么“息”也“息”不掉的。这是汪曾祺所不愿表现,却又无从掩藏的奇崛峻急之笔。

   人物被环境摧迫致死,冲突可谓大矣。这些血淋淋的故事,终究是要冲破“人物与他们的社会团体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神话的。如果我们细加追索还将发现,除了这些被动地承受蹂躏和倾轧的人物之外,汪曾祺小说有时还会出现一些不甘于沉寂与灭绝的人物,他们出自本能地表达着他们的微弱的反抗,使得生活出现一些微弱的骚动。这些骚动当然会被生活的长河所淹没,但正是这些骚动与挣扎让人感觉到他们有血有肉的存在,感觉到他们的抗议与悲叹。

   《受戒》里的和尚几乎没有一个严守戒律的。汪曾祺不但极表欣赏地写他们半僧半俗见情见性的生活,而且同样欣赏地这样总结道:“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他实际上是在暗示读者蔑视清规、反抗清规。和尚娶妻、方丈养小老婆(《受戒》)是一种反抗,仁慧尼姑在土改工作队的压力下依然拒绝还俗,宁愿四方漂泊捍卫自己的信仰(《仁慧》)是另一种反抗。最壮美最有力的反抗当是来自天鹅(《天鹅之死》)。一只天鹅被人们残酷杀害了,另一只整天不鸣不食,最后“从高高的空中摔下来,把自己的胸脯在坚冰上撞碎”。我不得不对此表示遗憾:汪曾祺小说中最有光辉的悲剧形象竟是一只动物而不是人类。也许汪曾祺内心对人类深深悲悯也深深失望。好在就审美活动而言,动物形象与人物形象的美学效果是一样的。

   在汪曾祺小说中,更广泛更顽强的骚动表现在男女性爱上。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中性意识特别强,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也特别强,汪曾祺几乎无需选择,自然而然地就用性爱题材表达他反抗戒律与禁忌的愿望。他的兴趣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合礼仪合规矩的性爱,而在于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汪曾祺特别迷恋私奔故事。《受戒》在极力渲染仁渡和尚精美绝伦出神入化的神事表演之后,不无赞赏地写道:“一场大焰口过后,也象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在《大淖记事》中,一群妇女将老光棍的裤子扒下来挂到树上,有一回她们当着老光棍的面脱光衣服下水洗澡。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小姑娘爱小和尚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巧云的母亲就是跟戏班子的一个小生私奔远去的。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另几篇小说比这些更为破格。《窥浴》是女老师“性”上了她的男学生。《小孃孃》是小姑姑“性”上了自己的侄子。所有这些不同寻常的性或爱,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的最精彩的篇章。

   在所有这些性爱小说中,无论是正常的性爱,还是破格的性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全是女性。那些女人总是能看准时机,及时表达自己的感情,然后又再一次看准时机,突然剥光自己,赤裸裸地面对男方,逼得男方不得不将戒律与禁忌抛到脑后。《窥浴》、《小孃孃》、《小姨娘》中都有很典型的例证。更详尽的描写可以从另两篇小说中读到。六十几岁的邱韵龙背着老妻与一位三十几岁的寡妇约会,有一次,“邱韵龙送她回家。天热,女的拧了一个手巾把儿递给他‘你擦擦汗。我到里屋擦把脸,你少坐一会’。过了一会,女的撩开门帘出来:一丝不挂”。(《迟开的玫瑰或胡闹》)这一举措大大推进了他们关系的发展。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为了给父亲治病,以卖淫的方式与王老板和他的大儿子保持着性爱关系。可她内心想的是王老板的二儿子王厚堃。她把王厚堃接到家里来看病,王厚堃开好方子准备离开时,“辜家女儿忽然把门闩住,一把抱住了王厚堃……含含糊糊地说:‘你要要我,要要我,我喜欢你,喜欢你……’”(《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这些人物都是极为安守本分的人,即使给生活压得奄奄一息也无所抱怨,唯在性爱上割不断那丝向往与遐想,一旦有机可乘,就无可遏止地表现出内心的追求与骚动。如果向更深层追索,可以发现,他们是以性反抗的方式,表达着对于阴暗死寂的生活的质疑与抗议。

   这种质疑与抗议,在汪曾祺小说中不算太少。从中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在读书人与非读书人之间,敢于质疑与反抗的总是那些非读书人,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敢于质疑与反抗的总是女人。汪曾祺一生蒙受过许多摧迫与凌辱,形成了许多心理障碍,他深知自己这一类人无论如何都无力跨越这些障碍,他们只能一味地恐惧、颤栗、一味地逆来顺受。他对那些非读书人和女人还抱有一丝希望,让他们冲破一点压抑,表现一点勇气和力量。

   然而,无论谁的勇气和力量,归根结底仍是来自汪曾祺的内心。无论是高大头、小王,还是辜家女儿、年轻寡妇,还是那只赴死的天鹅,都是汪曾祺内心骚动的承载者和表现者。

   汪曾祺确实申明过他不爱深刻而偏爱和谐,〔1 〕还说过小说应该除净火气,但他分明表白过他还做不到,而且强调说:“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2〕所谓浮躁, 即是尚难达到与现实的完全认同与和谐,尚怀若干不满、怀疑、拒绝、批评之冲动。汪曾祺主观上不喜欢这种冲动,但他的生命意志却偷偷地将这冲动或曰骚动寄寓到那些小说人物身上,使之得到艺术的表现。有时候,汪曾祺也想放纵一下,不顾艺术上的唐突,直接表达他的浮躁与骚动。邱韵龙曾宣称:“我宁可精精致致的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以此捍卫自己的黄昏恋。小说紧接着邱的话写道:“这实在是一句十分漂亮,十分精彩的话,‘精精致致’字眼下得很好,想不到邱韵龙的厚嘴唇里会吐出这样漂亮的语言!”不难看出,汪曾祺对于破格举措,对于敢作敢为的人,有着天然的深切的好感,对于沉默者的爆发充满共鸣与敬重,以致于如此狂肆地打破小说体式,跳到前台来表达他对于邱韵龙的无可遏止的好感与敬重,恨不得唱一曲热情洋溢、激越铿锵的丘韵龙赞(也就是破格者赞)。《大淖记事》有云:“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愤世之情不可谓不浓。为了表示对基层官员政治优越感的反感,《七里茶坊》中还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他的意思我其实很明白,他是问他们政治上可靠不可靠。他怕万一我带来的人会在公共厕所的粪池子里放一颗定时炸弹。”连杂文笔法他也用上了。可以说多少还是有点“浮躁”的。

有时恐怕还不只是浮躁,甚至也不只是尖刻与愤激。当他象高大头一样“机警”而“锋利”时,他不但能保持强烈的现实感,而且有审视现实的力量。《黄油烙饼》的背景是大办食堂的时代,那时正在营造天下平等丰衣足食的政治乌托邦,可是汪曾祺却暗示那也正是一个饿死人的时代。萧胜的奶奶为了将一瓶黄油留给儿孙而自己饿死了,而那些干部却与民众分开吃饭,他们吃的正是米饭羊肉黄油烙饼之类。小萧胜步步紧逼地追问他爸爸,他们为什么能吃上黄油烙饼,为什么因为是干部就能吃上黄油烙饼,他对一个苦难时代的探究冲动叫他爸爸惊慌不已。《七里茶坊》大大强化了这种探究冲动,它不只是用一个人物,而是用整体结构和整体气氛,有力地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怀疑和幻灭,而且别具匠心地在小说内部安排了一场直接而又迅速的乌托邦建构与幻灭。但对汪曾祺来说,这个小故事的意义却非同小可。汪曾祺作为士大夫家庭出身的少爷,受够了诗书教化和琴瑟熏陶,对世界充满了乌托邦虚构。步入社会后,这个虚构被反复戳穿蹂碎,可他开始怎么也不愿承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汪曾祺   小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876.html
文章来源:《小说评论》(西安)1997年0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