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末世的温馨

——汪曾祺创作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9 次 更新时间:2015-10-15 2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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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  

     记忆中的温馨

   汪曾祺所作小说不多,但在八十年代的文坛刚一出场,就引起巨大反响,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论者对其文学成就和意义作出越来越高的评价,这使我常感惊奇。近期将他的主要作品一一览过,他的独特的文学面貌再一次令我惊奇。惊奇过后,我被这样一个问题所吸引: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创作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本文所述,即是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我素来相信,通过了解一个作家的成长历程来了解他的创作奥秘,永远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本文乐于从汪曾祺的童年写起。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士大夫世家。祖父是清朝末科拔贡,还是个眼科大夫,开过药店。他曾教汪曾祺读古文,习书法,给了小孙子以传统文化的濡染。但真正影响汪曾祺气质的,是他父亲。1990年,七十岁的老人汪曾祺这样描述他的父亲汪菊生: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他会做各种灯。……用小西瓜……做成西瓜灯。[①a]

   这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士后代,可谓棋琴书面无所不通,花鸟虫鱼无所不爱,表现出明清以来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不仅如此,春天,汪菊生亲自做风筝,拉着用胡琴老弦做的风筝线,带着孩子们在蛰冬的麦田里疯跑,被人称作“孩子头”。汪曾祺在家里练唱戏,汪菊生乐滋滋地为儿子拉胡琴。儿子在学校开同乐会,他应邀去给孩子们伴奏。他喝酒时不忘给儿子倒上一杯,抽烟时总是摸出两支自己一支儿子一支。儿子十七岁时陷入爱河,在家里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成了热心的谋士[②a]。门第高贵的士大夫,温柔敦厚的儒生,满面春风的仁者,迷于丹青的隐士,多才多艺的才子,情趣盎然的老顽童,汪菊生可以说是中国乐感文化的杰出作品。汪曾祺这样描述他的父亲时,实际上暗寓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实际上,汪曾祺几乎可以说是汪菊生的复制品,至少在气质和修养和情趣上保持同构。例如,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挥毫泼墨,画累了饮酒,饮够了作画。例如,在女记者们的簇拥下笑谈诗书,调弄丹青。再例如,给年轻人讲笑话,在聚会上自告奋勇放声高歌等等[①b]。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汪曾祺从小受到家族的宠爱,少年时又聪明过人,内心自然拥有一种优越感。家里人曾按当地风俗,为这个“惯宝宝”认了好几个干妈,还在道士观、和尚庙为他记了名[②b],以保他福寿双全。他的二伯父早亡无嗣,按着惯例长房次子“派继”给了二房为后。可二伯母太爱三房长子汪曾祺,终于以“爱继”的方式要了过去[③b]。稍大以后,他在父亲的画室里胡涂乱抹,总是受到称赞。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是著名的小画家。每次写出作文,总能得到老师和父亲的赏识。用一句俗语来说,汪曾祺是在蜜罐里长大的。他在一篇小说中写道:“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④b]汪曾祺所拥有的,正是这样一种让所有的孩子都羡慕的童年。正是这样的童年,决定了他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所成就的类型。在谈到作家的成长条件时,汪曾祺说过如下两段话: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要对生活充满兴趣,充满好奇心,什么都想看看。要到处看,到处听,到处闻嗅,一颗心“永远为一种新鲜颜色,新鲜声音,新鲜气味而跳”,要用感官去“吃”各种印象。[⑤b]

   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⑥b]

   汪曾祺的文字让我读出了这样一个少年和一种情景:这个少年有时在祖父的药店撒娇,有时在父亲的画室陶醉。他永远保持内心的欣悦,感官尽情地开放,他尽情地欣赏着河里的渔舟,大淖的烟岚,戴车匠的车床,小锡匠的锤声,还有陈四的高跷,侉奶奶的榆树。这个少年简直是个纯洁无瑕身心透亮的天使,那个高邮小城则是一个幸福和乐的温馨天国。

   然而,我禁不住暗生疑心: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的苏北平原,真的有这么一个温馨天国吗?这会不会纯粹是作者记忆中的温馨?一个人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有多种呈现方式,你究竟在下意识中选取哪一种方式,很大程度取决于往后的经历。每个人回忆童年时实际上都是以现实作为参照的。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下汪曾祺成年以后的生活轨迹。

   汪曾祺是在1939年他十九岁时离开家乡的,直到1981年他享誉文坛时才在地方政府的邀请下第一次重返故里。在此间漫长的岁月中,以下诸事不可不予记述。

   某个月夜,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陪两位女同学去昆明翠湖中的圆形小岛上游玩。在这月朗风清、远离尘嚣的仙幻之境,忽然出现了一队巡逻兵,为头的一个极为粗野地训了他们一通。这真是典型的“秀才遇到兵”的情景。半个世纪后,素以含蓄淡雅著称于世的汪曾祺就此感慨道:“这不但是煞风景,而且身为男子,受到这样的侮辱,却还不出一句话来,实在是窝囊。我送她们回南院(女生宿舍),一路沉默。”这与父亲帮他谋划情书相比,别若天壤。正是在这“一路沉默”中,那如钢枪一样冷硬凶暴的意象,深深地烙在了这位大学生的心间。

   1944年,当局要求汪曾祺这一届毕业生必须做美军翻译官,否则以开除学籍处之。也许有人将此视为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契机,但汪曾祺的家乡出产的是“失败的大人物”,这给他“观察封建时代中国的政治传统提供了独到的视点”,他“自然是不愿意跳到历史的漩涡里去的”[①c]。他拒绝了这种粗暴要求,又一次“一路沉默”地逃离开去。

   1958年,单位上完不成打右派的指标,党支部动员汪曾祺为黑板报写一篇批评不正之风的短文,然后据此将素来安守本分的汪曾祺定为右派,并剥夺工作权利,下到农村劳动改造[②c]。近二十年后,当别的知识分子纷纷从厄运中抬起头来,他却深陷漩涡之中,有一个专案组专门审查他的政治问题。此间的惊险自不待言。他在文坛重新露面,要等到这场审查不了了之之后[③c]。

   此外,他还有两次遭到这个世界的拒绝,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1946年,他在上海失业,一度打算自杀[④c]。另一次是1962年,他结束了乡下的劳动之后,回到北京,原单位对他板起了冷脸,不再接纳他[⑤c]。

   所有这些遭际,都远远超出他少年时期的人生经验。这个善良斯文清纯如水的书生,一次次被这种粗暴的事件颠来簸去。也许他应该及时调整感受世界的方式,对这个由一系列粗暴事件构成的世界和人生主动地进行沉勇而又严酷的拷问,进而滋长起批判世界的热情和担当患难的力量。中国古代许多儒生都是这样生成发展而来的。然而汪曾祺这一代人却无力步此后尘。

   晚明以来,中国社会文化一直处于整体性衰微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道统凋蔽,纲纪紊乱,社会动荡日烈,政治专制日酷。士人在越来越严峻的境遇中,信仰崩溃,气势虚弱。“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⑥c]。到了清康熙后期,“大倡风雅和文字狱”,将部分士人经世致用的崇实学风“扭曲为畸形的乾嘉学风”[⑦c],人们“纷纷躲进故纸堆里,读经校书,不问世事”[⑧c],学问和修养日渐增长,精神却无从发育。随着科举废除,儒士地位更是急剧下降,他们终于失去了得以匡扶天下、担当世界的传统途径,从而彻底失去了发育胸襟,培养豪气的历史机遇,彻底失去了安邦定国,济世救民的心力膂力。他们只好关起精神的门扉,躲在感官的院落里,或提笼架鸟,鼓瑟调琴,或狎妓戏柳,纵酒溺烟,或巧制玲珑,精养花草。总之,他们不遗余力地放浪形骸,不失时机地沉溺于某些特定种类(重技术训练的那些种类譬如博弈、弹奏、词曲、书画、园林、烹饪等)的娱乐文化和审美文化之中。至于内在的精神世界,则渐趋荒芜,只剩下满目榛莽。在榛莽深处,掩藏着一份清高,一份善良,一份安守本分,一份自得其乐。他们有时可以活得很潇洒,很才华横溢,很灵气飞扬,但他们完全无力应对社会的黑暗与历史的悲剧,终于沦为发育不全的精神婴儿。正是几百年的压迫和摧残,把中国士大夫造就成了这样的精神婴儿,善良、文弱、恐惧、麻木、逃避责任、嘲解悲剧、自守优雅,自欺欺人是这种精神婴儿的基本品性。实际上这些品性已经成了士大夫的代称。从明之唐伯虎、袁宏道,到清之袁枚、李渔,到今人周作人、林语堂、陈寅恪、钱钟书,无不属此,可谓渊源有自,血脉旺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背景中,汪菊生汪曾祺父子出现了,他们正好继其余脉,成为了中国末代士大夫。

   不难想见,当善良文弱的少年汪曾祺初次涉足于兵慌马乱流氓蜂涌的中国社会,会出现多么奇怪的情景。就像一个天使突然下到了地狱(而不是凡间)之中,这是一次外具喜剧效果,内具悲剧意蕴的相遇。回程车是没有的,迎上去是唯一的出路。然而,汪曾祺没法如此,他所仰承的精神资源中没有这种力量。他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努力收缩自己,隐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尽可能地与世界保持距离,持一种心平气和、不惹是生非的生活态度,不断嘱咐自己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二是闭上眼睛,乘上臆想的回程车,重返伊甸园,让自己的精神在失去的画室、失去的巷闾间求得一份轻松、安宁和陶醉。现实的境遇越是恶劣,他就越是急切地踏上回归童年之路,并给那童年的乐园添加上无限的柔情和温馨。时届老年,汪先生诗云:“近事模糊远事真”[①d]。此诗表明他要着力遗忘与逃避现实的冷酷,只有那遥远的童年,才是他精神的领地。仅此一语,即从题材选择、叙事风度、心理动因、精神指向等等方面,揭出了他的创作奥秘。

     寻找父权

   汪曾祺离开家乡以后,表现出极重的眷恋之情,他曾借知青话题表达过这种精神断奶所带来的痛苦和感伤。“大多数知青是从温情脉脉的纱幕中被放逐到中国的干硬的土地上去的。我小的时候唱过一支带有感伤主义色彩的歌:‘离开父,离开母,离开兄弟姊妹们,独自行千里……’知青正是这样。他们不再是老师的学生,父母的儿女,姊妹的兄弟,赤条条地被掷到‘广阔天地’之中去了。”[②d]这种从血缘伦理关系中剥离出来的恐惧感,直到老年还如此深重灼热。七十岁生日那天他写道:“十九岁离乡,四方漂泊,过什么生日!”[③d]流溢出对自身身世的悲悯和对“污浊而又混乱的时代”[④d]的愤慨。中国士大夫向以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自我标榜,汪曾祺专门就此著文介绍自己的生存智慧时,却不慎露出了马脚: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⑤d]

   看来,中国士大夫们的洒脱多半是装出来的,他们所标榜的那一套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主要是在无力担当人生时用来自我辩解自我解脱的,其中充满了委屈和无奈,亦不乏自欺欺人的成分。实际上,无论多么柔弱的生命,也无论他多么明智地自我取消,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下意识中,他总是会对非人的力量抱有敌视和自卫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多半会以极为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这种“表现”,让人感到生命的坚韧和不屈,正是通过对这“表现”的表现,文学才博得人们的亲近和尊敬。

汪曾祺作为一个在蜜罐里腌渍太深无从发育的精神婴儿,面对这样“污浊而混乱的时代”,显然无力自处。在他逃向童年回忆的途程中,他以各种方式自卫。一种是努力寻求父性权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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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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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沈阳)199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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