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6 次 更新时间:2012-10-02 14: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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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不仅发明了“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论》的贡献,更在于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虚拟资本、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个发现的意义,到今天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

  可以毫不客气地这样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终结了古典经济学,而在第三卷中,他实际几乎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在马克思身后,经济学讨论中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无非就是围绕《资本论》第三卷进行的辩论而已。

  当然,马克思去世后所形成的各种学派,根本就不承认这一点,不管这里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的角度来说,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或者说,这就是因为人们往往只是读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就以为已经了解了《资本论》、就已经彻底读懂了马克思,甚至已经“终结了马克思”(当然,还是需要考虑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连第一卷也没读过)。

  

  《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资本”

  

  马克思主义最通俗的阐释者是恩格斯,但是,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读者却并不是恩格斯,这是因为:恩格斯对于“资本”的理解,其实不过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资本”,即那种必须通过“商品与劳动”才能实现的资本——是那种只有在工厂里活动着的资本。恩格斯以为:资本家就是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但马克思却认为:资本家是以货币为工具的投资者,而商品和劳动力的占有者只是“企业家”而已。

  马克思这样解释“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关系说:

  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价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观的目的;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地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页)

  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经营者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即转化为商品与劳动力的时候,他只是“企业家”,只有当他把这种经过生产和销售而增值了的“现实资本”,再次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从中获得了利润的时候,他才是“资本家”。

  资本表现为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和现实资本,而且,这三者之间是互相转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虚拟资本,这就表现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这就表现为产业资本的运动,但是,它们的运动规律却又是相反的:产业资本遵循的是“贱买贵卖”的原则,即遵循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规律,但是,金融产品遵循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运动规律,即金融资本“追涨杀跌”的规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涨价,其购买者就少,迫使其降价,而金融投资品则相反:某金融产品涨价,人们便纷纷跟进,一旦跌价,人们则纷纷抛售。

  这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面教导我们的。

  无论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都是货币资本转化来的,它也还要转化为货币资本才能赢利。因此,只有银行家才是最大的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本家,或者说:是“辛辛苦苦的资本家”罢了,虽然“使用价值,这个绝对不是经营的直接目的”,但对企业家而言,剩余价值的索取,却只能通过商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因此,企业家的全部罪恶,也不过就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从来只是局限在工厂和企业内部,因而是很明显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金融资本才是“霸权”的基础

  

  对于资本的活动,对于马克思关于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现实资本和虚拟资本,恩格斯只是理解了 “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简单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这一部分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提出过的,只不过他们的分析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彻、更彻底罢了。

  而“货币资本”如何转化为“虚拟资本”,才是马克思开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资本主义真正得以成立的东西。”可惜,恩格斯并没有抓住这一点,而一举便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这一部分的是列宁,具体说——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宏文。

  资本活动的起点不是现实资本,而是货币资本,因为是银行家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资本或者是虚拟资本。前一个转化形成了产业资本,后一个转化则形成了金融资本。

  那么,20世纪的金融资本,或者由资产阶级银行所掌握的“货币资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宁指出:这种货币资本的转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虚拟经济领域,即投资于股票、期货和债券。最简单地说:私人银行和资产阶级金融家们,先是通过发行信用,将社会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然后再通过信用的大规模缩水,将社会财富化为己有(列宁将其称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夺积累”)。第二个方面,金融家总是最为积极地投资于军事工业,以此服务于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市场的目的。第三个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便宜,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缺乏,所以,国际资本家集团就更加缺乏向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投入资金的动力,而是通过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即热衷于通过向发展中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放贷,以获取高额利润(卢森堡将其称为“过度积累”)。

  列宁当年说的这些话,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胜过无数政客和理论家的胡言乱语。

  毛泽东通过将“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相联系,进一步阐释了“资本”、“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使得列宁主义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简单地解释什么是“霸权”,我们可以这样说:葛兰西指出,对权力的服从有两种,一种是被迫的服从,这个叫作“强制”;一种是自觉的服从,这个叫作“认同”;而“霸权”就是指为被统治者认同的权力,是被统治者自觉服从的权力。

  关于什么是被统治者自觉认同的权力,理论家们一般认为,这就是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载体:教会、学校、媒体。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体制之下,统治阶级唯一可以不用强制的方式(包括采用强制灌输和洗脑的方式)实现的权力,同样的——也是那种唯一为被统治者所自觉认同、深信不疑的权力,其实也就是“钱”,是占统治地位的私人银行发行的纸币。

  宗教改革运动废黜了教会的赎罪券,但是,资产阶级却把银行当作了教会,把私人银行发行的通货当作了赎罪券。

  因此,马克思方才这样说,西欧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基督教—犹太教的产物,它的基础是迷信,“经济学”乃是资产阶级的新神学,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它与其说是显学,还不如说是巫术和迷信罢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一个“头足倒置”的结构。

  要理解马克思的视野,我们首先必须重新认识世界史,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起源”。

  与我们惯常的“世界史”叙述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在西欧建立起来的,更不是在西欧“内部”独自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美洲的发现,如果为了不绕过世界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如果不是为了避开欧洲野蛮的封建宗教统治,如果没有宗教战争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开封锁,使自己从“欧洲这个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角落突围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发现。如果美洲不能被发现,那么,欧洲就不能积累起后来摧毁内部封建宗教堡垒的力量——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世界”,即欧洲的“外部”、而不是“内部”建立起来的,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过了。

  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指出过的是:仅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与东亚建立联系,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还占据世界GDP首位的中国,欧洲资本主义的霸权依然不能建立。

  实际上,西欧要想取代中国霸权,这仅仅靠船坚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长达340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无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还是英吉利,他们在“天朝”眼里与安南和日本的海盗“倭寇”没有区别。当然,靠传播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种西欧“意识形态”、靠传播这种“普世价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欧能够取代中国成为霸权,靠的其实是白银,更准确地说:就是“天朝”对于白银这个真正的“霸权”的需求和认同——尽管欧洲所掌握的白银主要是从美洲那里抢来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欧资本主义成为一个“霸权”的,就是它对白银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国为首的“旧霸权”对于白银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构成了“自觉的服从”,因此,掌握着白银霸权的西欧方才开始真正成为一个“霸权”——这正如后来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大不列颠,乃是由于世界对于金本位制的认同,而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霸权,则是由于世界对于美元的认同。

  以为今天的美元霸权乃是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生产能力之上的那种观点,不仅是极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谬的。同样的,以为美元霸权仅仅建立在美国的超级武力和武力镇压之上,那也只有部分的真实性。“美元霸权”之所以是霸权,简而言之,就是因为它的霸权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觉认同的,正像人们认同美联储、世界银行、WTO、G8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一样。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是以“金融”为核心的扩张,货币积累,而不是“原始积累”和“现实资本”的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才是资本的核心。

  

  “不均衡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动力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企业主的私有制”,向着企业联合体、股份公司和社会融资的发展,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均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过,恩格斯却“创造性地”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于被“生产的社会化”所代替,而社会所有制,又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代替,最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夺取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就将实现。

  但是,列宁却指出:与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会自动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恰恰相反,他们会成为“工人贵族”,会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摆脱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社会主义“空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很策略性地用卡尔·考茨基替换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独辟蹊径,依然还在那里为跨国公司和华尔街大唱赞歌,那么,所谓“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就是联合和集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中、财富由多数人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最终,社会联合为两大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列宁(也包括罗莎·卢森堡)则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分离、对立和分散,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并不是矛盾愈来愈集中于核心地区、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日益把危机和矛盾(同时也把革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转移出去,转移到“外部”。

  卢森堡率先提出了“过度积累”的概念,所谓“过度积累”,就是指资本家宁肯向海外投资,利用海外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也不愿意给国内工人提高工资、促进国内消费。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正是这种海外投资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散”或者“扩散”到了海外,同时,也把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转嫁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从而既促进了那些地区的民族矛盾,也促进了阶级矛盾。也正是这种矛盾的分散和扩散,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但却使得边缘地区日益成为革命的中心。

  列宁的这个论断一定会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惊。《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说:宣言“用德文、丹麦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于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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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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