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杨家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 次 更新时间:2022-05-09 1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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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二〇二〇年我的陕西之行中,东升安排我去杨家沟参观,出门就下雨,他说:陕北的雨,都下不大,凡是干旱的地方,雨都下不长。结果是他这陕北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雨哗哗下了一天,是瓢泼大雨。我们淋成了水鸭子,浑身发抖,一双鞋里灌满了水,没法穿,只好拎着鞋参观。一场醍醐灌顶的雨,对我研究中国共产党,作用很大。

   回来后,躺着睡不着,想了很多——主要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首先当然是有理想信念,有铁的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世界上夺取政权的共产党,其实都是列宁主义党,马克思虽然是我们的祖宗,但他没有造出列宁那种党,没有通过这样的党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一个坚强的党,一个坚强的领袖,一个坚强的组织原则,这就是共产党成功的法宝,是第一法宝。

   第二个法宝,简而言之,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个精髓,反映在革命者的性格上,就是灵活性、实践性、坚韧性、长期性或者长久性,而这里的根本,就是毛主席说的“会拐弯”,能讲辩证法,在坚持真理的同时,能够不断修正错误。

   苏联等世界上的列宁主义党,凡是能成事的,首先都是因为坚持列宁主义原则,而他们犯错误,最终垮台,则是对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知道得少,不讲乃至不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突出特点是民主作风不够,十分地僵化。

   这说明理想信念当然最重要,但实事求同样重要。毛主席说,不能不断修正错误,就不能不断坚持真理。理想信念,总是要落地,好像飞机,只是在天上飞,落不了地,那就要完蛋。

   党史告诉我们,一个坚强的党,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那就站不住,如果没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那就走不远。

   罗莎·卢森堡说,一个奔向人类伟大事业的莽汉,在为人类解放事业斗争的路上,毛手毛脚地撞倒了一个小女孩——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原谅的。我很晚才读到她这句话,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震撼了我。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喜欢列宁,因为列宁简单,我说我喜欢卢森堡,因为她复杂。

   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它只有列宁主义的那一个原则,而没有卢森堡提出的另一个原则。最终,列宁主义的原则被斯大林搞到了反面,斯大林胡搞,党内却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制衡他,苏联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党,一旦顺利些,就要犯左的错误,一旦受挫折,就要犯右的错误,我们什么时候做到不左也不右,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党就真的成熟了——这个话,就是老人家在杨家沟说的。

   一、扶风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代号为“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共计六百余人,来到了地处米脂县城东南二十三公里的杨家沟。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四个月零二天,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居住最长的地方。

   杨家沟其实不是一个村,而是个百年屹立的坚固城堡,这个城堡名叫扶风寨。杨家沟的主人并不姓杨,而是姓马,马家是陕北的望族。

   进入杨家沟后,中央机关住在马豫章家的院子里,马豫章,是马氏家族十二世掌门人,他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汉中、北平、西安之间做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冬,马豫章协助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从事联共反蒋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后,马豫章任肤施县(今延安)县长,毛泽东称他是“白皮红瓤”的抗日县长。

   毛泽东在杨家沟的住处,是马家十代传人马醒民亲自设计建造的“上院”,这个院落,可谓是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一排窑洞分别为中式、日式和欧式,窑洞屋内建有洗澡间,洗澡间内设有进水孔和排水口;窑洞采用地下取暖,地板下面都是空的,设有走烟道,从外面窗下地灶烧木炭,炭烟通过烟道,使地板发热来达到取暖的目的。当年,毛泽东站在上院城堡的大门口,曾经感叹说:这位建设者既懂得建筑,又懂得军事,既懂中国,又懂世界,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一九四八年一月,毛泽东在上院与前来参加“十二月会议”的陈毅多次谈话,两位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围绕着人心这个问题,再次深入讨论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向群众讲清楚,我们不是要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腐败集团和剥削阶级。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心的问题,十年内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就比较雄厚,结果是我们丢了井冈山,丢了苏区,王佐、袁文才、李文林,这些好同志,都被错杀了,当时我们犯了大的错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蒋介石消极抗战,搞独裁,打内战,以及买办集团垄断金融,把经济搞垮了,使他断送了国民党的江山。

   在与陈毅的谈话中,毛泽东深刻阐释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什么是阶级、如何认识和划分阶级。所谓阶级,不是指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指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人格化”。革命,是指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不是指打倒一批人,换成另外一批人。

   关于阶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做出说明如下: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正是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毛泽东指出:正确认识、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保护力量与破坏力量,这才是我们认识阶级、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前提,如果离开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正确分析去划分阶级,这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

   在杨家沟,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国经济中的官僚买办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问题。

   二、伟大转折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而会址就是马豫章家的客房。

   此时,战争的形势已经日益明朗——由美国人空投到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已经被林彪团团包围起来了。而其余的国民党军队,再也不可能突破从山东到陕北的漫长的战线,而在国民党统治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已经没有多少兵力了,在中国大地上,共产党人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报告最鲜明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气势磅礴的“大历史”视野,他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大视野观照当下。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杨家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奋斗征程的转折点。

   什么是“转折点”?就是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转向胜利,另一种可能性是转向失败。毛泽东说,在这个顺利的时候,尤其需要用“可能失败”来提醒大家,不要让胜利冲昏头脑,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最容易失败?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最容易走向失败。

   从这样的“大历史”视野,毛泽东特别指出,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就集中体现为人心的转变。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中共二十六年奋斗的经验与教训,他说,今天,我们最大的胜利,不是别的胜利,而是赢得了人心,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心动向发生了变化,是人民群众站在了我们一边。而蒋介石被孤立了,他失去了“人心”,民心、士子(即知识分子)之心。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说——蒋介石正在失去人心,人心有转向我们的趋势,但是,我们绝不能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人心,更不能说,蒋介石失去人心,就等于我们已经获得了人心。

   因此,必须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转折点”,说中国革命处于转折点,不等于说处于胜利之中,恰恰相反,处于转折点,乃是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如果稍有闪失,则胜利就会转变为失败,大好局面就会如镜花水月一样丧失。

   毛泽东指出,全党在这个时候,必须高度清醒地认识到“转折点”究竟意味着什么。紧紧围绕着“民心”这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此前奋斗的历史。他说,我们过去失败,主要是因为人心向背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所谓统一战线,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而我们过去的错误,也主要在于此处。

   北伐时期,我们本来不孤立,但党脱离了军队,脱离了农民,因为右倾而孤立了。十年内战期间,我党的主要缺点就是左,因为极左,不但在城市里被孤立,造成在城市立不住,而且在农村也搞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在农村片面地讲工人阶级利益,结果只能是把工商业很快搞垮,把基本生活也很快搞垮了,那时,我们虽然在农村还是有群众,还不能算完全孤立,但讲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把中间力量都得罪了——总起来说,是孤立了自己,而不是孤立了蒋介石,最后在苏区也站不住了。

   抗战期间,我们就比较好,吸引一些政治上进步的基层开明绅士到人民政府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以后还要照此办理。今天,我们讲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是“不左也不右”。我们的任务是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团结起来,共产党必须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一边,而不是刻意地使人民对立起来。而且要格外注意:对学生,对知识分子,一定不要犯左的冒险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延安审干,是个极大的教训。

   三、“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提醒革命者说: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的这些话,是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出发点。

在杨家沟,毛泽东反复地与陈毅谈到:我们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如果不注意这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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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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