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洪武 曾召国: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

——兼论《正义论》证成结构的思想“原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5 次 更新时间:2012-09-20 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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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洪武   曾召国  

  

  一、罗尔斯所理解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道德建构主义”

    

  罗尔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从未间断过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其“康德解读”的精髓是从哲学方法论上把康德伦理学理解为一种“道德建构主义”(moral constructivism),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并把它运用于道德和政治哲学。

  作为“道德建构主义”的康德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在同“理性直觉主义”的对比中形成的。后者认为道德判断之真伪,依系于它是否符合“一个先于(prior to)或独立于(independent of)我们关于人、社会以及道德学说之公共社会作用观念的道德价值秩序”。(Rawls, 1999, p. 511. 下引罗尔斯外文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根据这个特征,首先,“理性直觉主义”是一种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即主张世界上诸事物之间相互“适合”(fittness)的本性,使得存在一个先天的、自明的道德秩序。这一秩序独立于(或无关于)人们看待自我、他人、社会以及道德本身的具体方式。例如。给定上帝的优越性,崇拜他就是“合宜”的;给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努力促进每个人的利益、遵守契约、公正待人、扶危济困就是“合宜”的。其次,它是一种特殊的认知主义(cognitism),即把道德看作一种类似于数学定律的知识,认为人们借助理论理性(理性直觉)就能够发现它。与这两点相关,理性直觉主义只要求一种特殊的、“不纯粹的人的观念”,即仅仅作为“认知者”(knower)的人的观念。这是因为道德真理是前定的,故而,人只需要知道它是什么。最后,理性直觉主义还包含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心理学假定,即人们对那个先在道德秩序的承认本身就可以激发相应的道德行动。这样,道德哲学最终只关涉一个认识论问题。(ibid; Korsgaard, pp. 99-122)

  理性直觉主义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因为:如果有可能说明存在这样一种独立的道德秩序,那就可以有效回击各种威胁着人们日常道德信念的怀疑论、自然主义、非认知主义、主观主义学说。(ibid, pp. 104-105)然而,在罗尔斯看来,理性直觉主义即使并非完全错误,也不是最合理的。而康德的道德哲学为捍卫人们的道德信念提供了一种更合理的进路,此即“道德建构主义”。

  罗尔斯提出,“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赋予正义和德性义务以内容的特称绝对命令被看作是由一个建构程序(绝对命令程序)确定的,该程序的形式和结构镜射了(mirrors)我们的两种实践理性能力以及我们作为自由而平等的人的道德地位。我们将看到,康德认为自由而平等、合理而理性的人之观念,是一个隐含在我们日常道德意识中的理性的事实”;“这个建构程序的形式和结构被认为是对纯粹和经验实践理性全部要求的程序性再现”;以及,“康德学说的特点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人的观念对具体确定其道德观点的内容起着核心作用”。(2000, p. 237)

  在罗尔斯看来,康德道德建构主义与理性直觉主义之间最深层次的分歧,在于对道德本身以及对道德哲学的目标持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在康德道德建构主义视域中,道德不是有待人们凭借理论理性去发现的某种先在的、独立的价值秩序;人们所运用的各种道德概念并不是人们用以描述实存世界的概念图式的组成部分;在人们对各种非道德概念(如红色、波长等)的运用和对道德概念的运用之间没有平行的对应关系。相反,对我们的判断和行动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的道德法则,根源于人自身,根源于人的(纯粹)实践理性,是实践理性自身的原理或法则。人具有实践理性(如同人具有理论理性一样)这一说法,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事实,即康德所谓的“理性事实”。它蕴含在人们日常的道德感知、意识和判断中,蕴含在人们看待自我和他人、看待社会以及看待道德之公共社会作用的方式中。实践理性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由的前提,任何在正常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类成员都可以获得这一能力。(纯粹)实践理性能力意味着人们(至少潜在地)能够具有自由意志,亦即具有超越各种自然倾向、自行决定其目的的欲求能力,以及具有根据所设定的目的或对象观念将之实现出来的趣味(即康德所说的“实践趣味”)。道德法则本质上就是人们形成自我决定的意志和实践旨趣时所施诸自身的法则。换言之,它体现人的自律性。一旦体现出了这种欲求能力和实践趣味,人们就能够揭示出自身的自由——前者揭示了人的消极自由,后者揭示了人的积极自由。

  然而,人毕竟处于自然秩序之中,各种感性欲求总是有可能干扰人的实践理性,遮蔽道德法则在人身上的本真性。人们会因此误认为还存在某种更根本的自然法则决定着实践理性原理,进而形成某种“他律”的道德观,乃至对道德本身失去“合理的信念”。由此可见,纯粹实践理性、道德法则以及人的自由,对于非理想化的道德主体来说,既不是完全晦暗的——因为它隐含在我们的日常智性活动和观念中,也不是完全透明的——因为人类不具有对自由的“智性直观”,并且总是有可能受到各种自然倾向的诱惑。为了不丧失对道德的“合理信仰”,不陷入各种形式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或某种他律的道德观,人们就需要通过理性反思来澄清道德在其身上的本真性,进而揭示其自身的自由。这也正是康德对道德哲学属性和目标的理解。罗尔斯对康德伦理学作出建构主义解读,就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一点。这一解读的基本结构是:借助一个通过反思而“拟定”(lay out)出来的“建构程序”,再现出(纯粹的和经验的)实践理性的全部要求;继而说明,这种程序性再现能够显示出道德法则所具有的本真性,以及这一本真性能够使道德法则成为自由的法则,亦即说明正是在对至上的道德法则的意识和遵循中,人类行动者向自己揭示了自由的可能性。

    

  二、康德“道德建构主义”的核心要素:“绝对命令程序”

    

  在罗尔斯所理解的作为“道德建构主义”的康德伦理学中,一个用以再现实践理性要求的“建构程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即所谓“绝对命令程序”,包括四个步骤(cf. ibid, pp. 167-169):

  1.一个理想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欲望倾向、主观信念以及各种客观约束,提出一个“理性的”(rational)准则,如:“在条件C下,为了实现目的或事态Y,我将做X”。

  2.将该准则普遍化得到:“在条件C下,为了实现目的或事态Y,每个人都将做X”。

  3.将第二步得到的普遍化准则转化为一个“自然法则”,得到:“每个人在条件C下,为实现目的或事态Y,都将——好像被一个自然法则所规定一样——做X”。

  4.该行动者将第三步中的那个假设的“自然法则”合并到现有的自然法则中(它们是该行动者以及其他相似的行动者所能理解的),并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个新的自然秩序到底是何种秩序。我们把与这个新的自然秩序相联系的、想象的世界称为“调整过的社会世界”(a perturbed social world)。对这个四步骤的程序,罗尔斯提醒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康德只关注充分合理而理性并且真诚的行动主体的道德推理过程。绝对命令程序是刻画这种行动主体在其道德思考中所隐含运用(use implicitly)的审思框架的一个图式。他把运用这一程序所预设的某种作为我们共享人性之部分的道德感知能力,视为是理所当然的”。(1999, p. 498)包含在这一评注中的几个关键点,为我们理解绝对命令程序在康德道德建构主义中的地位提供了线索。

  首先,我们应注意“隐含运用”以及“图式”的确切涵义。对此,罗尔斯的说法是,“绝对命令程序不应被看成是对这样一个推理过程的描述:每当某个道德问题出现时,我们都有意识地和直接地进行这种推理。……康德的观点是……我们的道德推理(当它是合理的且站得住脚时)在并非有意识地和直接地受到这一程序引导的情况下也能满足它的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关于这些要求的知识,其正确的推理也不需要知道它们。康德的目的不是要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确切地说,他认为从哲学角度去理解道德法则的价值在于,通过展示道德法则何以植根于我们自律的人格之中,何以植根于我们拥有的、赋予我们作为某个可能的目的王国之自由而平等立法成员资格的道德力量之中,将有助于确保我们更坚定地接受它”。(2000, p. 218)此外,罗尔斯还指出,把绝对命令程序当作据以“产生正确判断的或多或少是机械的算法系统”,以及当作“戳穿撒谎者、骗子、无赖和怀疑者伎俩的论辩规则”,都是“严重的误解”。“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算法”,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论辩规则”。(ibid, p. 166)换言之,绝对命令程序不是对主体真实的道德审思过程的描述,而是对它的一种理性重构。绝对命令程序更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的机械的道德公式;一个人的道德审思是否蕴含了这一程序所体现的“图式”,最终取决于他是否有勇气运用自身的理性。

  其次,我们应注意绝对命令程序刻画的是“理想的道德行动者”所隐含的道德审思图式(严格地讲,罗尔斯所规定的理想行动者还具有“真诚的”和“具有道德感知能力”这两个特征)。在罗尔斯的所有著作中,“合理的”(reasonable)和“理性的”(rational)都是两个极其重要的用语。大致而言,“合理的”对应于“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意指一个人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说明理由,以及愿意倾听别人的理由,或者愿意提出并遵守一项正义或道德规则(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合理的”还包含承认“判断的负担”这一含义)。“理性的”则大致相当于“经验实践理性”概念,意指采用最有效的手段实现既定目的。在绝对命令程序中,纯粹实践理性(“合理的”)与经验实践理性(“理性的”)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下述三个方面:(1)绝对命令程序既再现了纯粹实践理性要求(即“合理的”),也再现了经验实践理性要求(“理性的”)。(cf. 1999, p. 515)(2)在绝对命令程序中,“合理的”即纯粹实践理性要求又绝对优先于“理性的”即经验实践理性要求。(cf. 2000, pp. 219-226)(3)“合理的”与“理性的”代表的不是人的两种理性力量,而是同一种理性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存在互推关系,而只存在一种以特定优先性规则为前提的互补关系。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罗尔斯是立足于康德绝对命令的第一个公式即“普遍或自然法则公式”而“拟定”(lay out)出绝对命令程序的。对此,我们要澄清一点:如何理解“拟定”一语?罗尔斯认为,人具有自我意识或者说反思性的心灵结构,因此可以把理性本身作为理性反思的对象。一方面,从人的理性之有限性来说,这种反思具有可错性,故而必须无限地进行下去;另一方面,从实践的需要来说,人又必须把其所能达到的反思结果视为“暂定之点”。罗尔斯认为他所“拟定”的绝对命令程序,就是在反思人之理性本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暂定之点。(cf. 2000, p. 243)

    

  三、康德“道德建构主义”之结论:道德法则的本真性

    

  尽管绝对命令程序展示了道德法则和自由在“理想道德主体”身上的根源,但是,对作为非理想人类主体的我们来说,这还只是一种“理性理念”。作为一种纯粹的理念,它没有任何适用的对象,尤其是,它不能直接适用于我们。正因为如此,罗尔斯才说,“鉴于道德法则仅仅是一个理性理念,单凭这前两个条件(指“内容条件”和“自由条件”——引注)还不足以阐明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他还说,“康德的观点是,一个概念要想具有客观实在性——即要想运用于某种事物并在此意义上为真,仅仅以一个分析显示其连贯性(consistent)和可知性(intelligible)是不够的。就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前两章的全部工作而言,道德法则依然是一个‘虚构的理念’。康德想说明的是道德法则的确运用于某种事物,特别是它运用于我们;在它确实运用于我们时,我们是出乎(act from)而不仅仅是合乎(in accordance with)它而行动的”。(2000, p. 254)罗尔斯的意思是,要想彻底说明道德法则在现实人类主体身上的根源,即说明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存在性,就必须能够使道德法则从一个“理性理念”上升到一个“理性事实”。这样就引出了道德法则(或者纯粹实践理性)的“本真性”(authentication)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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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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