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肃:论自由正义理论的道义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0 次 更新时间:2012-09-20 15: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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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肃 (进入专栏)  

  

  关于正义的理论基础问题,哲学家们可谓众说纷纭,难成定论。然而,没有理论的支撑,任何正义理论都是空洞虚浮的。罗尔斯以社会契约论来阐述自己的正义理论,设想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在原始境况下进行理性选择,得出了正义的原则。而功利主义等经验论者不能接受这样的前提,认为这是假想的契约,并无实际的经验证据来支持。尽管如此,正义的理论基础问题仍然无法忽视。不同的理论家可以从不同的立场来进行论证,但大多承认正义是一个社会最核心的价值之一。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是无道义无灵魂的社会,弱肉强食是动物界一部分的行为准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就变成了强盗的逻辑,不能成为普遍的行动标准。解决公平正义问题,需要普遍的理论和道义基础的支撑。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由于强调个体主义和国家中立的原则而被社群主义等理论家批评为缺少道德基础,其“无牵无挂的个人”似乎并不承担道德的承诺。而自由主义理论家则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的概括。罗尔斯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再到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和讲座,实际上都指出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只是这种基础不是广包的伦理和宗教学说,而是类似于道德黄金律那样的最普遍的原则,而其核心恰恰是对人的尊重,突出人的尊严。正如罗尔斯在评论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时指出:“康德的主要目的是深化并论证卢梭关于自由是按照我们赋予自己的法则去行动的观念。这并不导致严苛命令的道德,而是一种相互尊重和自尊的伦理。”①

  这清楚地表明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最终诉求是对人的尊重。这也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终极诉求和道德基础。从洛克到康德再到罗尔斯,这一伦理基础一脉相承。当然,罗尔斯在论述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时不像古典自由主义者那样强烈地依赖于道德信条,甚至像洛克那样以强烈的宗教情感来论述自由主义理念。罗尔斯在思想发展的中期,又把真理与理性的概念明确区分开来,认为政治正义观只谈合乎理性,而不论真理。这就把他的正义观建立在更加独立的基础之上,即所谓“自由站立的”正义观。

  

  一、社会契约与公共理性:正义的理论基础

    

  关于正义的理论是否依赖于认识论上的真理观念,是否依赖于广包的道德学说,哲学家们互有争议,他们个人的观点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讨论十分有利于人们认识正义的理论基础。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基本肯定正义与真理和理性不可分开,并且主张关于正义的理论是关于理性理论的一部分。但到了1985年,他的观点与他《正义论》中的有所不同,他在当年《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② 和两年后发表的《重叠共识的理念》③ 两篇论文中,认为政治正义不需要包含真理观念,因为政治意义上的正义理论的特点之一是“认识论上的节制”,即不讲求真理。这一观点在罗尔斯于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与罗尔斯的观点形成对比,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于1992年在德国出版《事实与价值》一书时已经表现出了不同的观点。1995年,这两位哲学家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发表了有关他们观点分歧的系列文章,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罗尔斯的政治正义观和哈贝马斯的正义理论都很有价值。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围绕政治自由主义争论的核心是正义这个根本问题,两人对于正义的解释存在差别。罗尔斯自己总结他们在正义问题上存在两点根本的分歧。第一,哈贝马斯的正义概念是个广包概念,而他自己的正义概念只是个政治概念。第二,双方所设计的正义概念产生的机制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对话情形是合理的正义产生的分析机制,而罗尔斯则主张这一分析机制应是一种无知之幕后的原初状态。④ 这就是说,罗尔斯坚持社会契约论作为正义的道义基础,而不诉诸形而上学观念和广包学说,包括宗教的、伦理的等思想体系。这就与正义的解释直接相关,因为如果说正义是个广包概念,自然就蕴涵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前提,而说正义概念只是政治概念,就会仅从政治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视角来探讨正义观。

  罗尔斯一再强调他的正义观是“自由站立的”,即不依赖于其他的形而上学观念或广包学说。他指出,政治意义上的正义有三个特征:(1)正义应用于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由一个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所组成(这是《正义论》的核心观点);(2)正义不依赖于任何广包的学说,无论是宗教、哲学还是伦理学,即正义不需要其中任何一种学说来作支撑(这里再度强调他与各种广包的学说划清界限);(3)正义的基本观念均属于政治的范畴,是大众政治文化所熟知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罗尔斯才称为“自由站立的”正义。他指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正义即公平的目的是现实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因而并不是以包含真理的概念出现。这一概念的用意是为那些把自己当作自由、平等的公民达成的有知而自愿的政治协议提供一个基础。这就突出了这种正义观的社会契约基础。在罗尔斯看来,哈贝马斯的正义概念与此相反,因为它是个广包的概念,不仅试图规定正义的一般含义,而且还规定正义的真理性,因而不仅指政治正义,而且指可作为其他正义的理论框架的正义。所以,这种正义必须依赖于某一广包的学说,在哈贝马斯那里,也就是依赖于他的商谈理论和商谈理性的概念。

  哈贝马斯不同意罗尔斯关于正义可以离开真理而自由站立的观点。他认为,罗尔斯关于一个社会的重叠共识不依赖于哲学本体论或终极真理的看法,实际上意味着其本身作为被证明够格的理论的内在价值而存在,因为重叠共识本身只是证明这一点,并未给该理论或概念增加什么。关于正义的理论自身要提供这样一些前提,即“我们与其他人认为它是含有真理的,或它对于我们形成有关正义的基本共识来说是合乎理性的”⑤,否则,它就不能作为我们之间、我们与其他人之间建立政治协议的基础。而且,作为公平的正义也意味着关于正义的理论本身,它在与其他理论发生冲突或竞争时,要在公众对话中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从而要求它与其他理论之间存在一种认识论的关系,即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比较,看哪一个拥有真理。

  罗尔斯之所以在《正义论》中用理想的原初境况作为正义理论的基础,其用意是摆脱各种学说、理论、意识或利益的干扰,用来为他的立论提供一个类似物理学纯粹实验场一样的中立基础。经过多年讨论以后,罗尔斯发觉在正义原则的论证中即便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真理一词,也会带来许多麻烦。他强调正义不依赖于真理观念,其用意亦在对各种学说保持中立,尤其是各种广包学说和顽强的信条,总会影响人们对于正义原则的选择和论证,因而需要为多元化社会提供一个中立的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也注意到罗尔斯的这一用心,并分析了他在两方面的论证。第一点,一个正义概念如欲讲求真,那就不仅要兼容被认定为真的学说,而且要以此学说为立论依据。可是,人们很难决定正义是否以及在何时应依赖于这种真的学说。因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各种学说在宣称真理性与合乎理性上应占有同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即人们很难断定形而上学或宗教境界上的真理。因此,罗尔斯所理解的政治意义上的正义概念只有在对各种并非不合理的世界观宽容时,才是合乎理性的。所以合乎理性的正义不必非讲真理不可。⑥ 哈贝马斯指出,罗尔斯的这些论证也许很符合人们的直觉,但难以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关于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善是第二位的基本观点保持一致。因为强调权利即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想法,而这就又意味着,如果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合乎理性的,那就意指对所有人是合乎理性的,其前提便是所有人对于什么是“合乎理性的”存在一个普遍或综合的了解。广包学说的价值或意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普遍认识。况且,无论正义概念如何合乎理性,如果我们把它与普遍真理的关系看成是偶然性的,那就无法证明其正确性。事实上,为了证明其正确性,就要分析其内容和理念,判断其真理性⑦。由此可见,政治自由主义及其正义理论不能脱离真理而自立、自我固定并实现自身合法化。

  哈贝马斯的这大段论述包含了某种混淆。尊重人权是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属于最高层次的政治观念,在其下可推导出尊重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真理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接受每个人自认为的真理。这里的追求真理的权利是比较抽象层次的,而服从具体的真理则是具体层次的意识,两者在逻辑上不属于同一个层次。我们不能从尊重每个人追求其自认为的真理的权利,就推导出尊重人权就是追求真理。基督教徒和佛教徒都笃信各自认为的真理,但尊重人权的观念就不等于一定服从其中的某个真理,那么,无神论者将如何立足呢?完全可以对具体的真理采取超脱的中立立场,这才是公共理性的持有者应该采取的态度,也是政治正义观所要求的。

  罗尔斯在回应哈贝马斯的批评时指出,哈贝马斯对重叠共识与正义的自我固化问题提出的批评和质疑可归结为两个问题:重叠共识对于正义的证明究竟有何贡献?“合乎理性”一词是指一个政治和道德判断的正确性,还是仅仅指一种反映世事的开明而宽容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回答的关键是对政治自由主义所作出的三种证成和两种意义上的重叠共识作具体的说明。

  罗尔斯指出,在民主正义社会,对一个政治概念存在三种不同层次的证成。第一是有限的证成。在公共理性中,对政治概念的证成要考虑政治价值观,可以将一些特定的政治价值观适当地安排或平衡于社会及其文化中,以致可以回答关于根本宪政正义的所有问题。这种政治证成便是一种有限的证成,是从特定角度和在特定范围内的证成。第二是完全的证成,由每一个社会成员自己来完成。每一个社会成员作为公民接受一种政治观念,然后从他(或她)自己信仰的广包学说去证明该观念是真的或合乎理性的,选择去证成该观念的真理性或合乎理性,取决于该社会成员自己以及所信仰的广包学说能做到何种程度,他(她)可以认为该政治观念是完全证成了的观念,别人同意与否则无关紧要。第三是公开的证成。一个政治社会所有理性的公民通过他们所分享的政治观念嵌入各自的广包学说中去,并同时意识到各自均有合乎理性的广包学说赞同这一共享的政治观念。这里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是大家共同的桥梁,也只有当存在这样的重叠共识时,公开的证成才有可能。

  关于两种重叠共识,简单地说,政治自由主义所说的重叠共识与政治家们所承认的社会上事实存在的对共同利益的共识不同,因为这是指合乎理性的重叠共识。即特指人们对于正义的自由站立的共识,是自由政治社团成员在政治理念上的共识。这是对基本正义原则的重叠共识,而不是围绕各种利益进行讨价还价之后得出并坚守的共同利益。

  由此,罗尔斯正面回答了重叠共识对于正义的证成的贡献问题。他认为公开的证成已经部分作了回答,因为这种证成不仅是一个政治社会出于良好理由而自我固化的根源,而且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政治合法性的道义基础即体现在这些方面。至于“合理的”究竟是指政治和道德判断的正确性还是指开明宽容的态度,罗尔斯则回答道,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求其政治判断包含道德真理,而只要求合乎理性的政治判断。“合乎理性的”一词意指:(1)愿意提议并遵守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并且(2)愿意承担判断的任务,并接受由此产生的后果。所以“合乎理性的”并不意指“真的”。这就澄清了哈贝马斯在词义分析中一定要把合乎理性与真理性挂钩的说法,罗尔斯明确表示两者没有联系。政治自由主义在此既不否认道德真理的概念,也不对使用它提出质疑,只是认为使用或否认道德真理均是广包学说的事务,是其持有者们内部的事情,而不是政治正义观的事情。⑧

  上面简要分析的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争论,两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真理与社会共识的关系问题,即真理是否为政治社会成员形成共识的唯一基础或必要前提。罗尔斯并不否认真理可以是一个基础,或者共识可能包含真理,但他否认真理是形成共识的唯一基础或必要条件。而哈贝马斯则坚持这种必要条件关系,即有共识必然有真理,无真理即无共识,共识必然包含真理。罗尔斯认为两者是或然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是必然的确定的关系。关于这场争论,思想界有不少评论,其中拉摩尔(Charles Larmore)的评论比较极端。他说:“最终,我们时代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转到直接评论对方有关政治合法性和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政治论辩的目标的理念。现在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各自所相信的(无论对错),正是对方哲学的强项和弱项。从整体上看,哈贝马斯试图强调两人的分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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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分析》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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